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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选址这个问题上，大城市多数都选在江河右岸（当背对来水时，左手边为河左，右手边为河右）。不少朋友对此表示疑惑：珠江北岸居河左，珠江南岸居河右，如果按照古代“河右为吉，河左为凶”的观念，广州岂不是应以“河南”为中心？难道古人对广州的选址和规划有违常理？这是因为，广州市的山水环境相当复杂，非同一般，不能简单地用“河左河右”的概念来区分“河南河北”哪一方更宜人居住。

珠江北岸多丘陵和台地

砮皂的价码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生产、生活、交通等不可或缺的要素与资源，择水而居是人类的本能，堪舆学也认为“吉地不可无水”，村落、城市选址“得水为止”。广州的水环境非常特殊，得天独厚，国内其他大城市一般只有一条大江大河从前面或旁边经过，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河右地区比河左地区更宜人居住。而广州处在东江、西江、北江三江总汇的地理位置，属于“乱流如织锦，不分元运也亨通”的聚水格局。

在古代，珠江十分辽阔，又有海潮涌入，所以粤人不称珠江而称“珠海”，过江称“过海”，由于经常受到潮水的威胁，人们必须“择高而居”。珠江北岸北依高大的白云山，是丘陵、台地、平原相杂的地区，地势较高；珠江南岸地区则只有平原和台地而没有山丘，地势低，所以古人选择在珠江北岸兴建都邑。三国吴时交州刺史步骘曾考察广州地理环境，他登高远望，“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薮之殷埠。乃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于是在已被焚毁的越城基础上，重建广州城。

河左地势自北而南逐渐降低

古人在长期的城市建设实践中，还总结出一条规律，就是城市的地理环境以“负阴抱阳”、阴阳平衡为最佳环境。堪舆学认为山是静止的物体，属阴；水是运动的物体，属阳，所谓“负阴抱阳”，就是处在背山面水、山环水抱的环境中，所以古人说“山环水抱必有气”。城市的基址最好在这个山环水抱格局中央，地势较平且有一定坡道。珠江北岸的地理环境全都符合这些要求，不仅“背山面海”，而且地势自北而南逐渐降低，在这里建城，一面临山，三面临水，山停水聚，阴阳平衡。堪舆学认为“山主贵，水主富”，所以珠江北岸既可为政治中心，又可为经济中心。

相比之下，珠江南岸的“河南”四面环水，地势低平，水气盛而山气薄，加上水流顺时针右旋，阳气多而阴气少，可以成为经济枢纽但不能成为政治中心。所以古人选址“河北”建城，是出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考虑。

作为一个大城市，必须拥有足够大的腹地，以适应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需要。堪舆学根据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单元的大小，将其区分为“大聚”、“中聚”和“小聚”，并认为“大聚”宜为都城，“中聚”宜为州郡县治，“小聚”宜为村镇或家宅。在古代，珠江北岸为一狭长地带，腹地有限，故古代城池规模不大，如汉初南越国都城周长只有十里，三国时步骘城的规模没有扩展，到隋唐时广州城的规模只有几平方公里。但随着历史的变迁，宋代以后广州城迅速扩大，这主要得益于广州城位于珠江北岸的地理位置。

科学研究表明，由于受地球自转产生的“右偏力”影响，北半球所有河流的右岸被水流冲刷得较严重，而左岸被水流冲刷得较轻。在山地丘陵中被溪水冲刷下来的泥沙和三江带下的泥沙，沉积在珠江两岸，在地球自转“右偏力”影响下，北岸（即左岸）由于受水流冲刷较轻，泥沙日积月累，形成“堆积平原”，南岸（即右岸）的天然堆积在珠江河水和潮汐的冲刷下，沉积很慢。所以在宋代以后，珠江北岸迅速南移，宋代西城、明代新城和清代的十三行都是建在“堆积平原”上。现在的沿江路、一德路、大新路、大德路、惠福路等在古代都是“海底”，今已成人口稠密、商业繁华的区域，证明珠江北岸更有利于形成广大的腹地，有利于广州城的扩展。

海珠岛从“河南”走向“河北”

受珠江潮流冲刷的影响，珠江南岸的北移就慢得多，近300多年来江岸伸展不足100米。宋代的海珠岛因离南岸较近，一向被人们视为属于“河南”的地方，近代以来随着珠江北岸的南移，海珠岛离北岸越来越近，1931年因用地需要人们将海珠岛和“河北”大陆相隔的狭窄汊道填平，海珠岛的南缘变成了长堤的一段，从此以后，美丽的海珠岛便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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