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真正繁荣的时期不可能由皇帝一个人包打天下，开元盛世的出现主要还是依靠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号称四大名相，可实际上他们都不是出自李旦和李隆基发掘，以这四个人的资历，全是武周时期就涌现出来，甚至像张说还是武则天科举选拔的人才，还受过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提携。
像姚崇，在武周圣历元年(698)就开始担任宰相，十来年后睿宗李旦复位再次出山，从兵部尚书到中书令，睿宗时已经成为重臣，与宋璟搭档默契。而宋璟小姚崇十二岁，也在高宗李治时就出任过监察御史。睿宗复位以后，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宰相之一，太平公主得势时被贬为楚州刺史。开元初，宋璟先为广州都督，几年后回到长安接替姚崇。他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史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宋璟一直到开元十七年(729)以右丞相退休，算是很受皇帝敬重的元老大臣。
姚崇宋璟功绩赫赫，历来都被推许为玄宗励精图治，善于提拔这一对好搭档。可很少有人会注意，既然李隆基用人得力，宋璟为什么还会忽然替代姚崇，而不是两人继续双剑合璧?
从睿宗复位到玄宗继位，姚崇为李隆基登位顺利居功最大。当然这是从朝廷角度说，姚崇是属于核心大臣，也一直力保李隆基的太子地位(从李隆基自己东宫团队，一般认为贡献最大的是刘幽求)。开元前四年，清除多余冗职，兴利除弊：如裁汰佛寺的举动受到争议，当时俗者多达万余人，这是因为姚崇重视农业，鼓励更多人力从事生产，作为宰相以兴农为本，也可以算是非常尽职尽责。
为何姚崇会如此?开元四年(716)，发生一场历史上有名的蝗虫灾害。本来发起在今天山东境内，后来扩散到河北、河南，民间百姓无知无识，认为蝗虫不能捕杀，个别乡村还认为这是“奇观”，居然有人还焚香祷告膜拜，所以导致虫灾不断蔓延。
姚崇处在中书令位上，选择用火把、火堆焚烧驱赶，挖坑掩埋，还让御史到民间指挥教导百姓灭虫。引发朝野议论纷纷，姚崇劝皇帝坚定意志，他是一个有魄力的宰相，又是几朝元老，李隆基不得不敬重，尤其姚崇在一些问题上敢于反驳李隆基，好比朝廷调整一些官职任用，对于一些事情处理意见，姚崇多次劝皇帝放手不管，建议把下层官员的任用权限交给宰相。李隆基尽管要给姚崇面子，但实际是非常让皇帝焦虑的事情。
纪念姚崇的祠堂
由于姚崇地位功劳很大，本来没有办法轻易挪开姚崇，凑巧他的儿子姚彝、姚异很贪婪，仗着姚崇袒护，渐渐有官员反映姚崇纵容儿子。有一点很奇怪，史书留下名字的三个儿子读音都一样——姚彝、姚异还有一个姚弈，就连姚崇的父亲也是姚懿，他们一家人像是和yi这个音杠上了。
例如史书指明张说与姚崇关系不和睦，互相都看不惯。据说张说在姚崇为相期间，为了保住官位走岐王李范的门路。姚崇在一次退朝后借口有足疾暗示皇帝：“岐王是陛下爱弟，张说是朝中辅臣，他秘密出入岐王家中，恐怕岐王要为张说所误，所以我很担忧。”唐玄宗将张说贬到相州，还有刘幽求、钟绍京等一干当初参与过支持李隆基秘密行动的全被驱逐。姚崇为了肃清功臣干扰朝局，可谓费尽心机，就连自己最早举荐的宰相之一魏知古，也被借故调到东都洛阳。
姚崇胆敢如此魄力，除了能力之外，自然还有性格因素。姚崇出身武将世家，以史书所记，他们姚家来自南朝，先祖姚纲、姚宣业为陈国征东将军。曾祖姚安仁为隋朝青州、汾州二州刺史，祖父姚祥为怀州长史兼检校函谷关都尉，父亲姚懿在李世民打败王世充的洛阳之战中，劝说陕州(姚家从江南故乡吴兴迁居中原陕州，今河南陕县)将领投靠了唐朝，获得李渊和李世民的嘉奖。
