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是什么时候独立的

　　1924年11月26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布从中国独立，当时的北洋政府并未承认。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与前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外蒙古根据公投结果独立。

　　1961年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630号决议案，当时占据中国席位的台湾当局弃权，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

　　外蒙古是怎么独立的

　　首次宣布“独立”

　　宣统三年（1911年）7月10日“丹书克”节，以库伦活佛为首的外蒙古僧俗封建主以会盟为名，在库伦郊外召开四盟王公秘密会议，决议外蒙古“独立”，并派遣以独立首倡者土谢图汗部亲王杭达多尔济、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为首的代表团秘密出访俄京圣彼得堡请求俄国政府“庇护”， “接纳喀尔喀于俄国的保护之下”，得到沙皇俄国军事支援。

　　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朝统治逐渐瓦解，发生了哲布尊丹巴沙比纳尔属下喇嘛与库伦大臣衙门大规模斗殴的事件，在俄国驻库伦（现乌兰巴托）代理领事拉多夫斯基的策动下，杭达多尔济等人认为时机成熟。12月1日，外蒙古王公调集各旗蒙兵集合库伦，和俄国哥萨克包围清政府驻库伦的库伦办事大臣衙门，解除清军武装，正式通知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喀尔喀已“将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帝国，公推哲布尊丹巴为皇帝”，三多势单力孤，走投无路，于次日避入俄国驻库伦使署请求保护，12月4日，在哥萨克兵的护送下离开库伦，然后经恰克图取道西伯利亚回国（之前格根活佛曾因一札巴犯法向三多求情但不允）。12月29日，博克多格根在库伦登基，“蒙古喇嘛教的大主教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一个布满符咒和神怪偶像的仪式中，登上了一个新的大蒙古国‘神圣皇帝’（博克多汗）的宝座”，史称“博克多汗国”，后自称“日光皇帝”，汗号“额真汗”，年号“共戴”。以曾赴俄乞援的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大臣，主持政务，内阁下设内务、外务、财政、兵、刑五部。此独立未被当时清朝政府和后继的中华民国政府承认。

　　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阿旺垂济尼玛丹彬旺舒克在俄国支持下宣布“独立”后，库伦蒙军5千余人，由伯颜帖木林·海山，马克思尔扎布、丹毕坚赞（黑喇嘛）及惠斯列克·达木丁苏荣等人带领下派兵西侵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外蒙古各旗札萨克未加抵抗，乌里雅苏台将军被押解出境，只有科布多的杜尔伯特汗噶勒章那木济勒不独立，照旧听科布多参赞大臣节制。1912年，马克思尔扎布率外蒙古、俄国联军攻陷科布多城，前清守军仅300余人。民国驻疆汉军都督府曾东援，因被阻击而未成。苦战数月，力不支，城破，科布多全境陷落。城中除蒙古人以外所有平民被民族灭绝，末任科布多参赞大臣溥钅闰（ruàn）及驻防清军七百余人被蒙古军押解出境。

　　中华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拟派兵入外蒙，遭到沙俄的反对。由于当时国内局势不稳，故袁世凯北京政府并未就外蒙古问题与沙俄进行交涉，只是一再宣告：“外蒙古是中华民国领土”。沙俄尚没有立即公开吞并外蒙古的打算，担心马上吞并会引起国际干涉。

　　外蒙改为“自治”

　　1912年11月3日，俄国前任驻华公使廓索维茨在库伦与外蒙“内阁总理大臣”那木囊苏伦签订《俄库条约（俄蒙协约）》及《俄蒙协约专条》，俄国以支持蒙古自治换取在外蒙享有排他性商业地位，对中国在外蒙主权只字未提，引起中国不满。11月18日，共戴蒙古国外务部照会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比利时、日本、丹麦、荷兰、奥匈帝国外交部，要求各国承认其“独立”。

