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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朱继平：翼城大河口霸国族属初探

翼城大河口霸国族属初探
朱继平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摘要：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所见“霸”国，学界多认为乃是一不见于传世文献的戎狄小国。其实不然。结合相关文献与出土资料分析，霸、柏二字音同可假借相通，故大河口墓地所代表的霸国实有可能即《左传》僖公五年所见之柏国，属姞姓黄帝后裔。西周早期至春秋初年的霸国一直活动于今晋南，春秋早期随晋国势力的扩张而南迁于淮汝之间，沦为与江、黄等嬴姓小邦等列的搓尔小国，最终或为楚人所灭。
关键字：大河口墓地 霸国 柏国 姞姓
2007年，山西翼城大河口一处西周墓地遭盗掘，后历经两年的抢救性发掘，该墓地出土了较多带有“霸”字铭文的青铜器[1]，随即引发了学术界对早期霸国的热烈讨论[2]。正如资料整理者所言，目前学界多以霸国为一失载于传世文献的古老国族，为戎狄之属[3]。然而，结合相关考古发现分析，这种判断不免令人生疑。从已发表的材料分析，西周时期霸国与周室、晋、燕、倗皆往来密切，大河口墓地所见墓葬形制、规模及文化内涵等亦说明霸国应是一个具有较强政治实力与深厚文化底蕴的商周旧族，这样的旧族理应在传世文献中留下些许孑遗。本文即拟结合相关文献与出土资料，对周代霸国的族属进行初步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传世器中有霸姞鼎、霸姞簋，年代约在西周早期[4]。20世纪80年代，山西曲沃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又出土1件霸伯簋（M6197:11）[5]。由迄今所见霸器铭文分析，除霸伯簋铭所见字形略有讹变，作为国名的“霸”字与金文常见的“生霸”、“死霸”之“霸”字形相同，从雨从革从月[6]。该字读音，《说文·月部》云：“从月，䨣声。周书曰：哉生霸。”西周金文中“生霸”、“死霸”屡见不鲜，此“霸”，文献亦写作“魄”[7]。是霸、魄音同，对此王国维先生早有明辨[8]。不过，“霸”亦另可读若“伯”。
《白虎通义·号》曰：“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职。”《论语·宪问》“伯诸侯”下，朱熹集注云：“霸，与伯同，长也。”可知，霸有方伯、伯长之义。早期文献中霸、伯二字多通用之例。《礼记·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国语·鲁语》作“共工氏之伯九有也”。《管子·轻重乙》“天下之可得而霸”，戴望校正：“宋本霸作伯”。对此，出土文献亦有明证。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谓燕王章》有“今王若欲因过（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则莫若招霸齐而厚尊之”[9]。此句在《战国策·燕策一》作“则莫如遥伯齐而厚尊之。”可知，霸、伯二字当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所言可假借相通[10]。1955年寿县西门蔡侯墓中出土年代为春秋晚期的吴王光鑒，铭文开篇曰：“唯王五月，既子[字]白期，吉日初庚”，郭沫若先生指出：“白”即“伯”，与“霸”通，“子”同“孳”，训为“生”，“既子[字]白期”也就是“既生霸期”[11]。由上文观之，其说甚是。
又，“伯”亦通“柏”。《左传》庄公十九年“遍伯之宫”，《汉书·古今人表》作“边柏”；《左传》襄公四年之“伯明”，《潜夫论·五德志》作“柏明”；《左传》昭公二十年“逢伯陵”，《汉书·古今人表》作“逢公柏陵”。此类疏证，传世文献多见，不胜枚举。故银雀山汉简《王法》篇有“柏王之国”、“柏王之道”，释文以“柏”读为“伯”，与“霸”通[12]，王辉先生进一步指出：“柏”与“霸”双声叠韵而相通[13]。不仅如此，与“霸”一样，“柏”亦可读若“魄”。马王堆三号汉墓所出竹简《十问》篇有“云柏安刑，故能长生”，“神和内得，云柏皇□”，其中“云柏”即“魂魄”[14]。可见，霸、柏二字皆可与伯、魄通用，此亦可进一步佐证霸、柏二字音同相通。
由以上分析推测，霸国是否可能即文献所载之柏国？按，柏国见于《左传》僖公五年：
楚斗穀于兔灭弦，弦子奔黄。于是江、黄、柏方睦于齐，皆弦姻也。
鲁僖公五年为西元前655年。当是时，北方齐桓公霸业兴起，遂与南方楚国展开了对淮汝一带的争夺，导致以江、黄为代表的淮汝小国皆由“楚与国”转而投靠齐国，故由《左传》文意推知，这裏“睦于齐”的柏亦当是活动在淮汝之间的弱小国族，其故地在今河南西平县西境偏南的芦庙乡一带[15]。而大河口霸国墓地的发现表明，霸国当在今山西翼城县以东约6公里的大河口村附近，与位于上游淮北平原的柏国相距甚远，以此分析，两者似不可能为同一国族。然而，考古发现表明，春秋早期活动于淮汝之间的柏国，在西周时期却亦可能与晋国相邻。
1993年，山西晋侯墓地M64出有1件西周晚期器叔钊父方甗，铸铭3行十五字：
叔钊父作
柏姞宝甗，
子子孙孙永宝用。[16]
由甗铭可知，器是叔钊父为柏姞所作，“柏姞”当为“叔钊父”夫人。由该器出土地分析可知，叔钊父为晋国公族，柏姞则是姞姓之女，此证柏为姞姓。一般认为，晋侯墓地M64墓主为晋穆侯，宣王时期在位，叔钊父甗年代为西周晚期，表明这一时期晋、柏两国曾通婚[17]。设若西周晚期柏国为活动于淮汝之间的小邦，其竟能与黄河北岸的晋国联姻，此事未免令人心生疑窦。
据相关金文与文献记载，经过厉王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宣王之世周室对南方淮水流域的控制已大为加强，但仍需通过封建申、吕等诸侯国来重理南疆，以徐族为首的淮夷诸族也不时为乱于江淮。在这种情形下，晋国势力伸入淮汝之间的可能性并不大，由此其与柏国之间“结两姓之好”的联姻行为似缺乏坚实的基础。以此分析，西周晚期作为晋之姻亲的柏国多半应活动于黄河中游而与晋国为邻。准此，此姞姓柏国在活动範围上便与翼城大河口霸国有了重合的可能。
前文已述，传世霸国铜器中有霸姞鼎、簋，上铸铭文2行6字：
霸姞作
宝尊彝。
儘管此铭过于简略，且出土地不明，但根据周代金文妇女称名的一般原则，仍可确定器主“霸姞”或为姞姓霸国之女，或为嫁与霸国的姞姓国族女子。因此，不能排除霸为姞姓国族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族姓上，霸、柏亦可能同为姞姓。由叔钊父甗铭文及出土地点可知，西周晚期柏与晋为婚姻之国。同时，晋侯墓地中亦出土有西周早期的霸伯簋，铭曰：“霸伯作宝尊彝”。霸伯自作器出于晋侯公族墓地，当属馈赠助丧之物，可证当时霸、晋两国之间的亲善往来，在这一点上，柏、霸之间亦是共通的。
