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是被冤杀天下人皆知，朱祁镇心里肯定也明白，但朱祁镇想要复辟，成了他必杀于谦的理由。于谦可以说是明朝最受尊敬的功臣之一，他在政治、军事、文学等领域都有杰出成就，还是百姓眼里的民族英雄。但在封建王朝制度下，于谦哪怕是位受人敬仰的能臣，也没办法为自己换来一条活路，这才是最可悲的地方。于谦的死，实际上说明了很多问题，值得我们细细思考。
于谦可谓"功不可没"，就连杀他的明英宗亦认为"谦实有功"。那，有如此功勋且又手握兵权的于谦何以"取义成仁"甘愿下狱受死呢?
这要从于谦的生平说起。
1、于谦显露凛然正气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公元1398年出生于浙江杭州的官宦世家。从其高祖于夔入仕起，一度显赫，曾祖父于九思官至杭州路大总管，祖父于文明就任洪武年间工部主事。只是到了父亲于彦昭这一辈，不愿入仕在家乡钱塘过着隐居生活。
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自幼刻苦读书的于谦便有了精忠报国的高远志向，其儒雅的文人气质和土大夫情怀陪伴他走了一生。
在长期饱读史书的儿时岁月，仰慕文天祥气节的于谦常以其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座右铭。
十六岁就读吴山三茅观时，即写下与之相映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诗中所表露的凛然正气，恰好就是于谦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2、于谦为官兢兢兢业业
永乐十九年，即公元1421年，23岁的于谦成功考取辛丑科进士，从此以文人的身份步入大明仕途。
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朱瞻基率兵平定汉王朱高煦在乐安州起兵反叛，于谦受命担任御史随征。朱高煦后来被剿灭，受捕入狱后，于谦奉令主审朱高煦，予之严词斥责，声色俱厉地数落了朱高煦不忠不孝的各项罪行，朱高煦趴在地上被骂得直发抖。
于谦的正词崭崭和凌厉执法由此传开，明宣宗为之大为赏识，经过一番考察后，对他的学识、气度高度认可，不久即升任于谦为巡按江西。
1430年，32岁的于谦领衔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等地。由此，于谦就在地方工作了十九年的时间。
期间，于谦常轻装骑马走访所辖区域的父老乡亲，考察民生以及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项后，能办的及时解决，解决不了的马上表奏朝廷处理。如在三月间"粟米救济"缺粮的民户;在黄河口岸加固堤坝，避免汛期发生洪灾冲毁农田，令每个乡所设的亭长专管堤坝修缮一事;将镇边将领私人开垦的田地转为官家屯田，以资助边防开支等等……
于谦注重民生和化解财政压力的这些举措，得到了明宣宗的认可，老百姓也呼之雀跃。由此，于谦迎得了极高威望，誉为为国为民的忠臣、能臣。不过，正直的于谦也因此树敌不少，带来被奸佞中伤的致命隐患。
3、于谦不畏入狱，敢于挺身而出
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后，宠信太监王振干政。随着主持内阁的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相继离世，太监王振便作威作福起来。
于谦回京觐见时，因没有向王振送礼，还写了一首"只有清风"的诗《入京》：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王振便诬告于谦因为长期未得晋升而心怀不满，意欲与朝廷作对。于谦由此被下狱问罪，幸得河南、山西两地的百姓深感其大恩，为之请命申冤，又得同僚和周王、晋王等藩王的作证力保，于谦才得出狱，降为大理寺少卿，后转任兵部左侍郎。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太师也先统兵大举来犯，王振便怂恿明英宗御驾亲征，在土木堡遭遇全军覆没，明英宗自己也被俘。这就是大明历史上耻辱的"土木堡之变"。
大明一下转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幸得之前于谦没有随驾，被留下来主持兵部工作。在孙太后的支持下，于谦升任兵部尚书，力排朝廷南迁等建议，固守京城，拥立朱祁玉为景泰帝，发起了力挽狂澜的"北京保卫战"，终于抗住了也先大军的进攻。也先在发还明英宗回朝后，撤兵远去。
大明迎来宝贵的安宁时期，由此，为官清廉人到中年的于谦便忠心耿耿地辅佐景泰帝明代宗整肃朝纲，铲除了王振余党，实现了一系列由乱而治的"中兴"举措，使大明渐渐恢复了勃勃生机。
谁知，还朝的明英宗被代宗皇帝幽禁于南宫后，在太子太师武清侯石享、左副都御使徐有贞、司礼太监曹吉祥等人的拥护下，发动"奇门之变"成功复位。