　　1913年9月18日，俄国当局迫使袁世凯执政的北洋政府派中国外长孙宝琦同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达成《中俄声明文件》，其内容对华更为不利。中国让步，不在外蒙驻兵、殖民、设官，承认外蒙自治，承认《俄蒙协约》及其专条，换回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的宗主权，基于宗主权而衍生出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一部分。中国对蒙权力已由主权沦为宗主权。

　　《中俄声明文件》规定：1、“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2、“中国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3、“中国允诺不于外蒙古境内驻军、设官、殖民，外蒙古自行办理内政并整理本境一切工商事宜”；俄国也答应“不派兵、不殖民、不干涉外蒙古内政”；4、“中国承认俄国的调处”；5、“凡关于中俄两国在外蒙的利益等问题均应另行商订”。并附件：1、“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2、“凡关于外蒙古政治、土地交涉事宜由中、俄、蒙3方共同协商”；3、“外蒙古自治区域以前清驻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在恰克图签定《中俄蒙协约（恰克图协约）》，将此声明具体化。据此，同年6月9日，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与共戴年号”。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并赦免独立运动人士。外蒙古实行“自治”，但实际上为沙俄所控。此时外蒙古上层的僧俗两派斗争趋于白热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派人毒死了“外务大臣”杭达多尔济与赛音诺颜部亲王那木囊苏伦，压制了世俗王公的势力。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后其政府在1917年和1919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实际上继续支持外蒙古独立。苏维埃俄国在1919年7月25日发表对蒙古声明，称外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要求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918年春天，居住在外贝加尔地区的俄罗斯布里亚特族商人、富农、官吏及军官大量逃往外蒙避难，使哲布尊丹巴活佛产生了对“赤俄”的恐惧之心。

　　1918年5月28日，外蒙“外长”车林多尔济通知都护使陈毅，外蒙同意由内地调派骑兵两营、步兵一营，携带山炮、机枪，协助外蒙巩固边防。

　　1919年11月7日，由于俄国白军与红军均陷入苏俄内战而无暇顾及外蒙古，因此蒙古的亲俄势力逐渐转弱。再加上俄国利用俄蒙协约实行垄断攘夺，加之不断贬值卢布，使蒙古王公平民遭受损失，更激起外蒙的怨恨，转而倾向于中国。到1919年6月，觊觎蒙古的白俄“西伯利亚军团长”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谢苗诺夫再度蠢蠢欲动，试图武力进犯外蒙，哲布尊丹巴及库伦当局大为恐慌，向陈毅要求北京政府派大军入蒙、加以保护。双方达成《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六十四条》，但是被由喇嘛控制的“议会”否决，于是外蒙古王公单独组成请愿团，进京直接向徐世昌大总统请愿，要求立即将外蒙撤销自治。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外蒙自治官府的“外长”公车林多尔济、“司法总长”车臣汗那旺那林、“陆军总长”曼彦多尔济郡王（赛音诺颜部将军），以及各部次长（也都是外蒙各旗的和硕亲王、郡王、贝勒或贝子）。

　　北洋军阀的统治

　　北京方面，自从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后，就一直在筹划出兵外蒙、呼伦贝尔和西伯利亚之事。1919年4月，民国总理段祺瑞及陆军总长靳云鹏任命安福系军阀徐树铮将军为“西北筹边使”。此时正值此时陈毅与外蒙方面谈判取得成果，于是段祺瑞政府命令徐树铮火速率军前往外蒙，主持撤治之事，以夺陈毅之为己功，重振皖系的政治声望。皖系将领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库伦，挟持“内阁总理大臣”巴德玛·多尔济，软禁哲布尊丹巴活佛，并召陈毅回京，全面否定《中俄声明》。同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南方孙中山护法军政府亦致电庆贺。11月22日，民国总统徐世昌“俯如所请，以顺蒙情”，以《中华民国大总统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复旧制；同时取消《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定》，北京政府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西北边防军）在库伦、科布多等地驻防，并派兵收复唐努乌梁海。但徐树铮在外蒙古期间，不顾其传统习俗，全面推行新政改革，致使外蒙古上层集团对北洋政府的统治更加不满。

