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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历朝历代都很重视河西走廊?这是因为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抵玉门关，南依祁连山，北靠合黎山，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俯瞰河西走廊，北面是阿拉善高原，戈壁遍布，人迹罕至，南面是青藏高原，环境恶劣，交通不便，河西走廊处于两者之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祁连山的冰雪融水的滋润下，河西走廊水草丰富，环境适宜，夏商时期，就有游牧民族在此定居，由此诞生了著名的马家窑文化。到了西周，河西走廊先后出现了西戎、犬戎、北羌、马羌等游牧民族，形成了独特的游牧文明。
河西走廊独特的地理位置，沟通了中原和亚洲腹地，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经此产生了交集。在中原的统治者眼中，身处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与中原民族格格不入。而游牧民族觊觎中原的富庶繁华。两种文明的差异，很快成为冲突的导火索。双方冲突不断，相爱相杀。公元前771年，西戎大举进攻西周，劫掠财货，并且在骊山杀死了周幽王，西周因此灭亡。
周王室东迁洛阳，周王认识到河西走廊的重要性，在此设立了雍州，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在此定居的西戎，遇到了与之匹敌的强劲对手。秦非子善于养马，因护送周王东迁有功，受封秦地。秦国的出现，阻挡了游牧民族向东发展的脚步。
秦国统一六国后，实力大幅提升。此时，河西走廊被月氏人控制，两者面临匈奴的威胁。强大的匈奴人不断蚕食月氏的地盘，月氏被迫西迁，匈奴人控制了河西走廊，成为东出中原的重要通道。秦始皇为了防范匈奴人的入侵，修建了闻名古今的万里长城。
西汉经过“文景之治”，有了与匈奴掰手腕的能力。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张骞受命出使西域，欲联合大月氏共同打击匈奴。张骞持节出使，第一次领略了河西走廊的全貌。有了张骞的尝试，西域各民族与中原有了密切的交流和沟通，这条通道就是“丝绸之路”。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命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出击。霍去病分别在春、夏两季，打败了盘踞在河西走廊的匈奴浑邪王、休屠王，歼敌四万。在迎头痛击之下，浑邪王被迫降汉。汉武帝增设河西四郡，西汉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扫清了障碍，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从人文上看，河西走廊是文化传播的平台。有了河西走廊的沟通，加速了西域与中原的交流，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使其融入中原，成为中国重要的一部分。有了合适的“土壤”，农耕文明和封建制度在西域逐渐生根发芽。
从经济上看，河西走廊是中国联通世界的血管。借助“丝绸之路”繁荣，外通地中海、中东，内至苏州、杭州，商贾云集，盛极一时。西域商人为中原带来了汗血宝马、葡萄、核桃、石榴、无花果、大蒜、葱、黄瓜、香料、药材、乐器和金银器等商品。而中国输出了丝绸、茶叶、瓷器以及四大发明。当时古罗马的市场上，每磅丝绸的售价高达12两黄金。而著名的埃及艳后也是丝绸的忠实粉丝，经常穿着丝制衣服，接见外交使节。
从宗教上看，河西走廊是佛教传入中原的首站。大小乘佛教经此进入中原，历史上的四大经译家，有三位在河西走廊传经布道，可见其在佛教传播中的重要地位。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有现存规模最大的莫高窟，绵延1600余米，分上下5层，共有492个石窑，2499身彩塑，以及45000平方米的壁画，后来发现的经卷、画稿、文书，具有极高的文献研究价值，倍受世人的关注。
至唐代中期，河西走廊始终被中原统治者牢牢掌握。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公元755年12月16日)，安史之乱爆发。在叛军的凌厉攻势下，唐朝不得不抽调河西、陇右等地的兵力，派往前线平叛，造成西北兵力空虚。
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吐蕃席卷祁连，陇右、河西相继陷落，安西、北庭与唐朝断绝联系。据《旧五代史》记载：“安禄山之乱，肃宗在灵武，悉召河西戍卒收复两京，吐蕃乘虚取河西、陇右，华人百万皆陷于吐蕃。”也就是说，唐朝由盛转衰的根源，不仅是安史之乱在中原动摇了其执政根基，还与吐蕃掐断河西走廊，断绝西域的外缓，有着密切的联系。
吐蕃衰亡后，回鹘西迁，在河西走廊站稳了脚跟。北宋建立后，并未对河西走廊进行有效的控制。十一世纪，党项族势力做大做强，势力不断扩展。李元昊建西夏后，河西走廊也处于其势力范围之内。北宋只得蜗居中原，与西域断绝了联系。
总结汉朝、晚唐和北宋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出，河西走廊不只是经贸要道，还是战略要地。汉朝的高明之处在于，汉朝占据河西走廊，能够将北方少数民族一分为二，使西羌生活在苦寒之地，孤立无援。而河西走廊犹如楔子，牢牢钉入西域腹地，直达吐鲁番和哈密。通过经营运作，与西域地方政权联手，加上汉朝在河套地区的筹措准备，从东西两个方面打击匈奴，迫使其要么远遁漠北，要么归降汉朝。
河西走廊是中原王朝伸向西域的一条手臂，择机切换胡萝卜和大棒，以此减轻中央政权的安全压力。
而晚唐和北宋的教训同样深刻，河西走廊的沦陷，意味着外族势力能够自由出入中原，分分钟“顺丰包邮”。正因如此，成吉思汗不惜代价，攻灭了西夏，打通了河西走廊，将中国北方和西域连成一体，从中获取了丰厚的回报。
能否控制河西走廊，是一个政权强盛与否重要标志之一，明朝同样不遗余力。自朱元璋始，不断修建明长城，全长6200公里，东起辽宁虎山，西至甘肃嘉峪关，而嘉峪关地势险要，扼守要冲，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隘，可见明朝相当重视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和防御。
随着时间的推移，河西走廊的重要性并未减弱。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清军与盘踞在西北的准尔丹激战。为了保障后勤运输和情报传送，清朝以嘉峪关为基地，在河西走廊修建了大量的军台、驿站和道路，同时修建大型水利灌溉设施，发展农业生产，既节约了转运成本，又保障了军粮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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