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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丁汝昌与甲午海战（之一）

在甲午战争中，中日海军共有三次交锋，其中丰岛海战揭开了战争的序幕，黄海海战成为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威海卫之战则最终铸成了中国在整个战争中的败局。因此，从军事角度研究这场堪称海军制胜的战争，在中国方面就不能不考察北洋海军的表现，进而又必然要涉及到对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评价。事实上，后世关于甲午战争的论着，几乎都对丁汝昌有或多或少的评论，可谓众说纷纭，褒贬互见。观点的歧异，既是由于史料取舍、研究视角乃至评价标准的差异所致，也多少与论者有意无意地以后世之观念和标准加以臧否有关。
从丁汝昌前半生的经历来看，他后来能够成为海军统帅实属机缘巧合。他18岁投入太平军，后降湘军，旋即转隶淮军，统领过马队，官至总兵加提督衔，1874年因朝廷裁兵节饷而解职回籍。在家赋闲数年后复出谋职，恰值李鸿章筹建北洋海军并物色海军统帅，遂于1879年被委为督操北洋水师炮船，从此开始了他的海军生涯。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丁汝昌被正式任命为海军提督。其实在他统领北洋海军时，国内受过海军专业培训的福州船政学堂驾驶班前几届学生已先后毕业，其中赴英国深造的海军留学生也已相继归国。但在李鸿章看来，这些学生官未经战阵，军旅资历尚浅，毕业不久就让他们管带战舰已属重用，遑论海军将才之选（注：详见苏小东：《北洋海军管带群体与甲午海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此外，李鸿章选择丁汝昌，显然也是为了更好地直接控制海军。
毫无疑问，丁汝昌并不是海军统帅的合适人选，而且他统领海军时已经43岁，这个年龄对于没有受过专业和专业基础培训的人来说，要在实践中精通近代海军这个技术性很高的专业军种显然是极为困难的。但因此就认定他始终是一个外行海军提督，未免有失公允。丁汝昌虽行伍出身，仅读过3年私塾，却晓畅文墨，能自己起草文函。细读其公私信函电稿，就会发现，他对舰队的日常管理、训练以及协调维修保障等海军业务已相当熟悉，且无不亲力亲为。惟因受自身条件所限，丁汝昌没有也不可能精通海军业务，对海军战略战术更是无从窥其堂奥。另一方面，丁汝昌为人随和，不拘形迹，故与部下的关系较为融洽；但这种性格与其专业素质缺陷相结合，又使他难以在受过专业培训特别是留过洋的部下面前树立应有的权威。了解内情的时人指出：“提督丁汝昌本陆将，且淮人，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注：《张謇致翁同和密信》（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以下简称《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6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49—450页。）在战争爆发前夕，新科状元、翰林院修撰张謇在写给户部尚书翁同和的密信中说：“丁常与将士共博，士卒习玩之，亦不能进退一士卒”，故“丁须即拔”（注：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以下简称《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页。丁汝昌是安徽人，而北洋海军军官绝大多数为福建人，如主要军舰的管带除“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和“平远”号管带李和是广东人，其余均为闽籍。）。张謇在1882年参与处理朝鲜壬午事变时曾与北洋海军有过较密切的接触，此时他与翁同和讨论撤换丁汝昌或有改变淮系集团控制海军的意图，但其对丁汝昌的评论还是言之有据的。
战前的这次关于撤换北洋海军提督的密议，虽未立即付诸行动，却预示着丁汝昌将是战争中朝野共同“高度关注”的对象。换言之，甲午战争对丁汝昌来说，将是他一生中最大也是最严峻的考验。但时人因自身的局限性，往往带着某种感情（或情绪）论人论事，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因此，后世论者在据时议评说丁汝昌时，还应注意了解甚至重建当时的语境；不但要研究丁汝昌在战争中的具体表现，更要考察其周围各种因素对他的影响。
一、不利的开局
从理论上讲，北洋海军这支近代化的舰队，起码应是担负北洋区域作战任务的战役战术集团。而作为这支舰队的统帅，丁汝昌的战时职责应是根据上级的战略意图、作战方针和原则，适时定下作战决心，或根据上级指令指挥舰队实施攻防作战。关于丁汝昌在甲午海战中的实际表现，需要考察的问题应包含两个层面，即首先中国最高当局是否有明确的包括指导海军行动在内的作战方略和计划，然后才能谈到丁汝昌的具体执行情况。
实际上，当时中国还没有建立起适应近代战争需要的军事指挥体制。光绪皇帝无疑是最高的决策者，为其决策提供咨询的是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或译署），具体负责指挥战事的则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参战兵力也主要是他控制下的淮系陆、海军。军机大臣和总署大臣都是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文人，常常是议而不决，苦无对策。年仅23岁的皇帝也不懂近代军事，但他一开始就极力主战。此外，慈禧太后虽已撤帘归政，却仍具有高于皇帝的权威，而她又是主和的（因为1894年是她60大寿庆典）。至于李鸿章，他一方面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不敌日本，一方面又对日本冒险发动战争估计过低，因此希望通过外交努力来化解危机。清廷虽主战，但一开始也曾对外交活动抱有幻想，希望既能避免与日本的军事冲突，又能保持朝鲜以及中朝关系的现状。于是，自1894年6月上中旬开始，李鸿章即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主要是请求俄、英两国出面调停，同时与日本进行多方交涉，总理衙门也与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进行了多轮谈判。但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有的努力均未奏效。
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应朝鲜国王的乞援请求，由李鸿章调直隶提督叶志超等率淮军1500人赴朝协助镇压起义，又派北洋海军“平远”、“济远”、“扬威”、“操江”等舰先后进抵仁川护商。不料，6月12日叶志超部在朝鲜西海岸南部的牙山一线登陆，6月16日不请自来的日军7000人即在仁川登陆，并有多艘日舰聚泊于仁川港。面对日本的军事挑衅和政治讹诈，李鸿章幻想以外交上的折冲樽俎来保全和局，惟恐局势恶化而不再增兵朝鲜，也未进行必要的战争准备和军事部署。
