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左宗棠闹别扭:一失和竟成千古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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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是文质彬彬的理学家,城府很深,克己复礼的功夫堪称一流;左宗棠是武健书生,有霸才而行王道,率性豪宕,不会作假,也不愿作假,高兴活出自己的天然本色。这两人一寒一热,一卑一亢,一个“以学问自敛抑,议外交常持和节”,一个“锋颖凛凛向敌矣”,两种类型截然相反,甚至有点冰炭不同炉。  

  左宗棠极受时人推重,潘祖荫甚至在奏折中引用过民谚,“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可见左宗棠在士人心目中的分量不轻。左宗棠三十八岁出山,曾国藩对他有荐起之功,两人渊源不浅。平定江南时,左宗棠率楚军屡建奇功,在军事上襄赞曾国藩,对后者助益极大,曾国藩也对左宗棠屡加褒奖和不断举荐。

  有一次,曾国藩巡视各军,发现左宗棠的行军帐幕狭小,就吩咐后勤人员特制两个大帐幕,送给左宗棠,可谓关怀备至。无奈两人的性情太不合辙,曾公阴柔,左公阳刚,处理各类事务的方式自然迥异,曾公喜欢慢工出细活,左公喜欢快刀斩乱麻,因此两人经常锣不对鼓,板不合腔。

  曾国藩是理学家,但不乏幽默感,他曾拿左宗棠的姓字调侃,抛出上联:“季子才高,与人意见时相左。”将左宗棠的字(季高)和姓(左)都嵌入其中,寓庄于谐,既切事,又达意,略无雕琢,浑然天成。武健书生左宗棠哪受得了这一“恶补”?他很有点恼羞成怒,决意在气势上凌轹对方,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出下联:“藩臣辅国,问伊经济又何曾?”他也将曾国藩的名(国藩)和姓(曾)分嵌首尾。二语合璧,恰成一副绝对。曾公措词谑而不虐,左公用语负气较真,各有千秋,算是打成了平手。?

  曾国藩与左宗棠构隙,不在转战江南时,而在攻破江宁(南京)后。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洪秀全之子洪福瑱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江南战事即将结束。可是没过多久,太平军残部窜入湖州,左宗棠侦悉洪福瑱仍为军中在职领袖,于是密疏奏报朝廷。曾国藩听闻这一消息后,怀疑左宗棠别有居心,因此十分恼怒,腾章加以驳斥,说左宗棠夸大其词,有故意邀功请赏之嫌;此时,闽浙总督左宗棠已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又岂肯无辜受责?他具疏自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欺君罔上。这样一折腾,事情就闹大了,清廷正在用人之际,也不好出面评判谁是谁非,干脆降谕旨两相调解。  

  曾、左二巨头公然反目,一些小人乐观其争,好从中渔利,故而调和者少,挑拨者多,俨然形成两大水火不容的敌垒,矛盾越积越深,死结越打越牢。洪福瑱最终被江西巡抚沈葆桢捕杀,那一刀狠狠地切下去,太平军算是完了,曾国藩、左宗棠之间的恩怨却还没完。

  曾国藩晚年对人说:“我平生最讲求的就是‘诚信’二字,他居然骂我欺君,我还能不耿耿于怀!”不开心归不开心,不惬意归不惬意,真要说到“公忠体国”这一点上,曾国藩仍然十分看好左宗棠。当年,有人从西北边陲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事事雷厉风行,卓见成效,曾国藩由衷佩服,击案赞叹道:“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肩,不仅我难以为继,就算是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副担子。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曾国藩说这话,的确有过人的雅量和诚恳,不是故意摆出高姿态。?

  大学者王闿运于同治十年(1871)游历于江淮之间,其年九月路过清江浦,巧遇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巡视船。久别重逢,宾主相见甚欢,一同看戏七出,其中居然有《王小二过年》。王闿运猜道:“这出戏肯定是中堂点的。”曾国藩问他何以见得。王闿运说:“当初(你)刚起兵时就想唱。”曾国藩闻言大笑。俗话说,“王小二过年,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曾国藩刚树立湘军大纛时,屡遭败绩,困窘不堪,年年难过年年过;如今垂垂老矣,身体和心境逐年颓落。碍于这两层意思,谁还敢在曾国藩面前哪壶不开提哪壶?趁着曾国藩神色欢愉,王闿运建议他与左宗棠捐弃前嫌宿怨,重修旧好,原本只是一场误会嘛,又何苦长期失和?曾国藩笑道:“他如今高踞百尺楼头,我如何攀谈?”其实,曾国藩心气已平,芥蒂全消,可惜他们天各一方,无由相见。

  曾国藩与左宗棠为一时瑜亮,惺惺相惜。左宗棠个性太强,圭角毕张,锋棱崭露,对一切睥睨视之。他予智予雄,纵然心下敬重曾国藩,也不肯挂在口头。不错,在左宗棠眼中,一世之人皆可推倒,只有曾国藩能够与他相提并论。英雄的孤独,其极端形式表现为:对手死了,比朋友死了还可悲。因为相投契的朋友尚可广交,相颉颃的对手却不可多得,有时甚至会少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我”的程度,所以对手一旦撒手尘寰,他的“剑”就将束之高阁,从此无所指,无所用,眼中的光亮和心头的火色也会随之暗淡。

  曾国藩弃世后,左宗棠念及彼此早年的交谊,颇为伤感,他在家书中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也难恝然也。已致赙四百金。”他还特制挽联一副,剖白心迹:“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足见两人早年宝贵的交谊,虽然中途搁浅,却并未弃置和断绝。?

  粗略看一看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的交谊始末,我不禁为大人物感到悲哀。彼此地位高了,面子反而薄了,受了伤,那道“创口”就很难愈合。争来争去,争些什么呢?无非争口闲气。曾国藩和左宗棠不可能不知道,各进一步山穷水尽,各退一步海阔天空,你健康我快乐才好,可是他们都静等着对方先伸出橄榄枝,这一等就等成了千古遗憾。硬要等到其中一个死了,另一个再用挽联挽诗致敬志哀说好说歹,此时亮出高姿态低姿态,教明眼人看着,已很难认同。 

  曾国藩与左宗棠一失和成千古憾,所幸后死者念及旧情,有所补救,还不算抱恨终天。北宋大臣韩琦与富弼,均为一代名贤,早年心心相印,事事相帮,后因政见偶然不合,竟至于绝交,彼此不相往来。韩琦去世了,富弼也没去吊唁,如此铁石心肠,你说说看,是不是官位愈高,人味愈薄?

  有人认为:曾国藩与左宗棠闹别扭是暗中默契唱双簧,左宗棠以塞防为急,李鸿章以海防为先,两人意见不合,势同水火,也是故伎重施。汉族重臣功高震主,要免遭满清皇室的猜忌,就必须将屡试不爽的障眼法用好用足。

  这番高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臆测和揣度,可靠性不大。在官场高层,彼此很难精诚团结,个个都有自己独立的圈子和帮派,谁肯服谁的气?何况左宗棠是首屈一指的大傲哥,只要他咬准了一个“理”字,就绝不管自己的言行会不会深度伤害到对方。因此我并不认同“曾、左二公唱双簧”和“左、李二公施故伎”的妙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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