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内，黄克诚将军向来以性格直率、敢于直言著称，无论对方是谁，黄克诚若是有不同的意见，他马上就会和对方争个高低。

彭德怀的脾气向来火爆，可黄克诚依然敢于直言不讳，因此两人还经常脸红脖子粗；其实，无论是和谁争论，大家心中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为了革命的胜利。

争论之中方见真理

红军时期的1930年2月，组织上安排黄克诚去了彭德怀所率领的红五军之中，可那会正好有人将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计划视为中国革命的胜负关键。

由于没有更多经验可以参考借鉴，因此红军中的干部很多都认可这一计划。

黄克诚想了想觉得不对劲了，因为这个计划风险太大，他就马上去找了政委张纯清争论，可对方却说：你高估了敌人的力量。

但无论怎么去揣摩大家的话，黄克诚总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那就必须得得到大多数同志的理解，于是在一次会议上，黄克诚顶着巨大的压力站起来说：现在根本就不具备武装夺取武汉的条件，也根本没办法夺取长沙。

此话一出，让干部们的情绪瞬间激动起来，大家纷纷指责黄克诚不敢硬碰硬，无奈之下，黄克诚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

那会彭德怀也在犹豫之中，他手上的红五军团只有八千多人，也反对去硬磕武汉，看到黄克诚的信后他也瞬间一惊：竟然还有和自己想法极为相似的人。

好在彭德怀惊为天人的指挥使得部队以少胜多成功拿下长沙，奈何敌众我寡部队无奈撤离，黄克诚与彭德怀都看到了彼此的很多。

可不久之后，黄克诚与彭德怀便因为攻打江西赣州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黄克诚持反对态度，可彭德怀态度坚决。

部队抵达赣州城下，黄克诚观察后发现此地地形条件对红军极为不利，愈发感觉此战无法进行，第一次攻城受挫后，黄克诚立即向军团司令部提出撤围建议，彭德怀却并没有同意。

红军又改为爆破攻城，敌人又多派遣了一个师的兵力，黄克诚感觉事关重大，当即批评彭德怀：拼命蛮干，不讲方法。

彭德怀还是没能同意，历经30天后，由于攻城实在没有取得效果，红军也全部撤出了战斗。

战后总结会上，黄克诚并没有多说什么，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和彭总争吵归争吵，不影响工作。

经过此事，彭德怀也深刻感觉到这位老乡在很多时候的想法异于常人、可以参考，于是，很多事情都是商量着来。

而且，就在长征途中，黄克诚还替彭德怀挨过批评，那是在1935年2月，黄克诚因为中央红军过湘江的时候遭受重大挫折，他担心党中央的安全，便去找了领导同志谈心，提出：红军现在应当避免去打硬仗，保存革命力量，并找出打开新局面的办法。

领导出于部队士气的考虑，觉得黄克诚缺乏信心，就把他给调离了领导岗位。

黄克诚心里难过，就去找彭德怀要求安排工作，彭德怀就让他当司令部侦查科科长，那会黄克诚可不是大将，身边一些战士还觉得这个戴着眼镜的书生不适合搞侦察，还有人戏谑道：眼镜片被打坏了，更侦察不到真实情况了。

彭德怀听后马上反驳道：你们不信他我信，因为他从来不说假话。

会理会议上，毛主席还以为林彪写信要求撤换军事指挥的事情是彭德怀干的，就把彭德怀给严厉地批评了一顿，此后红三军团开会时就把黄克诚给狠狠批评了一顿。

黄克诚心中早就有了答案：批评他是假，因为他已经不在领导职务上，批评彭德怀是真，只是不方便直接点名。

虽说他与彭德怀经常会有争吵，可他十分担心彭德怀会因为此事和毛主席产生隔阂，直到后来他看到彭德怀正与毛主席一起看地图研究事情，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不同的阅历与性格，使得彭德怀与黄克诚能够互补。

相似的一点是：两人都喜欢讲真话，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要为胜利负责。

按照黄克诚的看法，彭德怀身上有一股蛮劲，只要认准的事情就会干到底；而彭德怀则看上了黄克诚身上那股柔劲，因为黄克诚还读过十几年书，是个古文底子极好的知识分子，他总能在大家头脑发热喊出一定能赢的时候结合客观情况提出相反意见，考虑问题也向来比较全面。

这种不随风倒的品格在红军被动的局面下也是难能可贵的。

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先后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职务，他总是能见到彭德怀，因此提出建议的机会也就更多了。

1959年之后，彭德怀还拿出写给中央的信件给黄克诚看。

黄克诚没有避讳彭德怀，也仔仔细细看了彭德怀书写的内容，他说：这封信中的意见我赞成，但是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刺激性。

彭德怀还是认死理，对黄克诚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毛主席共事多年，有什么为什么不去和他面谈呢？

