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苏俄实施所谓的余粮征集制，但这一制度并不仅仅在苏维埃共和国内部实行，列宁也强制乌克兰地区应该和苏维埃共和国同样的粮食制度，而这种制度最终在乌克兰被实施。乌克兰人民手中的粮食被强制剥夺，这引发了不少骚动和起义，不过都被政府镇压了。
十月革命后，粮荒遍及苏维埃俄国各处，并且随着国内战争的进行和深入，越来越严重。像彼得堡、莫斯科这样的中央大城市也只有几天的粮食库存；被视为苏维埃政权最可靠支柱的无产阶级——大产业工厂工人也不得不为生存，背着口袋，下到农村去弄粮食。一时间，“背口袋的人”的漫漫洪流和列宁号召的到农村去以“十字军讨伐”征缴“余粮”的武装征粮队大军从不同的方向、按不同的需要涌进了农村，而被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集体视为有余粮、但因富农抗粮不交的广大农村成了苏维埃国内战争时期一个十分残酷、农民命运极其悲惨的战场。在1918年到1921年期间，这一战场上的战争进行到了风云突变、硝烟弥漫、血肉拼搏的阶段，苏维埃俄国面临的生死存亡危机把农村、农民、农业问题提到了布尔什维克党最紧迫的议事日程之上。
1918年3月，当时的粮食人民委员部委员瞿鲁巴向中央建议一种解决办法：“对现实情况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向农村供应它所需要的东西，即生活必需品，才能将藏匿的粮食弄出来。其他的办法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但是，苏维埃政府没有农民和农村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因此瞿鲁巴的建议实行不了。随着粮食的日益严重短缺，苏维埃政权所能控制的地区日益大面积缩小，强制措施被提到了首位，而这种强制措施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首创，被它赶下台的临时政府在粮食危机面前采取的也是这样的措施。这个措施就是“粮食垄断”。
1918年5月9日，苏维埃政府颁布了粮食垄断法令。而为了实行这种由政府绝对控制的垄断政策，垄断法令做了详细的规定。根据这份法令，被认为有余粮并在一周期限内不上报者，就被视为“人民之敌”，对他们的惩罚是：没收粮食、剥夺家产，本人送交革命法庭，刑期至少10年。同时鼓励“贫农”揭发和举报这些“人民之敌”，对他们的奖励是：从没收的粮食中提成奖励。5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联合签署了一份《赋予粮食人民委员会与隐匿存粮并进行粮食投机的农村资产阶级做斗争的特别全权》法令，其中的一系列规定在事实上将“粮食垄断”发展成了“粮食专政”。“粮食专政”的内容有三：一、粮食的采购由中央统一进行，任何地方、任何机构都无权自行采购。二、镇压和消灭藏匿粮食的富农。三、与被称为自发势力和投机倒把的现象做斗争。为了保障贫农的揭发和检举，7月1日还颁布了《组织贫农委员会》的法令，此令一出，就赋予了农村中“揭发和检举藏匿粮食富农”和“没收行为”的“群众运动”以合法性。
而到了1919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在苏维埃俄国的全境实行“余粮征集制”的法令。由于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建立过程的曲折和反复，所以乌克兰到了4月初才开始实行余粮征集制法令。但是，实际的粮食征收工作几乎是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建立起的那一时刻就开始了。作为与俄罗斯的黑土带相联系的丰饶产量区，乌克兰自然不会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的视线中游离出去，相反他们一直密切关注乌克兰局势的进展和变化。十月革命以后，无论是“契卡”、征粮工作队，还是解决形形色色问题的特别工作队，它们的主要指向都是乌克兰。在这种关注中，列宁特别强调和谴责了乌克兰的“粮食自由贸易”，并要各地引以为戒，“而问题正在于自由出卖粮食使投机活动猖獗，使少数人发财，使有钱的人才吃得饱，而工人群众仍然挨饿。这是我们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产粮最多的地区所看到的实际情况”。
在列宁的决策中，每当乌克兰出现新的问题或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总会要把最强硬的人、主张铁腕手段的人派往乌克兰就地指挥和解决问题。组建军队和作战方面最高指挥者的托洛茨基，列宁委以征粮重任的斯大林，以“火与剑”行动镇压一切反革命和动乱的强硬派捷尔任斯基都是在1918年至1920年期间被派往乌克兰工作的。