在北洋海军的使用上，李鸿章最初亦无通盘考虑，只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被动地做些临时调度。6月18日，清政府派驻朝鲜总理通商事宜的袁世凯致电李鸿章，谓仁川日舰现增至7艘，中国军舰仅“操江”一船，“济远”、“平远”、“扬威”3舰已先后转赴牙山，应请电商丁汝昌加派数舰前来，壮我军胆。李鸿章遂令丁汝昌在刘步蟾、林泰曾两总兵中酌派一人，统带数舰，速赴仁川防护（注：李鸿章：《寄刘公岛丁军门》（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五日午刻），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7页。）。6月25日，林泰曾自仁川来电，说风闻有5000日军即将到达仁川，请后路速备海军大队，并请调南洋军舰来北洋（注：《林镇来电》（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725页。）。丁汝昌本不赞成分散使用海军，故提出将“镇远”等舰调回威海基地，厚集兵力以图大举。李鸿章当即回电训示：“日虽添军，谣言四起，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林镇等胆怯张皇，应令静守，相机进止，岂可遽调回威示弱？”（注：李鸿章：《复刘公岛丁军门》（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戌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727页。）第二天，林泰曾又电李鸿章，说军舰在仁川战守均不宜，拟留一二舰在仁川探信，余舰转赴牙山备战守，并请速派3艘鱼雷艇来牙山防护（注：李鸿章：《复刘公岛丁军门》（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六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733页。）。李鸿章调舰赴朝既是一种象征性行动，也有相机应变的考虑，但当他听到日本将派鱼雷艇攻击中国在朝军舰的传闻后，对军舰继续留驻仁川或移牙山是否妥当，也有些犹豫难断，遂又转询丁汝昌意见。
丁汝昌认为，北洋海军根本不是日本海军的对手，只有集中兵力尚有与其周旋或拼死一战的可能。他的这一对中日海军实力对比的认识，其实也是北洋海军内部的一个基本共识。“经远”舰驾驶二副陈京莹在战前写给父亲的信中说：“海战只操三成之权，盖日本战舰较多，中国只有北洋数舰可供海战，而南洋及各省差船，不特无操练，且船如玻璃也。”所以舰队官兵的普遍心态是“明知时势，且想马江前车，均战战兢兢”（注：转引自王记华：《甲午英烈，家国情长——北洋海军“经远”舰驾驶二副陈京莹及其甲午遗书所见》，《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2002年第1期，第27页。陈京莹信中所言“马江前车”，指的是1884年8月23日福建水师与法国海军在福州马江之战中全军覆没。）。正因为对己方力量缺乏信心，丁汝昌与李鸿章一样认为应避免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不同的是他反对分散使用有限的海军兵力以应对日益恶化的局势。
6月30日，丁汝昌复电李鸿章，明确表示：“‘镇（远）’、‘济（远）’等牢住牙山，纵备艇雷，万一失和，日必要截，音信、煤粮中阻，必被所困，兵分力单，两难济事。前请调‘镇’、‘济’、‘（广）丙’回防，奉谕恐示弱，故未敢渎请，只得照林（泰曾）议筹备。愚见，水陆添兵必须大举，若零星调往，有损无益。现拟仍申前请，将三船调回，与在威各舰齐作整备，候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直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注：《丁军门来电》（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七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735页。）李鸿章终于同意调“镇远”、“济远”、“广丙”3舰暂回威海整备。因电报不通，丁汝昌与袁世凯和林泰曾都联系不上，特派“康济”号练习舰于次日前往仁川，并带去他写给袁世凯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韩事风波，半由未能慎始所致。然既势成骑虎，遏氛首重海军。能战之舰数本无多，若萃群力以待战命，临时齐申伐挞，庶有以展效用之微长。若以有限之精英，各踞一隅，一经事起，彼族必图要截。彼时外军不足为战，内军不足为援，两力均单，岂能济事？现奉相帅（李鸿章）电饬，将‘镇’、‘济’、‘丙’暂调回防，齐作整缮，以备大举。留‘超（勇）’、‘扬（威）’、‘平（远）’、‘操（江）’分驻牙（山）、仁（川），似此彼族在仁水军，既无可生心，转足以滋其后路之恐。”（注：《丁汝昌海军函稿·致袁慰廷》（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七日），谢忠岳编：《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上册，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版，第490—492页。）按此部署，“镇远”、“济远”、“广丙”随即返回威海基地，以“超勇”、“扬威”驻牙山，留“平远”、“操江”在仁川。
李鸿章虽同意调回“镇远”等舰，但在调动军舰的过程中，似乎对丁汝昌等海军将领的作战勇气产生了怀疑。所以当丁汝昌7月4日请示拟于数日内率8艘军舰和2艘鱼雷艇探巡朝鲜汉江、大同江一带时，李鸿章毫不客气地回电指出：你“带八船操巡汉讧、大同江一带，五六日即回，此不过摆架子耳……大同江是我将来进兵要口，既往巡，即须在彼妥酌布置。备护陆军同去同回，有何益处？人皆谓我海军弱，汝自问不弱否？”（注：李鸿章：《复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二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748—749页。）这里所说的“海军弱”，显然不是指海军实力弱，而是指海军士气弱。李鸿章认为海军出巡五六日即回没有意义，必须与陆军增兵朝鲜协同行动，确保海上通道及登陆地点的安全。
早在6月25日，光绪皇帝即密谕李鸿章，谓“据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着即妥筹办法，迅速具奏”（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年五月戊戌（二十二日），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366—367页。）。李鸿章当时仍在积极运动列强出面干涉，且怀有乐观的期待，尚未认真考虑军事行动方案。在随后的几天里，皇帝又连发数谕，却一直未见李鸿章奏复，因此大为不满。7月2日再谕追问：李鸿章练办海军有年，究竟海军所练之兵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绿营兵丁可备战守者若干，着即逐一详细复奏（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年五月乙巳（二十九日），第371页。）。李鸿章这才上奏报称：北洋沿海现有防军2万人，绿营兵丁疲弱已久，断难抽调远役，但北洋防务尚属完密；海军就现有铁甲、巡洋8舰，助以炮船、雷艇，与炮台相依辅，似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即不增加一兵一饷，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注：《李鸿章复陈海陆兵数折》（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二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071），卷14，第5页，故宫博物院1932年铅印本。）。李鸿章虽信誓旦旦，其实内心即使仅就防守北洋门户而言亦无多大把握，明知北洋海陆军普遍畏敌怯战，却又不能也不敢说出真相。