因此，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推测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所见霸国有可能是《左传》等文献所载之柏国，也就是叔钊父甗铭中的姞姓之柏。且就相关文献和金文创造者的国别而言，“霸”当为姞姓霸族名号自称用字，而“柏”则是他国对该国的称谓用字。至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显然与霸、柏二字早期音同可通直接关联。若此说可从，那么姞姓霸国在族属上应为黄帝后裔，属中原旧族，而非戎狄之种。霸国的这一族属，正可解释考古所见西周早期以芮公、邢叔为代表的周室王臣和燕侯旨所代表的姬姓诸侯与霸伯之间的往来、馈赠等史实。
从目前披露的材料来看，大河口墓地的起讫时间为西周早期至春秋初年。结合前述《左传》僖公五年的记载分析可知，至少于春秋早期后段，柏国已由晋南一带南迁至淮汝之间，其实力已大为削弱而沦为与江、黄等嬴姓夷族序齿的撮尓小邦，随后即不见于经传。由这一时期楚国不断向淮域扩张的史实考察，春秋早期之后柏国可能很快即沦为楚国附庸，或径为楚人所灭[18]。
此外，春秋时期，晋国公室有柏氏一支，见诸《国语·晋语四》：“胥、籍、狐、箕、栾、郤、柏、先、羊舌、董、韩，实掌近官。”长期以来，此“柏氏”与《左传》昭公三年叔向所言及的“伯氏”，多被认为是指晋大夫伯宗之先祖[19]。今据叔钊父甗、大河口墓地等考古发现分析，作为晋国公室之一的“柏氏”或“伯氏”很有可能是由佔领姞姓柏族故地的晋人改封而来。若此说不误，那么春秋早期柏族南迁之后，故地即为晋人所有，因而柏之南迁或与西周晚期以来晋国势力的迅速扩张相关。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编号：11CZS007），并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编号：20100481422、201104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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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中国文物报》2010年1月7日第6、7版；卫康叔等：《大河口西周墓地：小国的“霸”气》，《中华遗产》2011年第3期，第100-115页；谢尧亭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霸国墓地》，国家文物局主编：《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65-73页；山西省考古所大河口墓地联合考古队：《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2011年第7期，第9-18页。
[2] 除见于相关网站的讨论外，主要包括谢尧亭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文物天地》2008年第10期；李学勤：《试释翼城大河口鸟形盉铭文》，《文博》2011年第4期，第3-4页；《翼城大河口尚盂铭文试释》，《文物》2011年第9期，第67-68页；等等。
[3] 有学者推测霸国或为另一仅见于西周金文的格国，参见黄锦前、张新俊：《说西周金文中的“霸”与“格”》，简帛网，2011年5月3日，网址为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71。
[4] 《集成》02184、03565，其中《攈古》1.3.42谓霸姞鼎为浙江海甯陈受笙“得之都中”。
[5]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1980－198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07页，图580:11。
[6] 容庚编着：《金文编》1124，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77-478页。
[7] 《汉书·律曆志》“旁死霸”下颜师古注云：“霸，古魄字，同。”
[8] 王国维；《生霸死霸考》，《观堂集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页。
[9] 马王堆汉墓帛书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85页。
[10] 又《白虎通义·号》“霸者，伯也”下陈立疏证云：“霸、伯古字通”，又于“霸，犹迫也”下曰：“五霸之字当作伯，霸其假借也。”《论语·宪问》刘宝楠正义云：“伯，转声为霸，故其字亦作霸。”
[11] 郭沫若：《由寿县蔡器论到蔡墓的年代》，《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12]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简竹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43-144页。
[13] 王辉编着：《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99页。
[14]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76、80-81页。
[15] 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6页。
[16] 上海博物馆：《晋国奇珍——晋侯墓地出土文物精品》，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148―149页。
[17] 陈昭容：《从青铜器铭文看两周淮汉地区诸国婚姻关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4分（2004年）。
[18] 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第159页。
[19] 徐元诰：《国语集解》引全祖望说，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50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修订本，第1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