姚崇虽然是文职官员，毕竟身上流淌的是武人世家的血脉，据说姚崇从小也练过武艺，还经常打猎，足见其个性。所以玄宗继位还没有正式任命人选，他就敢于向皇帝抛出所谓“十事书”，李隆基大吃一惊，上面说的全是宰相的见识，这个位子他是志在必得啊。
如此种种可以想见，为什么才短短几年，姚崇为皇帝大刀阔斧整顿局面，开辟盛世之风气，可也树立不少对他不满的对头，加上自身做事颇有瑕疵，最终就被宋璟替换。
和姚崇不对路的张说，小姚崇十八岁，小宋璟也有六岁。他在武后、中宗时虽没有做到宰相，但社会名声却很高。尤其张说不受张易之兄弟收买，面对武后责问，甘愿受贬也不肯陷害魏元忠的一腔正直，很受朝野欣赏，这一点早被李旦记在心里。
睿宗复位以后，就让张说到太子李隆基身边当侍读，同时加拜为宰相，负责修史。因为有服务东宫这层背景，张说在推动李隆基监国，睿宗退位的环节起到重要一步。太平公主当时得势，李隆基为了稳定大局不得不让姚崇主事，但同时心里也有意让张说为宰相，所以成了姚崇的眼中钉，多番被排挤，两人的恩怨来自于此。
苏颋与姚崇搭档，张说并不甘心，抬出与苏颋父亲苏瑰(苏家是西魏名臣苏绰、苏威后人，也是拥戴李旦的重要大臣)的关系，打动苏颋向皇帝吹风，从荆州调到幽州，张说在边事方面反而立功，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入宰相行列。
开元九年到十年，张说负责了一件大事，再一次迁居大量边民安置，一次就迁徙降户五万多人，可见《旧唐书·张说传》。唐朝前期边疆有镇兵六十多万，张说以“时无强寇，不假师众”为由奏请裁二十万人，让他们回乡种地。原本也是重视农业经济，也为大批军卒能够还乡返家做一件大好事，没想到这反而成为天宝以后出现危机的一大根源。
唐玄宗画像
开元十一年(723)，张说回长安拜为中书令，可时间也不长。总的来说，张说与姚崇的不和，可能问题在于他们有些方面很相似，两人和同僚关系都不大和睦。《资治通鉴》记载，崔隐甫、宇文融和御史中丞李林甫后来一起指张说勾引术士占星、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皇帝命源乾曜与崔隐甫、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明珪等在御史台审讯，结果大多属实。
张说的哥哥张光来宫中向玄宗鸣冤，皇帝感念张说毕竟是东宫旧人，让高力士去探视，最后只罢免中书令，让张说在集贤院负责修史编书，到开元十五年退休。几年后病重时，玄宗每天派人去看望，还亲自给张说写药方，开元十九年(731)病故，年六十四，玄宗亲自写神道碑予以纪念，可见和张说的关系。
张九龄是四大名相最小的一个，比张说还小四岁。其实也在武周长安二年就登进士第，起初到秘书省任校书郎，几年里无所作为。睿宗复位，李隆基为太子，才启用张九龄为右拾遗，姚崇为相对他的谏言不感兴趣，例如希望宰相可以“远谄躁，进纯厚”。开元四年，张九龄被赶出朝廷，在回岭南途中过大庾岭，深感交通不便，严重影响岭南与内地来往，请示朝廷开辟道路。
这一建议得到朝廷批准，他趁冬季农闲时征集民夫，亲自到现场踏勘，指挥开路施工。大庾岭并非完全没有道路，但这一条驿道全长十几公里，从岭南的韶州通往赣州，路宽5-7米，路两旁遍植松树。路修成之后，唐代广州港口聚集的海外商贸物资就可通往内地，南方海上丝路的交通就此达成，张九龄专门撰写了《开凿大庾岭路序》。
张说一度在外放为官时就看过张九龄的诗文，非常欣赏，回长安出任中书令以后就提升张九龄为中书舍人。开元十四年，张说被宇文融、李林甫等参劾，张九龄也受牵连改任洪州(今江西南昌)都督。五年后才再回京师，擢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