然而，这一切都晚了。

由于彭德怀的事情，黄克诚也受到连累，但彭德怀面对无端的指责仍然强调：我和黄克诚相识这么长的时间，从来没有向中央推荐过黄克诚去担任任何职务，我们的接触，通常是在讨论工作或讨论问题。

后来黄克诚恢复工作后，回忆起彭德怀还心生悲凉：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做梦经常同他在一起。

1974年彭德怀在弥留之际仍然艰难地嘱咐侄女：把我的书籍送给好友黄克诚。

敢于直言的大将

黄克诚敢于直言不讳是出了名的，无论对方是谁，他都不会轻易折服。

1946年3月，抗日战争已经结束，苏联军队向北撤退，黄克诚则立即将活动在彰武地区的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调到四平附近待命，并在第一时间占领四平。

结合国际局势，美国支持蒋介石政府打内战已逐步明朗化，国民党军队便自沈阳北进，很快兵分三路攻打四平。

这将是不可避免的一仗，林彪也征求黄克诚的意见，黄克诚认为应当选择从西面进攻敌左翼，歼灭一部分有生力量。

林彪表示同意，很快将陈明仁的三十一军八十七师歼灭。

可情况马上发生了巨大变化，敌人派遣8个军和解放军作战，出于政治需要，毛主席认为应该在四平打一场保卫战，还能争取到苏联的军备援助，他选择林彪全权负责。

当黄克诚知道这一场大仗后人都愣住了，因为当时中共部队刚刚进入东北，总兵力还不到10万人，且根据地还未完全建立巩固，国民党军在数量、装备上都有优势，固守四平有点像消耗战。

为此，黄克诚赶忙写电报劝说林彪：敌人刚开始进攻时打他一下挫锐气是很有必要的，现在情况变了，国民党仗着人多枪多要硬碰硬，对我军就比较被动，应当把四平和其他大城市给让出来，我们去建立根据地积蓄力量。

但是，林彪看到电报后没有回电也没有撤兵。

得知战场形势逐步不利后，黄克诚接连给林彪发了好几封电报，林彪那会才仔细考虑起四平保卫战究竟是否合适，但由于没有接到毛主席的命令，林彪也不敢撤退，所以他仍然没有回复黄克诚的电报。

两军焦灼期间，黄克诚更是心急如焚，他向东北局强调：若是短期停战可以实现，那么保持四平、长春是必要的，可如果长期打下去，四平和长春都会丧失。

考虑了黄克诚的意见后，毛主席也给林彪和彭真发了电报：你们考虑军事全局再打下去是否有利。

后来，他又给林彪去了一封电报：若是死守四平已不可能，便应主动放弃四平，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这场大战从4月18日一直打到5月18日，按照林彪的说法：国民党取得了惨胜。

双方的伤亡分别是8000左右与10000左右。

当然，黄克诚与毛主席的思考角度也不一样，在黄克诚的观念里主要考虑军队的问题，而毛主席得站在国际局势与政治角度看待，一旦目的达不到才有必要撤军。

多年以后，毛主席与黄克诚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两人再度提到了四平保卫战。

毛主席问他：当年的四平保卫战打错了？

黄克诚说：最开始打一下并没有错，后来敌人重兵集结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时候，就不该固守四平了。

听到这话，毛主席说：固守四平是我当时决定的。

旁人也没能想到，黄克诚竟然直接说：你的决定也是错误的。

自然，从黄克诚的角度来看，他的想法也并没有错，他的出发点基于军队与人民的利益，从未在乎过个人的得失。

从这也能看出，黄克诚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

平型关之战后，团长张绍东和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勾搭成奸，干脆叛逃了革命队伍，徐海东都气得吐血。

这件事的影响很大，甚至朱德都亲自到来召开会议，黄克诚做过政治方面的工作，对于叛逃一类的恶性事件也极为敏感，于是他决定严格处理、整肃队伍。

而韩先楚却不这么认为，他不服黄克诚的处理方式，认为不能因为一个人有问题就牵连到整个队伍，两人互不相让，也有了矛盾激化的可能性。

从此时一直到1959年，两人都几乎没什么实质接触，毕竟所在部队不同、参与指挥的战斗也不同。

韩先楚更是在战争中表现越来越突出，人称旋风司令，手握着一支敢打敢拼的部队。

可到了1959年，韩先楚因彭德怀的事情受到了牵连，处境也十分困难，不少昔日的好友也逐渐疏远，可韩先楚在这个时候找上了门，与黄克诚谈了很多，言语中都是劝解宽慰。

就算有人劝说，可韩先楚却依旧不以为然，他不在乎外界对他有什么评价，也同样是一位敢于追求真理的战将，在他的心里黄克诚在这件事中没有犯错，就不该被如此。

无论什么样的争论，大家都是为了革命的胜利，那一份份老战友的感情也随着时间越来越深沉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