然而，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增兵朝鲜并解孤悬牙山的叶志超军之危已迫在眉睫。7月9日，李鸿章得到俄国无意出面干涉日本的确信，意识到调停已无望，终于决定用兵。时寓李鸿章督署参与幕事的张佩纶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然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殊可虑也。”（注：张佩纶：《涧于日记》，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七日，《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6册，第482页。）
7月14日，军机处密寄上谕：现在事机紧迫，着李鸿章速筹进兵（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年六月丁巳（十二日），第381页。）。李鸿章计划派一军6000余人进平壤，派一军2000人进义州，均由海路至中朝边界大东沟登陆；牙山叶志超部由商船转运至大同江登陆亦赴平壤，并令丁汝昌酌带海军战舰前往朝鲜海面巡护，以资策应。后又改变计划，决定叶志超军留牙山不动，另调一军2000人由海路前往增援。7月19日，李鸿章电告丁汝昌：增援牙山的部队租英国商船“爱仁”、“高升”、“飞鲸”运送，无须军舰护航，但届时需派数舰往牙山海口外游巡，俟各船人马下清后再巡洋而回（注：李鸿章：《寄丁军门》（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七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790—791页。）。21日下午6时，“爱仁”号运兵船驶离天津大沽。22日上午9时，丁汝昌根据李鸿章的指令，派“济远”、“广乙”、“威远”3舰自威海前往牙山。
差不多在“济远”等舰出发的同时，李鸿章收到一个情报，说佐世保的11艘日舰20日出港，去向不明。其实这个情报并不准确，但李鸿章却信以为真，当即电令丁汝昌带海军大队前往牙山一带巡护，以保障运兵船的安全。他还叮嘱丁汝昌：“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祈相机酌办。”（注：李鸿章：《寄刘公岛丁军门》（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800页。）是日傍晚，第二艘运兵船“飞鲸”号驶离大沽。快到半夜时，李鸿章等来了丁汝昌的回电，内称：拟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广甲”、“广丙”9艘及2艘鱼雷艇赴牙山巡护，“惟船少力单，彼先开炮，必致吃亏，昌惟有相机而行。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而已。”并说：“牙山在汉江内口，无可游巡。大队到彼，倭必开仗，白日惟有力拼，倘夜间暗算，猝不及防，只听天意，希速训示。汤气备便，候电即开。”（注：《丁提督来电》（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日亥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804页。）李鸿章看了这封电报后非常生气，因为丁汝昌表示如日舰来势凶猛便将抢先发起攻击，完全违背了他的遭到日舰攻击后才能还击的指示精神，而且他在丁汝昌不计后果决一死战的言辞背后看出的是胆怯。
恰在这一天，俄国驻华公使曾派参赞面见李鸿章，说已电请俄政府派兵驱逐在朝日军，使他感到形势又有了新的转机。因此，他于次日上午去电痛斥丁汝昌：“牙山并不在汉江内口，汝地图未看明。大队到彼，倭未必即开仗，夜间若不酣睡，彼未必即能暗算，所谓‘人有七分怕鬼’也。叶号电，尚能自固，暂用不着汝大队去。将来俄拟派兵船，届时或令汝随同观战，稍壮胆气。”（注：李鸿章：《复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805页。）就这样，北洋海军主力前往牙山巡护的计划取消了。
丁汝昌发出的请示电报的确令人费解。一是他的话既可以理解为请战，也可以如李鸿章一样从中感觉到畏战，即以孤注一掷的决战态度，来迫使力主保全和局、保全战舰的李鸿章放弃这次出海行动。二是丁汝昌以前曾多次率舰队巡游朝鲜西海岸，此次接到出巡牙山的命令后还要查看地图进行部署，却竟然出现了“牙山在汉江内口”这样的低级错误。尤为奇怪的是，李鸿章在回电中已将取消海军主力出海计划的原因说得清清楚楚，而丁汝昌似乎还不明就里。他在当天写给旅顺水陆营务处道员龚照玙的信中抱怨说：“海军进止，帅（李鸿章）意日一变迁，殊令在下莫计所从也。昨者之电，意在令昌亲带大队赴牙；今日之电，复又迳庭。只有将应需所未备逐事通筹至足，以待调遣之明命耳”（注：《丁汝昌海军函稿·致龚鲁卿》（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上册，第528页。）。
一位海军军官后来这样记述当时的经过：“念二日下午三点钟，大队在威海已升火将启行矣。丁提督电爵相（李鸿章）告行期，右翼总兵刘步蟾惮行，揣时方议和，当轴必不轻启衅，竟将丁电私加‘遇倭必战’四字。爵相得电，果为所悚，复电令缓行，是以船已起锚，忽然不开。后爵相电丁，有云‘我用汝不着，候日俄启衅，令汝观战，以长胆识’等语，盖旋觉其怯也。丁不知刘私添电文，接电竟不解其何意。”（注：《冤海述闻·牙山战事纪实》，《中日战争》丛刊，第6册，第85页。）此说大意与前述李、丁往来电文及其反应基本吻合，惟丁电中虽有遇倭必战之意，却并无“遇倭必战”四字，也看不出有另外加字以改变原意的痕迹。
23日上午，“高升”号运兵船驶离大沽，日本联合舰队也是在这一天才真的离开佐世保港驶向朝鲜西海岸。已抵达牙山的“济远”等舰24日晨开始掩护并帮助“爱仁”号卸船，下午获悉日军已攻占朝鲜王宫、日舰大队即将开到，管带方伯谦决定在协助已到达的“飞鲸”号卸载后即返航回国，并令弱舰“威远”号先行离开。25日凌晨，“济远”、“广乙”出牙山口，在行驶到丰岛一带时与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吉野”、“秋津洲”、“浪速”3舰遭遇。日舰首先发炮攻击，不宣而战，挑起了丰岛海战。“济远”、“广乙”两舰经过短暂的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分头退避。“广乙”退至朝鲜海岸附近搁浅，幸存官兵登岸逸去，“济远”则在摆脱日舰的追击后返回威海。当日舰追击“济远”时，前往牙山的“高升”号运兵船和“操江”号运输舰相继驶入作战海域，结果“操江”被日舰掳走，“高升”被日舰击沉，船上清军官兵葬身海底者达800余名。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海战，不支而退固无可厚非，但需要指出的是，“济远”撤退时恰与迎面驶来的“高升”、“操江”相遇，作为战舰本应竭尽全力保护这两艘毫无抵抗能力的舰船，而它为了保全自己竟然没有为解救两船做出任何努力。北洋海军中存在畏敌怯战情绪在海战中得到了证实。李鸿章战前取消海军大队出巡牙山的计划，无疑主要是他对形势的失算，但海军暴露出的胆怯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其结果是失去了一次北洋海军可能以多打少的机会，以致首战失利。
二、意外的决战
