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为您收集和整理了朝鲜李朝孝宗李淏以光复大明天下为己任的相关内容：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即崇祯帝)在后宫煤山自缢身亡，明朝二百七十七年的国运到此结束。随之，清军入关，定鼎中原。此后，忠臣义士先后拥立福王朱由崧、唐王朱聿键、鲁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即崇祯帝)在后宫煤山自缢身亡，明朝二百七十七年的国运到此结束。随之，清军入关，定鼎中原。此后，忠臣义士先后拥立福王朱由崧、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桂王朱由榔为帝，继续抗清复明。至公元1683年，当年的汉奸、如今的英雄施琅率满清水师攻入台湾为止，明祚延长了三十九年。史家把这三十九年称为南明。

　　而这一时期的近邻朝鲜，也加入了反清复明的行列。朝鲜李朝孝宗忠宣大王李淏，就以光复大明为己任。

　　李淏早年跟他哥哥朝鲜昭显世子李澄(朝鲜王储)一起，被入侵朝鲜的皇太极掳到盛京(今沈阳)当了很久的人质。公元1644年11月9日，入关后的清摄政王多尔衮，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召见作为人质的昭显世子李澄和凤林大君李淏，说：“未得北京以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己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且世子以东国储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还本国。凤林大君则姑留与麟坪大君相替往来……”同时，清廷还宣布减少朝鲜的岁贡币物。

　　公元1645年3月，久居满清为人质的昭显世子返回汉城。随行清使勒令朝鲜仁祖李宗出城迎接“天使”的到来，忠于明朝的朝鲜两班朝臣士大夫对此心中愤懑。5月21日，昭显世子被宫人在饵饼中下毒，暴毙于昌德宫中。仁祖李宗虽心知肚明，但碍于朝廷上下对质清归来的昭显世子的不满情绪，并未深究此事，只是向清廷上报“世子病亡”。6月7日，凤林大君李淏被多尔衮释放后回到汉城。

　　昭显世子在清廷为质近十年，亲睹了明亡清兴的过程，积累了与清廷相处的经验。多尔衮对其去世“深为惊悼”，虽对其暴毙亦觉可疑，但在朝鲜使臣众口一词的“确系病殪”的说辞下，也不得不接受了这一现实。公元1645年11月14日，清廷册封李淏为朝鲜世子。

　　朝鲜李朝视清廷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了对清廷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等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朝鲜《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在仁祖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中，只书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至于私人著述，直至清末，仍有人书写使用崇祯年号，仍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在对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儒家最看重的“正朔”问题上，当年的朝鲜朝野就是这样处理的。

　　当时，朝鲜君臣认为：“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语也。”李朝孝宗李淏，则始终以光复大明天下为己任，倡议北伐。他对大臣们说：“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故欲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回应者!”对大臣担心的：“万一蹉跎，有覆亡之祸，则奈何?”他却义无反顾地说：“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则明，则覆亡之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

　　为了北伐，孝宗首先采取措施，扩军备战。驻汉城的都城御营厅军由七千人增加到二万一千人，并且增加了大炮攻坚部队;禁军由六百人增加到一千人，并且全部改编为骑兵。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一万名，御营厅军增加二万名;但由于财政困难，计划未能实现(见韩国姜万吉《韩国近代史》)。

　　李朝君臣确信“胡人无百年之运”的儒家格言，将地震、慧星等自然灾害视为清朝灭亡的征兆，对南明政权、台湾郑成功、甚至准葛尔部等反清势力，都寄予厚望，准备派使臣渡海联络，策划夹击清廷。当得知台湾郑氏多次派使者请日本联合出师伐清复明时，朝鲜李朝甚至建议：“假道朝鲜，出送援兵”(见《仁祖大王实录》。

　　李淏的儿子显宗李棩、孙子肃宗李焞，对联日伐清之事也很积极。公元1650年，李淏向清廷奏报：“日本近日以密书示通事，情形可畏，请筑城训练为守御计。”企图以防御日本为由，扩军备战。清廷警觉到朝、日、南明联手组成军事同盟的危险，便派密使前往朝鲜核实情况。结果查明，朝鲜与日本素来和好，奏折所奏不实。顺治下诏斥责朝鲜国王，罢其用事大臣。这就是朝鲜历史上有名的“六使诘责”事件。

　　令人遗憾的是，当初满清国运正处在上升期，故，朝鲜李朝君臣的“反清复明”计划未能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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