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革命是英国历史上一次名垂千古的宫廷政变，这场革命的历史作用非常的重大，普遍的观点认为，现代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政体就起源于这次革命。但关于这场革命的评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对这场革命的评价究竟有过怎样曲折的演变史呢？
光荣革命的历史作用
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议会权利超过君主的立宪君主制度以及两党制度等，不仅对英国以后的历史发展，而且对欧美许多国家的政治都发生了重要影响。在17世纪的西欧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君主专制是一种普遍的政体形式。西欧的法国、西班牙、奥地利以及丹麦、瑞典、德意志的一些公国，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在这些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君权神授。至于东欧的俄国以及东方的中国等，则等级森严，绝对专制君主制更为强固。1688年后，英国的政治制度及由此而萌发的政治思想，对欧洲绝对君主专制制度和君权神授、君主万能、臣民必须无条件服从等思想，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对一些民主、进步的思想家，如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则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虽然对东欧、俄国及东方的中国等国未发生直接影响，但当这些国家的改革运动兴起的时候，英国的“巴力门”（议会）、“君民共治”（立宪君主制）就成了鼓舞他们进行斗争的现实源泉和效法的榜样。19世纪末，中国的维新派在为改革而奋斗的时候，就常常引用英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作为楷模。
光荣革命的史学评价
辉格派思想
自18世纪以来，历史学中关于对1688年“光荣革命”的评价，长期为辉格派历史家哈兰姆、麦考莱以及后来的屈维廉的观点所统治。在这批辉格派历史家看来，1688年的“光荣革命”为以后民主的议会制政府和宗教自由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斯图亚特王朝力图建立专制君主制的计划的终结。以后，议会的宪法地位上升了，国王的专断横暴权力被遏止，并处于议会监督之下。英国的两个主要政党也起源于此时。两党在政治上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制约，使政局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平衡；两种互相矛盾和制约的因素包含在一个统一体内，既避免了大一统的呆板、停滞、毫无生气的弊端，也避免了破坏性的冲突和内战的危险。
麦考莱的名著《英国史》就是从1688年开始的。在这本书的一开头，著者就指出，英国无疑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而英国之所以伟大，其渊源就在于1688年的革命。“对1688年革命所能作的最高赞颂乃是：它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革命。自从任何一个聪明的和爱国的英国人试图反抗当权的政府以来，已有几代人过去了。在所有诚实的、善于思考的头脑中，有一种随着经验的积累而与日俱增的信念，即影响宪法所需的每种改进都可在宪法本身内部找到。”麦考莱在政治上是个辉格派，他对辉格派在英国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备加颂扬，并以自己是辉格派的成员而自豪。他用辉格派的观点去解释历史是很自然的。
辉格派的观点对后世的史学思想影响很大。20世纪初，麦考莱的外甥，著名历史家屈维廉在他的专著《1688年—1689年的英国革命》一书中，特别强调奥兰治的威廉入侵英国的重要性。它好像是“欧洲所有的新教各族人民共同汇合在一起来帮助拯救英国。”在屈维廉以后，一些有关著作的基本观点也与上述著作雷同。
辉格派的思想，在17世纪末约翰·洛克的著作中得到深入的发挥，不过洛克的书在刚出版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到后来才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托利派思想
与辉格派的思想相对立的是托利派的思想。托利派的思想在18世纪后期著名的实证主义思想家休谟的著作中得到充分的阐述。虽然休谟自称他只是一个历史哲学家，并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但由于他对国王查理一世和斯特拉福的明显的同情和对革命的事件和人物深恶痛绝的态度，后世的人很自然地把他看作托利派的历史家。休谟的《自恺撒入侵到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一书的中心思想乃是：没有权威，自由就不可能存在；建立政府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自由，而是为了提供正义；对当权政府的反抗，是不可饶恕的行为。
当代托利—保守党的著名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是1688年投靠威廉的马尔波罗的后代。他在《马尔波罗传》及《英语民族的历史》等著作中，对1688年英国的贵族、乡绅投靠威廉的行为倍加赞颂，认为“英国的贵族和国教教士从来没有像1688年这样经受如此严酷的考验，并对他们的国家作出如此优良的服务。”
其他
“光荣革命”事件，在英国以外的史学界也引起广泛注意。19世纪中叶，法国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家基佐在1848年革命后，其历史观发生了急遽转变。原来他曾在1826年出版的《1640年英国革命史》中，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革命的发展过程，并对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中下层人民的革命行动加以赞颂。但1848年以后，他却对革命的暴力和流血加以谴责，并拿1688年的“光荣革命”与1640年的革命作对比，认为“光荣革命”没有流血和牺牲，但却达到了革命的目的，所以比1640年的革命要优越得多。1850年，基佐专门为《1640年英国革命史》写的序言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了。书名就是《英国革命为什么成功了？英国革命史讨论》。在这本小册子中，基佐比较了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认为英国革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原因是英国革命是本着宗教精神进行的，而且没有与过去的传统割断联系。另一个原因是英国革命是作为保守力量而不是作为破坏力量而出现的。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在立宪君主制治下的英国，“内政、维护和平、财政、殖民、商业、议会制度的发展以及议会斗争已成为政府和社会舆论最为关心的事情。”因而在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之后，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得以稳定长久地发展下去。基佐的论点曾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特别是苏联的历史著作一反辉格派的观点，在有关17世纪英国革命史的研究中，将重点完全放到1640年—1653年间，把1653年克伦威尔护国公制度的建立作为革命的结束年代，而把1653年—1688年的历史作为40—50年代初革命事件的附属部分或尾声。同时在评价上，着重强调40年代至50年代初革命时期的进步作用，而把1688年的“光荣革命”当作微不足道的“政变”。
1990年以来的时间里，西方史学界的研究方向又发生改变。它一方面表现为对复辟时期的重视，认为不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来看，复辟时期都是英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在这段时期，出版了不少有关的专门论著。另一方面表现为，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与以前的著作不同的观点，甚至出现了一些翻案性的文章，从对整个“光荣革命”性质的否定，到对个别事件和个别人物的相反的评价，各式各样。如有人认为，所谓“光荣革命”不但不“光荣”，而且是英国的一个耻辱，不仅国王詹姆斯二世表现得懦弱可耻，而且大多数英国贵族、中等阶级都在外国人入侵时背叛了自己的国王和国家。有人说，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在稀奇古怪年代里发生的一件稀奇古怪的事件”。
在我国，自解放以来，在有关17世纪英国革命的著作中，都是按照当时苏联学者的观点，重点放在研究1640年—1653年的“革命年代”，对此后到1688年，只是当作革命时期的尾声而附带提及。特别是，在评价这段历史时，都将之与17世纪40年代的积极因素对立起来。这是我国解放以来长期存在的崇尚暴力，贬斥改良、渐进等左倾思想的一种表现。近几年，在有关历史论著中，这种左的偏向已有所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