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直到此时，中国最高当局仍然没有制定出具体的作战计划，完全是盲目指挥和被动应战。朝廷令李鸿章严饬在朝各军迅速进剿，但由北路入朝的部队8月9日才全部开抵平壤，且已劳苦不堪，只好在此扎营扼守。关于海军的战时运用，李鸿章的指导方针是明确的，即避免与日本海军进行主力决战，通过保存实力对日军构成持续的威慑，使日本海军在朝鲜西海岸的行动有所顾忌，重点则是确保北洋门户的安全。因此，他要求北洋海军经常出海巡弋，以显示存在，亦即他在战前斥责丁汝昌时说的“摆架子”。
丰岛海战的第二天，李鸿章即令丁汝昌率北洋海军9舰前往汉江洋面游巡迎剿，但强调“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仍盼速回”（注：李鸿章：《寄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812页。）。7月27日，丁汝昌率舰出巡至汉江口外，未遇日本军舰和运兵船，于29日折回威海。8月1日宣战当天，李鸿章根据总理衙门指示，电令丁汝昌率舰速往仁川截击日本运兵船，并再次强调“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注：李鸿章：《寄刘公岛丁军门》（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836页。）。2日，丁汝昌率6舰第二次出海。
对于海军这种来去匆匆的游巡，朝廷颇不以为然。在丁汝昌率舰第二次出巡的当天，总理衙门电询李鸿章：丁汝昌前报往返汉江口，未遇日舰即折回威海，不知作何进止？叶志超军急需接济，倘令丁汝昌率舰护运至牙山、水原海口，能否胜任（注：《译署来电》（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二日亥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841页。）？李鸿章次日复电称：叶军接济，曾多次与丁汝昌商酌用海军护运，但丁认为，“我军无侦探快船为前驱，日于汉江各口内布置已久，倘我深入，彼暗投碰雷，猝出鱼雷艇四面抄袭，我少快炮，船行较迟，恐堕奸计。若驰逐大洋，彼以船快炮速，我以炮大甲坚，明战可冀获胜，入内口则非稳着。我军精锐只‘定’、‘镇’、‘致’、‘靖’、‘经’、‘来’、‘济’七舰，不可稍有疏失，轻于一掷，大局所关。昌惟随时亲率七舰远巡大同冰洋，遇敌痛剿，近顾北洋门户，往来梭查，使彼诡计猝无所施”。李鸿章表示，丁汝昌的意见“似系老成之见”，故接济叶军拟“另设他法”（注：李鸿章：《复译署》（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三日晨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844页。）。
但皇帝对北洋海军的表现已十分不满，且矛头直指丁汝昌。他在给李鸿章的谕旨中指出：由于海军护运不能得力，以致叶军后路久断接济。“前据电称，丁汝昌寻倭船不遇，折回威海，布置防务。威海僻处东境，并非敌锋所指，究竟有何布置？抑藉此为藏身之固？丁汝昌屡被参劾，前寄谕令李鸿章察看有无畏葸纵寇情事，着即日据实复奏，毋得稍涉瞻徇，致误戎机。如必须更换，并将接统之员妥筹具奏”（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年七月丁丑（初三日），第399页。）。另据内部传出的消息，“皇上深怒海军不能救援叶军，诘责庆邸（按指庆亲王奕劻），掷碎茶碗，谓丁汝昌不能战，糜费许多饷何益？”因皇帝连日电旨严催接济叶军，负责后路转运事宜的盛宣怀建议，由海军大队护送小轮船“遇顺”号运弹药至牙山之南舒川等海口，起卸上岸后寄存民间，再由叶军雇人自取。李鸿章表示此事须要丁汝昌答应方可行，盛宣怀遂函请驻烟台登莱青道刘含芳就近与丁密商此事，但并没有抱多大希望，因为他感到“近日丁电总觉气馁”（注：见《盛宣怀致刘含芳函》（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四日），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0页。）。
当皇帝获悉李鸿章已向总理衙门报称丁汝昌率舰再次远巡朝鲜洋面，5日又追下一道措词更为严厉的谕旨：“丁汝昌前称追倭船不遇，今又称带船出洋，倘日久无功，安知不仍以未遇敌船为诿卸地步？近日奏劾该提督巽懦规避、偷生纵寇者，几于异口同声。若众论属实，该大臣不行参办，则贻误军机，该大臣身当其咎矣。着接奉此旨后，即日据实电复，不得有片词粉饰。”（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年七月己卯（初五日），第400—401页。）显然，皇帝已迁怒于李鸿章，认为是他在袒护丁汝昌。
自丰岛海战后，由于北洋海军一直未能如朝野预期的那样有所建树，使得激进的士大夫大为不满。他们纷纷上奏弹劾，历数丁汝昌的种种“罪状”，力主将其撤换并治罪。清议汹涌，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情绪。但文人之放言高论，过于庞杂纷纭，既不切实际，又多不实之词。如礼部右侍郎志锐在弹奏中即以道听途说之传言为据，谓丁汝昌“带船出洋，以未遇敌舟无以接仗，退守威海，借口固防，并欲告病求退，李鸿章亦未参奏。幸有统带‘济远’快船之方伯谦，尚顾大局，船被重伤，犹复指挥兵士轰坏敌船，使海军之气不馁，较之丁汝昌之退缩何啻霄壤？”因此他建议“方伯谦即令其接统丁汝昌之船，如其能立奇功，即擢升其职，借此番振作整顿，海军必无萎靡不振之弊。至丁汝昌等罪状得实，则竟治以军法，亦杀一儆百之意也。”（注：《礼部侍郎志锐奏请将丁汝昌等拿交刑部审明正法片》（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三日），《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册，第44—45页。）在此类参劾的影响下，丁汝昌遂成众矢之的，并引起皇帝的高度重视。
面对皇帝的严谕和参者的局外之论，李鸿章为丁汝昌也为他自己进行了申辩。他说：“西人佥谓，我军只八舰为可用，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致近畿门户洞开。牙山军复，何堪海军复被摧折？臣与丁汝昌不敢不加意慎重。局外责备，恐未深知局中苦心。海军全仿西法，事理精奥，绝非未学者所可胜任；且临敌易将，古人所忌，似宜随时训励，责令丁汝昌振刷精神，竭力防剿。”（注：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五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854页。）
随后，李鸿章又向第二次率舰出巡返回威海的丁汝昌连发数电，除转告皇帝有关察看他有无畏葸纵寇情事的谕旨，并希望他“振刷精神，训励将士，放胆出力”。同时还指出了对他的两点不满：一是治军不严，“如林泰曾前在仁川畏日遁走，方伯谦牙山之役敌炮开时躲入舱内，仅大、二副在天桥上站立，请令开炮，尚迟不发，此间中西人传为笑谈，流言布满都下。汝一味颟顸袒庇，不加觉察，不肯纠参，祸将不测，吾为汝危之。”二是“此行何以不至大同江口？途间何以未遇倭船？岂真避敌而行？实不可解。”（注：李鸿章：《寄丁提督》（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六日巳刻、午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855页。）李鸿章的上述指责，丁汝昌对前者似亦无话可说，但对后者就未必接受，因为海军出巡完全是按李鸿章的指示精神行事，即并非是前往朝鲜西海岸搜索日舰寻战，而是目的地明确的速去速回，谈不上“避敌而行”。