这时，张九龄开始奉旨代撰敕文，几乎信手拈来，深受皇帝倚重。在张九龄的文集中，代皇帝起草敕文多达114篇。开元二十年(732)，当时五十五岁，张九龄已经开始申请退休。但皇帝离不开他，根本不放，只把他弟弟张九皋、张九章就近家乡封官以便照顾老母。
张九龄算是开元时代最后一个贤相，但和几个前辈一样，同样时间并不长，三年后，虽然张九龄还在位，牛仙客通过李林甫的举荐开始“知政事”，皇帝已经对张九龄的谏言不耐烦，开始让其他人分担张九龄的工作。
开元时期的唐朝有多么繁荣昌盛已经无需笔者一一多言，就像托老的一句俗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好的历史阶段原因总体都有一些共同点。但是某个历史时期出了问题，却往往不是归纳两句皇帝任用小人坏人，昏庸无能可以概括，尤其像唐玄宗李隆基这样明明是一个非常聪明、才华出众的皇帝，如何会变得那么糟糕?更不能简单归为这种情况。
事实上开元盛世之中已经存在一些问题。皇帝骄矜自满，好大喜功的心态已经伴随繁荣强盛显得很突出。张九龄出任宰相，多次希望以“王道”替代“霸道”，提醒皇帝居安思危，强调保民育人，反对穷兵黩武;主张省刑罚，薄征徭，扶持农桑;坚持整肃吏治，选贤择能，主要用意自然是竭力维护“开元盛世”。
但当时武惠妃设计要图谋太子李瑛(为东宫妃子赵氏所生)，命宫中官奴游说张九龄，他为此据理抗争，用历史上骊姬、江充、贾南风与独孤皇后等故事劝谏玄宗，皇帝一时没有采取行动，不久张九龄被一个举荐大臣不当的名义调去荆州，三年后病故，这时已经是开元二十八年，大唐盛世渐渐快到尾声。
开元时期的确以四大名相的功绩最为显著，也各自有所长与用处，一起推动了开元盛世局面，总体来说，姚崇宋璟打下农本基础，同时提倡法治，整肃吏治;张说和张九龄相对在文治方面更有成绩，同时张说调整军事制度，而张九龄后来在贯彻儒家宽仁思想方面做了努力。
影视剧中武惠妃形象
正如笔者所提示，事实上他们四人实际负责都只有短短数年，以开元盛世的二十多年里，李隆基确立的宰相班底，并不只重用他们四人，其他宰相同样也不少。
如果仔细观察，真正在宰相位上比较稳定的反而不是四大名相，相对冷门的是源乾曜(源氏不是汉人，而是鲜卑改的汉姓，以《宰相世系表》指，由南凉国主秃发氏投奔北魏，因秃发和拓跋是同源，所以拓跋改元氏，而秃发就改为源氏)，也是进士出身。
睿宗景云和玄宗开元初期，源乾曜做姚崇属下，一度出任京兆尹，把京畿地区治理的很好，然后提拔为宰相。从开元八年到开元十七年，因他办事得当，开启宰相享有封邑的先例，可见源乾曜在玄宗眼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源乾曜出身鲜卑士族，在一些研究者眼中代表北朝以来的关陇勋贵，好比他的儿子源洁与号称宗室出身的李林甫关系就很密切。
另外，苏颋本就是睿宗宰相苏瑰的儿子，又有极好的文才。姚崇被撤下以后，苏颋接着与宋璟搭档，为维系开元盛世尽过一份力量。从开元四年到九年，他任宰相四年多，之后调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巡视巴蜀各地，做了许多推动西南发展的实事，由于家世显赫，他袭爵许国公，在文才方面也与张说并称，号称燕许手笔。
还有张嘉贞是过渡阶段的宰相。张嘉贞也是武后时明经科出身，武则天亲自面试过的人才，提拔为监察御史。玄宗让张嘉贞接替宋璟和苏颋，还升为中书令，还把他弟弟张嘉佑提升金吾大将军，兄弟二人一时荣宠无比。
实际上，张嘉贞继承宋璟整肃吏治的风格，主张严刑峻法，他向皇帝建议实施廷杖。例如王均为求官，送张嘉贞豪宅被揭发，皇帝十分气愤，但张嘉贞害怕事情败露，让御史大夫韦抗、中丞韦虚心尽快将其杖毙，把罪责推给手下，使二人遭到贬黜。