明英宗复位后，当即将于谦逮捕入狱，五天后旋及处死。
4、于谦为什么会被迅速处死
明英宗复位后，之所以要迅速处死于谦，除了于谦"不得不死"，因他死后，明代宗才没有翻盘的希望外，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于谦让明英宗在叹息之余深深嫉恨。
因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成了阶下囚之后，自然希望北京的大明朝廷早日把他解救回来。
谁知主持兵部工作的于谦提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只忠于国家的主张，以"大义"取得临时执掌朝政的孙太后支持下，马上拥立他的弟弟朱祁玉为明代宗，改他为太上皇。还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主战想法后，得任兵部尚书，随及动员备操军、备倭军、运粮军为主的二十二万人马，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北京保卫战"。
他这个太上皇似乎已可有可无，完全置其生命于不顾。
也先见明英宗已无利用价值，颇有玄机地将其遣送回朝。此时的明代宗显然不愿意待见他，当即打入南宫监禁，失去了自由。
更可气的是，原本答应将他的儿子朱见深立为太子的明代宗，后违背承诺改立了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
这一举措让明英宗仇恨不已，便把明代宗给予他的种种屈辱都算在于谦身上，认为是于谦帮助明代宗所致：不仅欺负了他，还算计他的儿子，是可忍，孰不可忍。
只能将于谦处死，才解心头之恨。
另外，帮助明英宗复位的石享、徐有贞等奸佞都害怕于谦，对于谦严重不满，恨意也很深，都希望快速处死于谦后好握稳权柄。
代表武官集团的大将石享原本是于谦推荐的人才，只因于谦为官清廉，不满意石享以仅图报恩而"唯亲"地荐用其不堪大用的儿子，石享由此被于谦斥责后便暗生怨恨。
徐有贞与于谦早有仇怨。因"北京保卫战"前，徐有贞是力主"南迁"的首要分子，被于谦厉声阻止后从此而心生间隙。
至于太监曹吉祥，其欺压良善的所作所为，于谦原本看不惯，早就不是同路人。
5、于谦甘愿赴死
于谦在明英宗发动"奇门之变"时，其实是有机会镇压的。
那时，于谦仍是少保兼兵部尚书，手握军权。而石享等人的力量并不雄厚，仅仅是千余家兵，即便有曹吉祥的太监内卫追随，也很有限。
据有关史料记载，石亨等人发动"夺门之变"的那晚，于谦正在军部衙门值班，得知消息后，仅对报告的手下说了句："什么国家大事?他自有天命，你只管去。"便置身事外，什么也没做，甚至也没去想，任凭石享等人拥护着明英宗去往朝堂复辟。第二天，于谦整理好衣服，仍平静从容地上朝。
这是为何?是于谦担心事发突然，过于匆促，平息不了石享等人?还是认为明英宗复位后不会处死自己?
显然不是。于谦完全可以迅速调兵，摧枯拉朽地剿灭"夺门之变"。他亦明白若明英宗复位后，自己必死无疑。
但忠于国家的于谦知道，那时明代宗已病危，离大限不远，他改立的朱见济又不期早早夭折……。即便他处置了"夺门之变"，大明又将何去何从?
为了生灵免遭涂炭，大明再度横生枝节，出现更大灾难陷入内乱不止之中，引发瓦剌再度入侵的悲局。
一生正气的于谦，强烈的士大夫意识一袭来，立时把生死置之度外：谁当皇帝不重要，如今最关键是确保国家的稳定和天下的太平。
于是，于谦断然选择了放弃内斗，默许明英宗复位，甘愿接受明英宗对他报复性的处置：于谦一上朝当即被明英宗下令逮捕入狱，五天后以"图谋拥立襄王之子的谋逆大罪"被处死。
壮哉，于谦!
他完全是以自己崇高的民族气节，成全了威威大明276年的天下。
他的大义凛然，他的精忠报国，不计个人生死的胸襟，需要何等的胆识才能做到?
难怪复位后的明英宗亦叹息"谦实有功"。
于谦称为"民族英雄"当之无愧。他，刷新了文人忠义报国的标杆，值得永远尊崇爱戴!
6、后记
成化初年，明宪宗朱见深为于谦平反，复官赐祭，在诰文中确认了他的"忠诚"：
"当国家多难时，他以社稷为重，独自坚持公道。被权臣奸臣所嫉，先帝已知其冤，朕亦怜惜他的忠诚。"
弘治二年(1489年)，明孝宗追赠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追谥"肃愍"。
万历十八年(1590年)，明神宗改于谦谥号为"忠肃"。由此，他的作品《节庵诗文稿》便收录整理成《于忠肃集》传世。明史亦高度评价于谦：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
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帝为于谦题写匾额：丹心抗节。这块匾就悬挂于北京于谦祠，如今是重点保护文物，位于东城区西裱褙胡同23号。
在杭州的于谦祠，则位于于谦墓旁，位于杭州西湖南面的三台山麓，受后人代代瞻仰缅怀，至今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