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史》，【英】约翰·基根 著，张质文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三章 1914年的危机

秘密制定的军事计划决定，在1914年的欧洲氛围中，任何没能通过明智的外交手段解决的危机都将导致全面的战争。以明智的外交手段化解危机早有先例，尤其引人注目地体现解决在列强争夺非洲的争吵和1912—1913年间巴尔干战争所引起的不安中。然而，这些危机仅仅涉及国家利益，而与国家的荣誉、声望无关。奥匈帝国在欧洲列强中对于国家荣誉最为敏感，因为它是列强中最虚弱的一个。1914年6月，对其王位继承人的刺杀戳中了它的痛处，刺客认为自己属于该国最具颠覆性的外国邻居。奥匈帝国是一个拥有五种主要宗教和一打不同语言的政体，因为对于种族颠覆的恐惧而备受折磨。最主要的颠覆因素来自塞尔维亚，它是一个好斗而又发展缓慢，国内暴力纷争不断的基督教王国，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反叛后从穆斯林奥斯曼帝国赢得独立。独立后的塞尔维亚并未涵盖所有塞尔维亚人。因为历史原因，大量少数民族成为奥地利属民。那些民族主义者憎恨哈布斯堡人的统治，几乎就如同他们获得自由的兄弟曾经憎恨被奥斯曼人统治那样。他们之中最极端的分子时刻准备着杀戮。正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对于哈布斯堡王朝继承者的暗杀挑起了1914年夏天的致命危机。

1914年哈布斯堡军队的夏季演习在波斯尼亚举行，这里曾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省，于1878年被奥地利占领，并于1908年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弗朗茨·斐迪南，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f）皇帝的侄子和军队的总监察长（Inspector General），在6月25日到波斯尼亚进行视察。在演习结束后，6月27日，他与妻子乘车于次日上午到达该省首府萨拉热窝，进行公务访问。选择这个日子令人不快：6月28日是塞尔维亚人1389年败于土耳其人的周年纪念日，塞尔维亚人称这一天为Vidov Dan，他们认为这一天是遭受外来 压迫苦难的漫长历史的开始。〔1〕在奥斯曼土耳其退出后，在塞尔维亚民主主义分子眼中看来，压迫者的角色由哈布斯堡人担当了，行省当局收到警告说，王储的访问是不受欢迎的，并且可能很危险。斐迪南无视了这一警告；在那个时代里，对大人物的威胁司空见惯，一位沙皇、一位奥地利皇后、一位美国总统曾被狂热分子或疯子刺杀。在这个案例中，一个刺杀小组准备好了，包括五个塞尔维亚青年和一位波斯尼亚穆斯林，后者是共谋者为了化妆的目的招募来的，所有人都装备了炸弹和手枪。在去往总督宅邸的路上，一名恐怖分子向大公夫妇的汽车投掷了一颗炸弹，但炸弹反弹到了后面一辆汽车的下面，炸伤一位军官。皇室的一群人继续前进。然而，四十五分钟之后，在途中去探视伤员时，大公夫妇的司机转错了一个弯，在掉头时停顿了片刻。这使汽车正好面对一位未被发现的共谋者，加夫里若·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他带着一支左轮手枪。他走上前，开火。大公的妻子立刻死去，而大公在十分钟后去世。普林西普被当场逮捕。

调查结果显示，尽管这些恐怖分子是奥地利属民，他们是在塞尔维亚接受武装，并由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组织偷运越过奥地利边境的。奥地利调查人员认为他们属于“民族自卫组织”（Narodna Odbrana），它建立于1908年，目的是反抗波斯尼亚并入奥地利帝国；坚信波斯尼亚历史性地属于塞尔维亚人是民族主义者纲领的信条。但事实上该为此负责的是秘密组织“团结或死亡”（Union or Death），一般称为“黑手会”。这一误解并不重要，因为二者的成员互有交叉，而且波斯尼亚的“民族自卫组织”为黑手会提供帮助。后一组织更为凶险，因为它以“塞尔维亚人地区的统一”为目标，并要求新入会者立下决死的誓言。更加重要的是，它由代号“神牛”（Apis）的塞尔维亚上校领导，他主管总参谋部的情报部门。

塞尔维亚政府对这一阴谋到底知道多少从未确定；情报世界总是晦暗难明，古今如一，但那时普遍地是穿着制服的军人参与其中，正如德雷福斯（Dreyfus）事件所揭示的那样。“神牛”，更恰当地说是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Dragutin Dimitrijevic）上校，是战士，也是革命者，也有可能过着双重生活。他参与了1903年无情推翻奥布雷诺维奇王朝（Obrenovic dynasty）的行动。不论事实如何，到7月2日，刺杀小组中的三个成员供认不讳；这揭示出，他们是从一所塞尔维亚军工厂获得武器，并在塞尔维亚边防军的帮助下越过国境。这样的信息已经足够使奥地利更加确认本已根深柢固的信念——塞尔维亚对它怀有怨恨；同样也激起它惩罚这个小王国扰乱帝国内部秩序的固有愿望。

斯拉夫人问题是帝国在少数民族方面大量困难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在这些困难中，塞尔维亚难题是活跃而日益严重的威胁。波兰人的问题通过与德国、俄国共同瓜分波兰古代王国而得到缓解，捷克人的问题因为其城市严重德意志化而缓解，克罗地亚人的问题则因为天主教而缓解，但似乎除了武力，没有什么能够缓解塞尔维亚人的问题。他们的东正教信仰使其为既虔诚又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而俄国出于东正教监护者的立场确定无疑会对它提供保护；对土耳其统治的长期游击战抵抗使他们坚忍不拔、自力更生，但在奥地利眼中，这就是诡计多端、不可信任；而贫穷则使他们勇于战斗。塞尔维亚王国极其好斗。他们以自己的努力在1813年赢得独立，在1812—18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赢得了荣誉和领土。民族的新生激起了一个“大塞尔维亚”的信念：国家强大而且充当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境内塞尔维亚人的灯塔。奥地利不得不与之敌对，因为它不仅仅是塞尔维亚人，更是这些区域内众多少数民族中的一个，奥地利不能向其中任何一个让步。让步不但在战略上无法接受，帝国体系本身也承受不起，这一体系通过否认作为一种政治理念的民族独立的价值勉勉强强得以维持。对一种民族独立让步很快就会导致对其他民族独立的让步，由此带来帝国本身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