丁汝昌在给龚照玙的信中说，言官交弹，谕旨严究，他早料到会有此一段公案。其实在作战方略上，丁汝昌一开始就有自己的想法。丰岛海战前，他即多次向李鸿章建议在朝鲜西海岸大同江口“预筹水陆进踞协守”，以便“水军中途有所驻足，陆军后路恃以疏通，并足以杜穷寇西窥之路”，但李鸿章当时答称此事不急。丁汝昌却“未尝搁歇此志”，“而防守该口之具必须悉臻严固，实非咄可立办，遂从此四处函索电搜”。结果，他筹措近一个月，防口必备的水雷及挡雷链、木桩等项，亦不过聊敷威海基地南口布防之用，大同江口需用水雷尚不知从何而出；“此外，如协守之陆队，防口之台炮，漫无筹议”（注：《丁汝昌海军函稿·复（龚）鲁卿》（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七日），《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上册，第540—541页。）。在日军已占据汉江口附近的仁川后，中国方面由于未能及时在大同江口建立根据地，致使陆海军在朝鲜战场和朝鲜海域的军事行动均受到严重制约，从而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就海军而言，舰队出巡需要各种保障，其中燃料的保障直接关乎续航时间的长短，故尤为重要。丁汝昌即曾指出：军舰“一船舱储之煤亦仅资船之用，此外无复余地推广装存。有时度路远不敷，则用麻袋积舱面，为数亦甚有限，而操作一切便形阻碍矣”（注：《丁汝昌海军函稿·复华（花）农黄道》（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上册，第497页。）。因未在大同江口建立根据地，北洋海军出巡朝鲜西海岸期间无处加煤，客观上也只能速去速回。
丁汝昌此时仍在试图补救，于7日复电李鸿章时再次请求速在大同江口设防。但李鸿章第二天竟来电训斥说：“虞电筹守大同江繁难”，诸如抽调水雷营前去布雷、另派陆驻扎防守等均办不到，而仅留一、二艘军舰协防又必蹈丰岛海战覆辙。“汝为提督，于此等筹议，强人所难，不明大局。鄙意应统大队由威径赴大同江口一带游巡，于口内外相机击逐倭轮及运兵船，并就近赴鸭绿江口巡查，俾倭船不敢肆行窜扰”；并命令他一个月必须带队往返威海与大山江口两次（注：李鸿章：《寄刘公岛丁提督》（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八日卯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858—859页。）。
9日，丁汝昌率10舰第三次出巡。临行前李鸿章指示：“兵船赴大同江，遇敌船势将接仗，无论胜负，不必再往鸭绿江口，恐日本大队船尾追入北洋，妥慎防之。”（注：李鸿章：《寄刘公岛丁提督》（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八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862页。）当时日本舰队并不在大同江一带活动，李鸿章的判断可谓毫无根据。就在丁汝昌率舰出巡的同一天，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率21艘军舰也自朝鲜西海岸南部的隔音岛锚地出发，于10日晨进抵威海卫口外。因未发现港内有北洋舰队主力，日本舰队与岸上和岛上的炮台进行短时间的火炮对射后撤离（注：详见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纂：《廿七八年海战史》，上卷，东京水交社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版，第117页。）。日本舰队直薄威海卫，北洋全线为之震动，李鸿章飞檄丁汝昌速率舰队回防。朝廷惟恐日本舰队闯入渤海湾，又命李鸿章严饬丁汝昌速带舰队赴山海关一带巡查，并警告说：“该提督此次统带兵船出洋，未见寸功，若再迟回观望，致令敌船肆扰畿疆，定必重治其罪。”（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年七月丙戌（十二日）、丁亥（十三日），第407、408—409页。）于是，丁汝昌13日明确率舰回到威海后，即赶添煤、水，次日又匆匆带队出巡渤海。
23日，李鸿章特聘德国人汉纳根（Lieutenant von Hanneken）为北洋海军总查兼副提督，襄助海军防剿事宜。汉纳根为德国退役陆军尉官，虽已来华服务10余年，但对海军并不熟悉，李鸿章此时聘其为海军高级顾问，显然不是出于加强海军战术、技术的考虑。汉纳根到任与丁汝昌相商后，认为无快船可以飞驶查看日舰动向，且敌舰不免还要前来窥伺，所以“水师现在不能甚做大事”（注：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戌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918页。）。而由于日本舰队的这次直叩北洋门户，朝廷已不敢再让北洋海军出海寻战。也是在23日，军机处直接电寄丁汝昌谕旨，明确指出：“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严治罪。”（注：《军机处电寄丁汝昌谕旨》（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445），卷17，第27页。）
战局日益紧张，纠劾丁汝昌之势亦趋高涨。中枢大臣在讨论有关弹劾丁汝昌的折片后认为，“不治此人罪，公论未孚”（注：参见《军机处奏商阅发下折片电报等件拟缮电旨呈片》（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五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461），卷17，第43页；《翁同和日记》第5册，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22页。）。26日，皇帝明发上谕：“海军提督丁汝昌着即行革职，仍责令戴罪自效，以赎前愆。倘再不知奋勉，定当按律严惩，决不宽贷。”又谕李鸿章：“海军提督一缺，关系紧要，着李鸿章于诸将领中悉心遴选，择堪以胜任者酌保数员，候旨简放。”（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年七月庚子（二十六日），第422—423页。）朝廷为表明撤换丁汝昌的决心，第二天特再严谕李鸿章：“迅即于海军将领中遴选可胜统领之员，于日内复奏。丁汝昌庸懦至此，万不可用，该督不得再以临敌易将及接替无人等词曲为回护，致误大局”（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年七月辛丑（二十七日），第424—425页。）。
在朝廷的紧逼之下，李鸿章似乎已无回旋余地。然恰在此时，他获悉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有日军鱼雷艇窥探，遂即电饬丁汝昌带队前往巡查。因此前有旨，海军各舰不得远施北洋海口，李鸿章特将此情上报朝廷，同时也含有提示丁汝昌正在积极进取之意。29日，丁汝昌率8舰第五次出巡。同日，李鸿章就谕令撤换丁汝昌一事复奏皇帝，并详细阐述了他的海军“保船制敌”方略。他说：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所以“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东渡袭其陆兵后路之虑，则倭船不敢全离仁川来犯中国各口。”此即“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至论海军功罪，应以各口能否防护、有无疏失为断，似不应以不量力而轻进转相苛责。”既然目前不能定海军之罪，也就不存在丁汝昌之过，而且他认为：“丁汝昌……特蒙简授提督，情形熟悉，目前海军将才，尚无出其右者。各将领中如总兵刘步蟾、林泰曾等，阶资较崇，惟系学生出身，西法尚能讲求，平日操练是其所长，而未经战阵，难遽胜统率全军之任。且全队并出，功罪相同，若提督以罪去官，而总兵以无功超擢，亦无以服众心。若另调他省水师人员，于海军机轮理法全未娴习，情形又生，更虑偾事贻误，臣所不敢出也。”（注：《直隶总督李鸿章复奏海军提督确难更易缘由折》（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512），卷18，第28—29页。）这篇奏折对海军的战略运用和不宜撤换丁汝昌的理由条分缕析，滴水不漏，且指出朝廷同样是以海军守护北洋门户为重，加之慈禧太后已表态不同意立即撤换丁汝昌，皇帝也无话可说。
