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11月26日，深秋时节又逢凄雨，南京的气温骤降，国民政府门口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代表们身心俱寒。九一八事变之后第三天，共青团中央就发出了《为满洲事件告全国青年书》号召全国青年起来罢工，罢课，罢操，罢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整个南满现已飘扬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旗帜，三千万的满洲工农士兵，被日本帝国主义残杀、焚烧、虐待侮辱！

青年学生的抗议矛头直指南京政府，两个月来的游行请愿令蒋介石下午不得不面见学生，气急败坏地扔出一句如果三年以后失地不能收复，当杀蒋某人头以谢天下。

三年后，不但失地未收，1935年6月，蒋介石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何梅协定》，华北也成了日本的天下。

《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

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

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宣言很快经过不同途径传到国内，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学生界引发强烈反响。

12月9日是国民党政府准备成立晋察政务委员会的日子，北平学联党团果断决定，在这一天发动抗日救国请愿游行。

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22岁的中共党员蒋南翔，虽然是清华中文系的才子，又是《清华周刊》的总编辑，但此时无法做到一挥而就。中国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愿望，令他边写边落泪，字字锥心刺骨。

12月9日上午，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在学生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等校学生发起请愿与游行，下午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学生加入游行行列。队伍行至王府井南口时大批军警用水龙、皮鞭、木棍、冲射殴打学生，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

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大学农学院等校学生被阻于西直门外无法进入城区，便就地进行抗日宣传。

《告全国民众书》被印成单页，随游行队伍发放并张贴在大街小巷中。

这些拍摄于当日的珍贵图片出自一位美籍教授兼记者之手，他的名字叫埃德加·斯诺。

1935年12月10日，《伦敦每日先驱报》刊登了一篇关于一二·九游行示威的报道。

12月16日，北平学联针对国民党当局决定于当日成立晋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再次发动大规模示威游行。12月17日《伦敦每日先驱报》也刊登了署名斯诺的报道：《北京城门下闪耀着爱国学生的剑光》。

救亡斗争

北平学生的救亡斗争迅速传开，全国各地民众纷纷行动起来，抗日救国烈火成燎原之势。

1937年4月12日，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20多个省、市和民先全国总队部、中国学联的312名代表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此前几个月，为了适应发动全民抗战的需要，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明确共青团中央停止工作，同时建立非党性质的全国青年组织。

会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发表讲话。

会后，新成立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开始担负指导全国青年工作的任务。7月，中共中央设立了青年部，领导全国的青年运动。各地共青团普遍进行改造，成立各级青救会。广泛发动青年群众，开展抗日救亡。

七七事变爆发后，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印发《为卢沟桥事件致全国青年通电》。10月10日至11月21日，西北青救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成为抗日战争开始后全国抗日青年的一次大会师。毛泽东专门为大会题词：努力前进，打日本，救中国！大会决定，为了建立各青年团体的相互联系，共同促成青年运动的统一和全国青年的团结，特成立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作为全国青年抗日救国运动的领导机关。

会后，各地迅速建立和发展了青年救国团体，其中就包括由长江局青委委员蒋南翔参加创立的武汉青年救国团。

新形势的诞生总是在斗争中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领导组建了一大批青年抗日团体，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无疑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青年运动的一面旗帜。

1939年3月18日，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前夕，西北青年救国会举行执委会议，通过决议，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半个多月后，5月4日晚，在延安抗大，近万名来自祖国各地的青年济济一堂，席地而坐，参加青年节的第一次庆祝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