　　1918年末至1919年初，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蒙古先后成立了两个秘密革命小组——牧民出身的达木丁·苏赫巴托尔领导的库伦小组和霍尔洛·乔巴山领导的领事坡小组。1920年6月在苏俄的帮助下两个小组合并组成统一的革命组织。1921年3月1日,在恰克图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正式建立牧民阶级的革命政党——蒙古人民党（1925年3月改称蒙古人民革命党），寻求共产国际的帮助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家。

　　1920年7月，爆发直皖战争，徐树铮率军返回内地，战败，旋遭通缉，逃入日本使馆。库伦仅留守部份兵力。1921年2月11日，苏联国内战争期间，白俄男爵罗曼·冯·恩琴的所谓“亚洲骑兵师”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攻入库伦。中国驻军撤离库伦，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在高在田的率领下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

　　针对外蒙的事态，中国北洋政府任命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但当时处于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夕，张作霖意在关内争夺地盘，无意到外蒙与恩琴作战，对于驻扎外蒙叨林的张景惠在徐世昌再三促令下向他请示之时大骂：“予教汝统率大军入关，将欲直向南下，汝何故北指，自投死路”。恩琴则一方面向中国北洋政府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发出所谓“恢复外蒙古自治”的公告，一方面秘密致信张作霖，表示愿意将外蒙交给张作霖，但条件有两个，一是在外蒙古保留哲布尊丹巴活佛的地位，二是共同在中国恢复大清帝制。其他各派军阀无暇分身，只得坐视外蒙地区的军事冲突。

　　人民党建国

　　1921年3月13日，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在俄国境内的特洛伊茨科萨夫斯克成立。3月18日，蒙古人民党军队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攻占买卖城，击败了当地守军；同时蒙古义勇军击退了科布多的北洋军队，临时政府迁至科布多。随后苏联红军于于5月25日派兵侵入蒙古，7月6日开入库伦，恩琴被俘。1921年7月11日，外蒙古建立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11月25日外蒙古建立“人民革命政权”，苏俄称“得派驻蒙古首都全权代表、及驻科布多、乌里雅苏台、阿拉坦布拉克等处领事，并得经蒙古国民政府之同意派遣领事于其它各处”，并与外蒙古在1922年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对此北京政府发布了一份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1924年4月17日，蒙古君主哲布尊丹巴活佛逝世。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与苏俄政府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不承认外蒙独立。但是该条约并没有得到很好执行，苏军并没有撤出中国，当时报纸称外蒙各个重要地区均有苏军驻扎，仅库伦一地就有3000苏军。

　　1924年11月26日在苏联与第三国际支持与行动下，蒙古人民党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定都库伦，改城名为乌兰巴托，以1911年作独立纪元，允许苏联驻军。但中国及英、美等当时主要国家政府皆未承认。在乔巴山等人的领导下，蒙古人民共和国实行了苏联式的政治制度。1932年由于蒙古人民党政府模仿苏联的建设模式，对喇嘛、贵族进行了镇压，11月爆发了牧民武装暴动，还蔓延到了新疆和内蒙古；随后人民党政府在驻蒙苏军支持下对外蒙古进行了大规模镇压。

　　中华民国则一直处于内外交困的处境中，南方兴起的国民政府从北伐战争、中原大战、十年内战，到1931年九一八事件和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自顾不暇，无力处理外蒙古问题。其间1928年国民党军队在外蒙东部边界与苏军发生了小规模战斗，之后再没有进入外蒙古。直到1992年苏联解体后，苏联军队才彻底从蒙古国撤走。