撤换丁汝昌之议终于暂时平息下来，北洋海军自第五次巡洋回来后也未再出动。就在中国方面毫无计划地静待事态的发展时，日本方面已完成了海陆军全面进攻的准备，一场大战即将来临。自9月7日起，李鸿章开始不断接到平壤的告急电报，说日本大军正向平壤逼近，请速派援军。李鸿章感到事态严重，于10日上报朝廷，拟由丁汝昌率海军大队护送陆军4000人乘船前往大东沟，登陆后直趋平壤后路之义州、安州，以援应前敌（注：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八月十一日），《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974—975页。）。然而，中国援军尚未出动，日军已于15日向平壤发起总攻。
由于通往平壤的电报线路13日就已中断，李鸿章对前敌形势不明，仍按原计划派兵入朝增援。16日晨，日军占领平壤。与此同时，北洋海军14艘军舰4艘鱼雷艇驶离大连湾，5艘运兵船随后启航，当天下午抵达大东沟。丁汝昌命两艘炮船和鱼雷艇护送运兵船进入江口，“平远”、“广丙”两舰泊于口外，他自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广甲”、“超勇”、“扬威”10艘主力战舰在距口外12海里处下锚。派海军大队护送运兵船，是出于以防万一的安全考虑，并非是在掌握日本舰队动向后所作的周密安排。因此，北洋海军的官兵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日本舰队正在向大东沟方向扑来。
17日上午10时许，“镇远”舰首先发现西南方海面上出现几缕黑烟，旋即判定是日本军舰。丁汝昌下令立即起锚，以“定远”、“镇远”为第一小队，“致远”、“靖远”为第二小队，“来远”、“经远”为第三小队，“济远”、“广甲”为第四小队，“超勇”、“扬威”为第五小队，每小队两舰前后错开，10舰排成类似夹缝鱼贯阵的双纵队。在接敌过程中，丁汝昌看到12艘日舰正以单纵队迎面驶来，遂又下令改为夹缝雁行阵迎敌，即以第一小队居中，后续4个小队分别向两翼展开至平行位置，呈左右交错的双横队（注：关于北洋舰队起锚后排出的阵形，丁汝昌和汉纳根后来在海战报告中均未提及，惟据参战军官回忆和事后调查，或曰鱼贯阵，或曰以两舰为一队作犄角鱼贯阵。参见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67页；《冤海迷闻·大东沟战事纪实》，《中日战争》丛刊，第6册，第87页。查当时中国海军用于舰队布阵的教本《船阵图说》，其中规定：“凡犄角阵皆三船为一队，每队第二船各列第一船后成锐角四十五度，相距四百码；第三船各列第一船后成锐角七十八度，相距七百码，而居第二船左后成锐角四十五度，相距六百码。”全队排成犄角鱼贯阵后，远看如同相互交错的三路纵队。而夹缝阵虽然也以三船为一队，但三船始终保持在一条直线上，故全队不论排成横阵还是纵阵，最终都是双队。如夹缝鱼贯阵，为每队三船前后间距533码，两队斜距400码成锐角45度，呈双纵队。见《船阵图说》下册，光绪十年天津机器局刊印。北洋舰队的每小队两舰以45度角前后错开，五叠小队纵向排列即成双纵队，所以更像是夹缝鱼贯阵。后丁汝昌下令变阵，前述称起锚后列犄角鱼贯阵者谓为改作犄角雁行阵，参战军官则将所改阵形简称为雁行阵。见《沈寿坤呈文》、《高承锡呈文》，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403、407页。如前所述，北洋舰队最初排出的不是犄角鱼贯阵，显然不可能改为犄角雁行阵。下达变阵命令的丁汝昌在战后的一份报告中称：“我军以夹缝雁行阵向前疾驶”，可见北洋舰队变换的是夹缝雁行阵。见《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738），卷21，第22页。所谓“雁行”即横队，“夹缝雁行阵”即左右交错的双横队，故在附近观战的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E.Freemantle）看到：“华阵初定，本作‘二’字形者”。见《英斐利曼特而水师提督语录》，《中东战纪本末》，卷7，第49页，光绪丁酉图书集成局铅印本。）。但因变阵时间仓促和临战慌乱，两翼各舰大多没能及时到达指定位置，最后形成的竟是一个散漫的楔形编队，又似倒“V”字形或“人”字形，日本舰队从正面看到的则是“凸梯阵”和“成钝角的横阵”（注：《常备舰队司令官海军少将坪井航三报告》（明治二十七年十月十一日），《廿七八年海战史》，上卷，第244页。）。12时50分，北洋舰队居于中间突前位置的“定远”号旗舰在距日舰5300米时首先开炮。52分，日本舰队旗舰“松岛”号在距中国军舰3500米处也开始发炮。黄海大海战由此爆发。
开战之初，北洋舰队以10艘军舰迎战12艘日舰，1个多小时后“平远”、“广丙”2舰及鱼雷艇赶来参战，双方总的参战舰数基本相当。但海战既是海军武器装备数量和质量的对抗，也是海军官兵素质的较量，而教员者尤其是指挥员的素质往往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场海战对北洋海军来说，首先考验的就是丁汝昌，其素质高低主要反映在战术运用和指挥能力两个方面。
北洋舰队的迎战队形是战术运用的集中体现，也是后世论者研究最多、争议最大的问题。对于北洋舰队最后形成的楔形队形，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杜普伊（T.N.Dupuy）曾评论说：“丁将军似乎也受到了利萨之战中特格特霍夫将军的影响，或者无意识地追随了影响过特格特霍夫的某种战术理论。”（注：[美]T.N.杜普伊着、李志兴等译：《武器和战争的演变》，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利萨海战发生于1866年7月20日，奥地利海军少将特格特霍夫（Wilhelm von Tegetthoff）将8艘铁甲舰和若干木壳船排成前后3个楔形队，在利萨岛海域迎战意大利海军上将佩桑诺（T.D.Persano）指挥的由11艘铁甲舰和22艘木壳船编成的单纵队，最终取得了胜利。利萨海战是甲午战前世界上首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蒸汽装甲舰船之间的海战，故其作战模式只能算是近代海军战术的一种尝试。至于丁汝昌是否知道利萨海战并受其影响，已经无从考证，问题是楔形队形并不是他的本意。
丁汝昌的本意是列成夹缝雁行阵，即双横队。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说：“传闻似此阵法，系受自我英琅军门”（注：《英斐利曼特而水师提督语录》，《中东战纪本末》，卷7，第49页。）。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William M.Lang）曾两度受聘担任北洋海军总查，主要负责舰队训练，其战术思想对丁汝昌及整个北洋海军无疑会有很大影响。事或可信，但归根结底，采用横队战术主要还是根据北洋海军武器装备的特点确定的。北洋军舰大口径重炮多，且多为前主炮，以舰首对敌似乎最能发扬火力，于是编队作战也便顺理成章地选择了横队。
