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朝开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就作为中央行政机构，分别管理国家各项行政事务。清朝入关以后，六部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并直接向皇帝负责，极大程度上促进了清代帝王的皇权集中。

但随着中央集权程度在清朝时期的逐步发展，握有实权之六部所掌权势，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并逐步形成严重有别于前朝历代的六部排序方式。

吏部

作为古代主管各级官员的行政机构，自汉朝以后，吏部就被列为尚书省六部之首，肩负着针对文职官员“品秩铨选之制，考课黜陟之方，封授策赏之典，定籍终制之法”的具体职能。在《清史稿·职官志》中，吏部也被列在六部首位，专掌文官的任免管理及考核奖惩。相较于现今的行政机构设置，基本相当于中央组织部，权限巨大。

但随着皇权集中的逐步发展，等到乾隆皇帝将中央集权发展到巅峰状态的时候，吏部的权限被逐步削弱，朝廷对于各级官员的管理、任免乃至奖惩权力绝对程度上掌握于皇帝之手。也就是说，吏部对于官员的管理权限更多的侧重于考核和任免、奖惩意见提供，而并无直接决定权。

况且，清代朝廷在地方政府中施行“督抚制”，一省或数省最高行政长官可以越过吏部，直接就所辖下级官员的任命、奖惩意见向皇帝建议。而且，清代统治阶层为了维护地方督抚的权威性，对其所提人事变动意见，一般不会予以驳回。

也就是说，在前朝历代位列六部之首的吏部，随着清朝皇权集中和地方“督抚制度”的逐步发展，而逐渐落寞并失去了“六部之首”的位置。

户部

户部，掌全国疆土、田地、户籍、赋税、俸饷及一切财政事宜。清代户部的职权和前朝历代基本等同，也大致为“掌军国之用，以足邦用”。在《清史稿·职官志》中，户部被立在传统的“第二把交椅”位置上，作为国之根本职能部门存在。

对于清代户部在六部中的排序，曾历任晚清督粮道、盐运使、按察使的金安清，在其所成《水窗春呓》中，有过明确说明：

六部以户部为至要，凡总理之大学士及满尚书，皆以眷注第一之人为之，必兼提督及内务府带钥匙，此嘉、道年间风气也。

也就是说，就具体权势而言，户部的历史地位非但没有随着清代皇权集中的发展而逐步降低，反而因为“康乾盛世”期间数十次较大规模的对外战事、对内平乱对其绝对程度上的依赖程度而有了大幅度上升。

在《清史稿·职官志》的记载中，自雍正朝开始，对户部就开始了“始令亲王、大学士领部事”的特殊规定。嘉庆朝的户部，“复令亲王永瑆综之”;嘉庆朝以后，“仍令大学士管部”。由此，足以证明户部在清朝朝廷中权势的逐步增强、地位逐步抬升。

礼、兵、刑、工四部

对于除吏部、户部之外的四部，《清史稿·职官志》和《水窗春呓》也有着直接、明确的排序说明：

吏、刑二部次之，工部又次之，礼、兵二部又次之。

也就是说，清代之礼、兵、刑、工四部也基本延续了前朝历代的排序办法，具体职能权势几无变化。礼部，作为掌典礼事务与学校、科举之事的特殊部门，乃系等同辅相之殿阁大学士最常见的来源部门。

乾隆朝以后，想要实现国家级副职向国家级正职的升迁，礼部尚书这一官职乃系最为便捷、最为直接的仕途节点。

另外对于封建皇权社会而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明确了礼部的特殊地位和权势外，也确定了兵部低于礼部的排序。

另外，清代兵部掌管武职官弁的任免、考核、奖惩以及有关兵籍、武器制造、马匹饲管、武科考试等事务，而对于至为关键的军队调动、布防、驻扎等具体兵权，兵部却并不管辖，仅掌握于皇帝手中，也决定了兵部在六部之中无法占据较高地位。

刑部，乃系掌管刑罚及监狱之政令，受理刑事案件的所在，但对于死刑案件还必须会同都察院、大理寺进行“三法司会审”；对于每年于八月间审办各省所报案件之“秋审”，于霜降后审办京内案件之“朝审”，除了都察院、大理寺还必须有“九卿”以及六科给事中、十五道监察御史共同审理。更重要的是，案件审理的最终结果必须上呈皇帝给出最终勾决。

也就是说，这个拥有司法部和绝大部分公检法部门职权的实权部门，在封建制度的制约下，逐渐成为了皇帝维系皇权统治的工具，最高权势仍然集中于皇帝之手。

而掌天下造作之政令与其经费的工部，虽然掌管水利房屋到城乡建设等所有造作之事，乃系油水特别丰厚的实权部门，但其较之上述五部的管理职能，更偏向于执行职能，也只能落得六部最末位的位置。

清代六部，作为管理国家各项行政事务的中央行政机构，乃系统治阶层维系皇权统治的有力工具。但随着清代皇权集中程度的逐步发展，六部的具体职能也随之逐步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并衍生出新的排列顺序：户部、吏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