之后秘书监姜皎(此人是皇帝心腹)获罪被廷杖，伤重而死。广州都督裴伷先也因罪下狱，张嘉贞又要廷杖。张说出来反对，两人矛盾十分突出。张说本是名臣，但张嘉贞占据中书令，高出张说一头，志得意满，张说很有意见。后来张嘉贞兄弟问题被曝光，张说劝他服罪，然后自己接替中书令，张嘉贞调为幽州刺史。开元十二年(724)，皇帝在中书省设宴，张嘉贞接任户部尚书出席，《新唐书》称他在席间趁酒谩骂张说(指责哄骗其服罪，然后升中书令)，源乾曜与王晙(也是宰相)抢着出来排解才将张嘉贞劝走。
另外杜暹也是少见以边功入朝为相，开元四年，十二年，他两次前往安西都护府，成功阻止过一次于阗王联络小邦滋扰的事情，杜暹受西北各部族爱戴，因此升为宰相，但他和李元纮两人关系不和，一同被罢免。
另一个有边功的宰相可算萧嵩。早年受姚崇赏识，从尚书左丞到兵部侍郎。开元十五年(727)吐蕃骚扰河西，萧嵩升兵部尚书领河西节度使，判凉州事，将裴宽、郭虚己、牛仙客招至幕府，任命建康军使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安定河陇地区。以此功劳升宰相，跟着升中书令，封徐国公，儿子萧衡招为驸马，玄宗见萧嵩夫人往往直呼亲家母，关系十分亲近。他提拔的张守珪也成为北边重要的大将，出任幽州节度使。
萧嵩和源乾曜一样，前后也任用达十年，偏偏张守珪在地方行为不检，为了掩饰败绩而贿赂监察地方的内侍牛仙童(《旧唐书》称遭下令凌迟处死，号称史上第一个遭凌迟的人)，结果被李林甫掌握揭发，萧嵩受牵连罢免，但晚年过得还算滋润。
通观这一系列开元宰相的经历，多少可以看到，唐玄宗对宰相这一位置的人事安排非常谨慎，基本是多人轮番替换，真正在位能长达十年的如源乾曜和萧嵩，反而不一定是成绩最突出，尽管他们本身品质还算靠得住。能力比较强的人，与同僚容易发生摩擦，像姚崇、张说可算是典型，差一些的张嘉贞、杜暹和李元纮等等也都互相闹别扭。
玄宗李隆基在武则天的制度基础上再次对宰相进行了一番调整，也是唐朝前期最后的定型，同时由几位宰相之间基本划分权限，哪怕当了中书令，也没有真正一个人说了算。好像姚崇、宋璟当时都需要通力合作，配合得好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如果搭档不给力，或者闹矛盾，带来的影响就很糟糕。
李隆基不是不知道宰相班子存在的问题，为了调动三省官员的积极性，皇帝也做了许多努力。之所以设立多个宰相，也为了分别从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中提拔宰相，尽量使三省可以共同发力，但本质上毕竟皇帝不愿意某一个宰相及其背后官僚团队势力独大。
好比最得力的姚崇，多次希望皇帝只管大事，把一般事务和下级官员的任免直接放手交给宰相决定(可见吴宗国等学者在唐朝宰相制度变化方面的研究)，李隆基虽然敬重姚崇，但内心是很惶恐的，所以姚崇没当多久就被换掉了，李隆基任用宰相是很多的，他在不同时期信任的人也是不一样的。
他以中书省为主打，尤其开元二十一年(733)将政事堂改中书门下，然后分为五房分别负责不同事务，如兵房、户房、吏房是单独的，然后刑礼为一房，另有中枢房，基本囊括六部事务，完全将尚书省地位下降在三省之末，连宰相用印都改刻为中书门下印，相当于去除之前尚书仆射的宰相地位，仅仅成为名义上的尊重了，即使享有宰相待遇，参与议事也都没有多少话语权了。
再有，储备集贤院等文才优秀的人士，算是后来所谓翰林学士分化宰相职权的一大征兆，从开元二十六年为一个标志。但玄宗毕竟还没有给文士多少实际重用，顶多为皇帝和宰辅大臣起草文书，例如张说、张九龄、韩休这些宰相原本都是文才出众。
不过，毕竟一切现象都是从制度发端的，一个契机是后来肃宗李亨在灵武夺位，因为地方简陋，所有诏命基本都有翰林学士起草，而皇帝把翰林学士从顾问性质渐渐推动成为议事决议的一份子了;第二个契机是德宗泾源之变，也是逃亡在兴元府，特别倚重翰林学士出身的陆贽，之后任命宰相也就特别倾向信赖这些身边的文学人士，如此一来，翰林学士的地位在唐朝后期就完全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