然而，后世论者对北洋海军以横队接战是否能够充分发扬火力颇有争议，甚至通过舰炮最佳射击舷角的计算仍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注：关于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接战队形之利弊，学术界已有大量的研究，但真正从海军战术、舰炮特点等专业角度加以考察的极少。杨志本、许华较早地从海军技战术入手研究此一问题，并通过计算舰炮的最佳射击舷角否定了了北洋海军所采用的横队队形，认为采用纵队队形更能充分发扬火力。详见杨志本、许华：《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但戚其章先生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而且同样通过计算舰炮的最佳射击舷角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见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1—432页。）。专业技术上的细节考证，确有助于研究的深入。但问题是，在海战战术中，发扬火力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不能孤立地强调火力一个方面。
自海军舰船广泛配置火炮并规范化以后，海军战术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6世纪，由于侧舷炮的出现，舰队在作战时列成纵队实施舷炮攻击，以充分发扬火力，形成了舷炮战术。18世纪，舷炮战术又发展成比较稳定的战列线战术：舰队仍列成单纵队，先抢占上风位置，再接敌至舰炮射程以内，采取与敌方航向平行运动，各舰对指定的敌舰实施炮击，直至决出胜负或一方撤退为止。18世纪末19世纪初，海战中又出现了机动战术，也称“打破敌方战线的战术”。其要点是：舰队在作战时编成数个可独立行动的战术群，以纵列战斗队形穿插分割敌方舰队战斗队形，钳制其一部，包围其另一部，集中火力打击被包围和孤立的敌舰，并倾全力攻击敌方指挥舰，使敌舰队指挥瘫痪，再将其各个歼灭。1805年，英国舰队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击败法西联合舰队，就是运用机动战术取得成功的着名战例。上述三种海军战术均采用纵队队形作战，是因为这样既可充分发扬火力（当时军舰上普遍配置大量舷炮），又便于机动。
19世纪中叶进入蒸汽舰时代以后，除利萨海战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世界上未曾发生大的海上冲突，因此到甲午战争时还没有新的经过海战实践检验的水面舰艇战术产生。但蒸汽舰的基本作战样式仍是炮战，同样以炮战为主的帆船时代的海战战术并没有完全过时，而且核心问题还是舰队的正确机动与火力相结合。
日本舰队在黄海海战中采用的就是典型的机动战术。早在海战之前，日本海军编组联合舰队即将兵力划分为本队和第一、第二游击队等数个可分可合的战术单位，并决定不论北洋舰队采用什么阵形，都要以单纵队进行攻击，为此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演练。日本舰队选择纵队为作战队形，既是根据其舰首重炮少、两舷速射炮多的特点以充分发扬火力，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机动能力。海上交战，机动能力至关重要。一般来说，海军编队的最高航速是以队内航速最低军舰的最高航速来确定的。参加海战的12艘日舰中，航速最高的“吉野”号巡洋舰达23节，航速最低的“赤城”号炮舰仅为10节，相差极为悬殊，但因分成第一游击队和本队两个战术群，故能充分发挥第一游击队的快速机动作用。在海战中，日本舰队的两个战术群始终保持纵列战斗队形，以本队牵制北洋舰队主力，以第一游击队进行穿插分割，重点攻击北洋舰队横阵翼端弱舰和离队各舰，牢牢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而北洋舰队选择以横队迎战日本舰队的纵队，意在所谓充分发扬火力，却完全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想法。北洋舰队最初参战的10艘军舰共有120～305毫米口径炮43门，其中前后主炮不论是单炮还是双联装炮，均可作左右旋转射击（“定远”、“镇远”两舰各有两座双联装前主炮，可分别向左右旋转射击）。若取横队以舰首对敌，全部23门前主炮均可射击，其中305毫米炮8门、250毫米炮2门、210毫米炮10门、150毫米3门；若取纵队以舷侧对敌，则有大部分前主炮（包括首炮）、一侧舷炮、全部后主炮（包括尾炮）共32门可以齐射，其中305毫米炮4门、250毫米炮4门、210毫米炮12门、150毫米炮10门、120毫米炮2门（注：北洋海军10艘参战舰的火炮（机关炮和小口径炮不计）配置分别为：“定远”前部有2座双联装305毫米口径炮，舰首尾各有1门150毫米口径炮；“镇远”与“定远”相同；“致远”前部有1座双联装210毫米口径炮，舰尾有1门210毫米口径炮，两舷各有1门150毫米口径炮；“靖远”与“致远”相同；“经远”前部有1座双联装210毫米口径炮，两舷各有1门150毫米口径炮；“来远”与“经远”相同；“济远”前部有1座双联装210毫米口径炮，舰尾有1门150毫米口径炮；“超勇”前后各有1门250毫米口径炮；“扬威”与“超勇”相同；“广甲”前部有1门150毫米口径炮，另有4门120毫米口径炮的位置不详（按配置原则似应在两舷，故侧舷交战时至少有2门可用）。当舰队以纵队作侧舷交战时，各舰之前后主炮不论是双联装还是单炮，除“定远”、“镇远”两舰前主炮有半数不能发挥作用，其余均可转向一侧射击。）。两相比较，横队可发扬的火力较纵队虽多出4门305毫米炮，但少了2门250毫米炮、2门210毫米炮、7门150毫米炮和2门120毫米炮，孰优孰劣已不言自明。然而，为了并不存在的火力之长，北洋舰队竟付出了丧失自由机动的沉重代价。
丁汝昌在临战前曾下达3条训令，即：（1）各小队两舰需协同动作，互相援助；（2）以保持舰首向敌为基本的战术原则；（3）所有各舰必须尽可能随同旗舰运动（注：日本海军军令部编：《廿七八年海战史》，上卷，第186—187页；W.L.Clowes：The Naval Wa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The Naval Annual，1895，PP.110.不知为什么，丁汝昌本人及其他北洋海军军官战后均未提及此3条训令，上述两书所引丁汝昌的训令都是来自汉纳根的海战报告。据李鸿章说，汉纳根在黄海海战后曾提交一份详细报告，名曰《战状纪实》。见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1047页。但笔者至今没有见到这份报告，亦未见有中国学者引用。）。要求各舰以舰首对敌且随同旗舰运动，就是进一步强调舰队在作战时要始终保持横队，亦即各舰始终以前主炮击敌。但是，横队不仅保持队形难，作整体的转向更难，远不如纵队机动灵活，所以丁汝昌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事实上根本做不到。当日舰第一游击队和本队相继以纵队在北洋舰队阵前由左向右快速机动时，以舰首对敌的横队只不过是接敌之初形成的短暂态势。诚然，北洋舰队确实抓住了这一时机，拦截并重创了日舰本队后部航速较慢的3艘弱舰。但在日本舰队完成第一次机动攻击后，以舰首对敌的态势即已不复存在，横阵又难以随着日舰的运动进行全队转向机动，很快便阵形大乱，完全陷入被动之中。