　　1939年，苏联、外蒙古联军与日本、满洲国的军队因“蒙满边境”问题爆发诺门罕战役，之后因欧洲战事而停战。1941年3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访苏，苏联外交部次长在3月27日对中国驻苏大使说：“斯大林接见松冈，是纯礼貌问题。”4月11日“苏联不为自己而牺牲友邦的利益，苏联政府对松冈是照例接待。”但是，就在两天后的4月13日，苏联就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联合声明说：“为了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对此，当时的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声明“《苏日中立条约》，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在此期间，内蒙古的蒙古王公德王试图使内蒙古也独立，还建立了实际上受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政权“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45年8月8日在德国投降三个月之际，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之后，苏联在和中国谈判成功之前，对日本宣战。一百五十万苏军在蒙古集结后进攻中国东北、朝鲜等地的日本关东军。其间外蒙古提供后勤并派军队参加了苏军对日军在内蒙古的作战。随着日本投降和苏、蒙联军的参战进军伪蒙疆政府也垮台，内蒙古很快被中国共产党控制，1947年中国共产党根据民族自治理论领导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

　　雅尔塔协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同盟国为争取苏联对日本宣战，美、英两国在未通知中华民国以及其他盟国之下，于1945年2月11日与苏联签定涉及外蒙古以及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其中规定：“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须予维持；2.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苏中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但苏联的优先权益须予保证，中国可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1945年斯大林曾对蒋经国说过：“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这也是他坚决要求外蒙古独立的主要原因。但美国总统罗斯福曾面请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魏道明，谓在维持外蒙现状之下，中国外蒙古成为两个邻居。当时中国政府亦认为外蒙古鞭长莫及。

中苏在就外蒙古问题举行谈判时，斯大林坚称外蒙今日已是“人民共和国”，故其现状，即是独立。谈判开始时，中方坚拒承认外蒙独立，斯大林则称，外蒙问题如无法获致解决，则条约不能订立。谈判中，蒋经国对斯大林说：“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斯大林回答：“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中苏谈判签约

　　1945年6月26日，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告知中国对《雅尔塔协定》的立场， 并指出外蒙古与西藏在宗教上的连带关系，希望中苏双方在莫斯科会谈时最好不谈外蒙古问题，而中国为外蒙古的宗主国，愿意赋予外蒙古高度自治权，其外交、军事皆可独立自主。

　　1945年6月27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为代表团长，率胡世泽、沈鸿烈、蒋经国、卜道明等人赶赴莫斯科。中苏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6月30日至7月12日，争论重点为外蒙古是否独立的问题；第二阶段是8月7日至8月14日，争论重点在外蒙古的疆界划定、中长铁路的管理权、共同使用旅顺军港与大连商港问题。根据傅秉常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处得到的情报，可知美国认为此时为中国与苏联取得谅解的最好机会，亦认为苏方要求甚为合理，暗示中国接受苏方条件，希望傅秉常催促宋子文尽快与苏联签约。到7月12日，宋子文与斯大林连续举行六次会谈，其中第二次与三次皆因外蒙古问题不欢而散，直到7月9日第四次会议时，外蒙古问题才勉强定案。8月14日，经过与苏联两个多月的谈判，中华民国政府最终做出妥协。宋子文、王世杰等在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授权下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下，允许将依公正之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宋子文拒绝签字，并辞掉外交部长一职，最后该条约由王世杰签字。 同日，中苏两国外交部互致照会：

　　“中苏关于外蒙古问题的换文”

　　中华民国政府文

　　“部长阁下：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文

　　“部长阅下：核准阁下照会，内开：“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上项照会，业经奉悉，表示满意，兹并声明苏联政府将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对此，杜鲁门给蒋介石打电报说：“我请阁下执行雅尔塔协定，但我未曾请阁下做超过该协定之让步。”指蒋中正抛弃了中国对外蒙的主权。王世杰回国称该条约可保中苏三十年的和平，于是8月24日立法院在孙科主持下，以95人赞成，4人反对（以起立方式表决）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国民政府承认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开始举行公民投票，中国政府派雷法章等前去参观，代表团于10月18日抵达。雷法章奉蒋中正之命，“不与外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雷法章“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分两组参观投票。外蒙人民“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共有487409人参加，登记选民投票率98.4%，投票结果显示，参加的公民都赞成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联合国所派之观察员承认此次投票。1945年12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6次常务会议就外蒙古独立一案通过决议：1946年1月15日之前完成承认手续；1946年1月15日左右承认独立，并希望现在内蒙境内的外蒙军队于承认前完全撤回外蒙境内。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79次常务会议通过并于同月19日通知国民政府照办。

