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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二年,对金持强硬态度的李纲、宗泽或罢或逝,黄潜善、汪伯彦专权,“无复经制两河之意”的宋高宗驻跸扬州,日日声色犬马。
而皇帝的巡幸东南,给了恰好知扬州的吕颐浩参政中枢的机会,得以“除户部侍郎兼知扬州,进户部尚书”。虽然身处宰执的黄、汪二人“偷安朝夕”,吕颐浩则对金军或将入寇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上边事备御十策》中认为金人“秋冬之间,南牧必矣”,但夜夜笙歌的高宗与其执政集团依旧是“庙堂宴然,殊不为备”。
果不其然,金军本着“康王构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的目的,于建炎三年大举入侵,此时“恃和议”的黄、汪二人毫无对策,致使高宗唯有车驾南渡镇江,吕颐浩于此时“叩头愿且留此,为江北声援”,并认为“不然,敌乘势渡江,势愈急矣”,但吓破胆的高宗(因此失去生育能力)则以“钱塘有重江之阻”为由,自镇江南逃往杭州,而任颐浩江淮两浙制置使,金人退去后则改江东安抚、置制使兼知江宁府。恰在此时,明受之变发生。
是时,“入内内侍省押班康履颇用事,妄作威福,诸将多疾之”,加之禁卫亲军以赏薄为怨,遂在苗傅、刘正彦的带领下群起叛乱,斩签书枢密院事王渊,要求隆佑太后垂帘听政,并强迫高宗传位于三岁的太子,改元“明受”。
吕颐浩之子吕抗在接到改元之诏后认为“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尘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逊位于幼冲乎?
灼知兵变无疑也”,赞同此论的吕颐浩随即寓书张浚,相约讨贼。此时内有朱胜非委曲调护的协助,外有张浚、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一班文武的助阵,吕颐浩“披甲立水次,出入行阵,督世忠等破贼”,史称“颐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夹到耸观,以手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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