丁汝昌不知道，对北洋海军来说，舰首对敌也并不比舷侧对敌更能充分发扬火力，更没有认识到横队极不便于指挥和机动，可见他从未认真、深入地研究过海军战术。不只丁汝昌不懂海军战术，其他海军将领对海军战术同样缺乏正确认识。“定远”舰大副沈寿坤直到战后仍然认为：“初见阵时，敌以鱼贯来，我以雁行御之，是也。”但他接着又说：“嗣敌左右包抄，我未尝开队分击，致遭其所困。此皆平时操演未经讲求，所以临时胸无把握耳。”（注：《沈寿坤呈文》（光绪二十一年二月），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403页。）这一反思涉及到的是另一个战术问题，即集中与分散的关系。而要处理好这一关系，主要取决于战术水平，具体则表现在战前预案和战场指挥两个环节上。从当时的情况看，丁汝昌临战前除下令以横队迎敌，还特别强调要集中作战。他曾“屡次传令，谆谆告诫，谓日人船炮皆块，我军必须整队攻击，万不可离，免被敌人所算。”（注：李鸿章：《寄译署》（光堵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1022页。）退一步讲，即使是丁汝昌在战场指挥时有随机应变的战术意识，由于指挥的突然中断，事实上也不可能实现“开队分击”了。
开战不久，在旗舰“定远”号舰桥上督战的丁汝昌即被炮震落至甲板负伤（注：关于丁汝昌负伤一事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日炮所致，如丁于战后自称是日舰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他左脚夹在铁木中，身不能动，被火烧伤（见《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1013页）；“广甲”舰管轮卢毓英说是敌军开炮，“丁提督立于‘定远’将台之上，为炮震落台下，伤足不能起立”（见《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第26页）。一说是“定远”发第一炮的后坐力所致，如《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说“定远”发出的第一炮将炮塔上方的舰桥震坍，丁汝昌跌落负伤（见《中日战争》丛刊，第6册，第46页）；《冤海述闻·大东沟战事记实》又称：“丁提督在望台下，初次排炮时，因放炮震跌”（见《中日战争》丛刊，第6册，第88页）。比较两种说法，第一种似更可信。）。虽然他裹创后继续坚持坐在甲板上激励官兵作战，但已无法履行其舰队指挥的职责了。紧接着，“定远”的信号装置又被日炮摧毁，致使旗舰与其他军舰的有效联络完全中断。由于丁汝昌战前没有指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北洋舰队失去了统一指挥，从而陷入各自为战的混乱状态（注：丁汝昌在战后呈请奖恤的报告中说，他负伤后，“总兵刘步蟾代为督战，指挥进退，时刻变换，敌炮不能取准”。见《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七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738），卷21，第22页。此话说得颇为模糊，也极易给人造成错觉。所谓“代为督战”，是督一舰还是督全队？如指督“定远”一舰，这是管带份内之事，谈不上代督；如指督全队，旗舰信号装置已毁，他根本无法指挥其他各舰。后人不察，多以为刘步蟾曾代替丁汝昌指挥舰队作战，实属误解。）。在这种情况下，由其他军舰主动接替指挥本是基本常识，但在近5个小时的海战中，竟没有一个管带挺身而出。直到海战接近尾声时，“靖远”管带叶祖珪才代升督旗收队，但对指挥作战已毫无意义了。
黄海海战是中日海军的主力决战，从中午12时50分开始到下午5时45分结束，历时5个小时。海战的结果，北洋舰队共损失军舰5艘（其中“广甲”号随“济远”舰先行退出战场，返回途中于大连湾外三山岛搁浅，后自毁），其余各舰均不同程度受伤；日本舰队则一舰未沉，仅有4舰受重伤。相比之下，北洋舰队显然是严重失利，也可以说是海战的失败者。但当时中国方面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丁汝昌报告说“各员均见击沉彼三船”，汉纳根也报告说“日舰被我击沉者三艘”。又“据外人云，海军一战，中日船伤、人毙，彼此相敌”（注：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八月十九日申刻、戌刻、二十三日亥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1003、1004、1024页。）。龚照玙认为：此次海战“虽互有损失，而日船伤重先退，我军可谓小捷，若后队不散，当获全胜”（注：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1047页。）。朝野对此均深信不疑，责难丁汝昌的声音戛然而止。李鸿章为鼓励丁汝昌，还专门去电告知：“有此恶战，中外咸知，前此谤议顿消”（注：李鸿章：《寄旅顺丁提督并刘镇》（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1051页。）。
丁汝昌回到旅顺当天，龚照玙 “见其右臂半边被药烧烂，左臂为弹炸望台木板击伤，幸不甚重。”（注：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八月十九日亥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1005页。）但两天后丁本人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说：他当时左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被炮火烧伤右边头面及颈项。“现在头脚皆肿，两耳流血水，两眼不能睁开，日流黄水，脚日见肿，皮肉发黑，疼痛异常，言语稍多，心即摇摆不宁，无能自主”，请于林泰曾、刘步蟾两人中择一暂代提督（注：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八月十九日戌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1013页。）。21日，李鸿章奏准以刘步蟾暂行代理提督。朝廷此前一直坚持要撤换丁汝昌，现在因黄海“战绩”而态度大变，谕令“丁汝昌赶紧调治，一俟稍痊，仍行接统”，后并给予“交部议叙”奖励（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年八月丙寅（二十二日），第455页；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光绪二十年九月戊戌（二十五日），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479页。）。
丁汝昌在离职养伤前，向李鸿章发出了经过核查后的海战报告。正是根据这份报告，李鸿章奏准将海战中率舰逃走的“济远”管带方伯谦以临阵脱逃罪名即行正法。有论者认为，“丁汝昌要给自己洗刷，要为舰队变阵失误解脱”，故“有意打乱时间顺序，回避问题要害，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把整个海战失败的原因全推到方伯谦一人身上”（注：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78—379页。）。丁的报告的确没有真实地反映海战战况，但因此就认定是他有意为之，显然是后见之明的推论。如前所述，当时中国方面包括丁汝昌本人并不认为北洋海军打了败仗，当然也就不存在追究失败责任问题，他又有什么需要“洗刷”、“解脱”和“回避”的？再者，中国当时对海战尚无海军作战条令可资评价，无非是以胜负结果论功罪，丁汝昌根本不可能担心（他也想不到）会从技战术角度考察他的指挥细节。合理的解释或许并不复杂，即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打的是一场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乱仗，因此海战报告也必然混乱不清。
（资料来源：《安徽史学》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