对此，列宁本人曾经做过极为形象的解释：“你们知道，每当我们遭到侵犯时，都不得不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体委员送上前线，可有人却对我们说：‘这真是笑话，应当找别人去。’难道我们是超时间超空间地进行活动吗？还是我们一个星期能生出几个共产党员来呢？这我们办不到。”
在列宁的决策思维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即俄罗斯有三大产量区，一是西伯利亚，一是北高加索，一是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俄罗斯中央黑土区，而在这些产量区中永远会有粮食，如果出现粮荒，那肯定是富农的破坏和抗粮，解决的办法就是对富农采取严厉的惩罚和镇压措施。正是这种看法和根本决策成为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苏维埃政权的粮食垄断、粮食专政、武装工作队，甚至粮食军征收粮食的主线。因此，征收粮食与军事行动成了孪生子，对富农及异己分子的镇压和对贫农的奖励与组织就是身影随行的事，这在乌克兰也不例外。
为了在乌克兰征收粮食，苏维埃政权刚在乌克兰建立，俄共（布）中央就在其决议中指明，在乌克兰必须执行苏维埃共和国统一的粮食政策。1919年11月19日俄共（布）中央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决议是这样写的：“鉴于农民在人口中占多数，在乌克兰的比例比在俄罗斯的还大，所以乌克兰苏维埃不仅应当争取贫苦农民的信任，并且应当争取在根本利益上同苏维埃政权休戚相关的广大中农阶层的信任。特别是，在坚持粮食政策基本原则（国家按硬性价格收购粮食，实行强制性的余粮征集制）时，必须注意使工作方法适合于乌克兰农村的情况。”
但在这份决议中，也明显表达出了“大俄罗斯”领导人对“小俄罗斯”乌克兰人的不信任：“为建立真正劳动者的政权这一目的，应立即采取措施，使那些根本不了解广大农民群众生活情况并常常利用共产主义旗子作掩护的乌克兰小市民不致充斥苏维埃机关。在允许这些人加入党的队伍和参加苏维埃机关工作以前，应当审查他们的工作能力，审查他们在工作中，首先是在前线，在作战部队中是否忠于劳动者的利益。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条件下，这些人都应当受到无产阶级的严格的阶级监督。”这也就是说苏维埃领导人总是认为，乌克兰的粮食征集以及其他事务靠乌克兰人自己是办不了的，必须依靠由“大俄罗斯”派来的工作队督办和查办。
此外，更为关键的是，在乌克兰的余粮征集进程中，远远没有遵循这个决议所表达的要求。乌克兰的粮食征收活动是从军事部门采用军事作战方式开始的。1919年12月，南方和西南战线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征粮机构——“南方战线粮食特别委员会”。其领导人是当时的粮食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乌克兰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粮食委员M.弗拉基米罗夫。他上任后（1920年1月初）签发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取消各地苏维埃颁布的粮食自由买卖的指示，恢复了苏维埃中央政府的粮食垄断政策，宣布破坏这一政策的农民是“国事犯”。在他为期只有两年的任职中，他大量采用强制手段从农民那里剥夺粮食，这引起了乌克兰南部地区农民的骚动和起义，随之他又动用部队镇压了这些骚动和起义。正因为他有如此的功绩，1922年被调回莫斯科，任人民委员会的财政人民委员。
弗拉基米罗夫的南线粮食特别委员会的武装征粮行动并不是孤立的，被列宁委派到南线——乌克兰南部和北高加索地区征粮的斯大林是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人和支持者。斯大林到任后，从1920年2月18日至3月6日，所发出的指令都是与这个南线粮食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有关的，或者说是下达给它的必须执行的指令。1920年2月18日，斯大林签发了第一份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的决议：“为了拯救大矿井不被水淹，保证采煤，建议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三天内组织连环火车运输供顿巴斯运煤之用。以军事行动调拨货币、润滑油和照明物资、衣服以及时下工人所需的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