　　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国民政府公告说：

　　“国民政府发表公告承认外蒙独立”

　　（1946年1日5日）

　　“（中央社重庆五日电）国府于一月五日发表承认外蒙独立之公告如下：外蒙古人民于民国卅四年十月廿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会最高委员会之审议，法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除由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

　　随后国民政府表示支持蒙古入联合国。2月13日，国民政府许诺与蒙古建立外交关系。从此，中国失去了对外蒙的主权。

　　曾任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的蒋廷黻认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五十年前大清帝俄同盟条约太相同了。条约及换文，就全体看起来，是极有利于苏俄的，简直可说是片面的、不平等的。苏俄如严格遵守这条约及换文，于苏俄只有利而无害。任何公平的研究员，不能避免这个结论。”

　　雷法章事后对外蒙“公民投票”的评介是：“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为严密”、“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古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名方式表示赞成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中华民国政府同苏联交恶后，中华民国政府曾于1947年8月27日于联合国安理会开会时表示质疑此投票之公正性。中华民国代表蒋廷黻发言称：“吾人认为此事是吾人所不能接受之过份简单的历史，当适当时机来临后，我国政府有从事进一步观察之权利。”

　　民国后期冲突

　　1946年2月12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副总理苏伦扎布虽然得到了国民政府外交部将签订中蒙建交协议的口头承诺，但国民政府借故拖延，始终未与其建立外交关系，尤其是中蒙边界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使得蒙古当局相当不满。

　　1946年3月6日，中国国民党二中全会检讨外交报告，王正廷等代表主张废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内蒙代表要求恢复蒙古委员会。

　　1946年3月18日，苏联及中共抨击国民党二中全会，称其反动气焰嚣张、反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6年8月6日，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大使徐淑希发表支持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声明：“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数月之前，尚为中国之一部分，称为外蒙古。其独立乃由选举之故，国民政府将为欢迎其加入联合国之一国家，吾人固竭诚期望其加入此国际机构。……国民政府于适当之时间到来时，侪以全力支持外蒙古要求入会申请。”

　　1947年1月1日，国民党“国大”一手操纵的“中华民国宪法”公布，其中第四条声称“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未写明何为固有疆域。

　　1947年4月23日，国民政府恢复蒙藏委员会，许世英担任委员长，1948年6月1日白云梯担任该会委员长。

　　1947年6月2日，蒙古当局借口汉哈部队非法越过拜塔克山，还捕去蒙兵数名，遂要求驻扎在对山胡芝尔特河附近的野营部队在48小时内撤退，并交还失踪士兵与马匹。6月5日，外蒙古军队攻击驻守在北塔山的中国军队，中蒙两国军队发生激烈冲突，互有伤亡，即“北塔山事件”。 事后国民党向苏联外交部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苏公使提出强烈抗议，指责外蒙古军队在苏军协助下入侵中国新疆。苏联否认上述指控，加上国民政府反悔反对蒙古加入联合国，使中苏关系迅速恶化。国内舆论也大肆报道“北塔山事件”，抗议苏联不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质疑外蒙古国家主权的独立性，坚决反对外蒙古申请加入联合国，甚至鼓动民众推翻外蒙古公民投票的结果。

　　1947年7月28日，联合国讨论蒙古入会，中方代表反对，并与苏联代表发生激烈辩论。8月18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拒绝蒙古加入联合国。

　　1947年11月7日，联大苏联代表要求允许外蒙加入联合国，8日中方代表会上驳斥苏联，蒙独再次被挫败。

　　1948年，民国官方新出版的中国地图依旧包含蒙古（但加注释小字业已承认其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