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分别指在对待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上我们所应持有的态度与所应采取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上的“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从“五四运动”以来，学界一直在如何对待和协调中西文化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从胡适先生的“全盘西化”到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再到当今国学大师季羡林的“送去主义”，这些观点和看法都是中国学者们在对中西文化做出反思和比较的基础上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拿来主义”一词曾被鲁迅用来指我们对待外来文化所应采取的态度和方法。该词出自鲁迅的《拿来主义》一文。在该文中，鲁迅写道：“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新人，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后来“拿来主义”被引申为在对待西方文化上，我们所应采取和持有的一种态度和做法，即“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把西方的和其他民族的好的文化资源按照我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统统拿进来，作为养料，建设我们的现代新文化。

在《拿来主义》一文中，鲁迅先生还提到了“送去”的问题，意在反对当时学界对待自己文化的态度和方法。在他看来，“我们也谈送去，但是过去我们的送去常是将古董和自然资源作为礼物送去，所谓发扬国光，不过是叩头贺喜罢了，与文化交流无关”。真正的文化交流应该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并且把自己的优秀文化宣扬出去，在这个过程中，使我们自身的文化得到更新。

在20世纪90年代，国学大师季羡林也提出：“我们在学习、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文化方面，要在坚持鲁迅‘拿来主义’的同时，还应提倡‘送去主义’，即把中国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主动向外传播，以利于让世界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后来汤一介先生也在多种场合提倡“送去主义”。

所以，无论是“拿来主义”还是“送去主义”，其立足点和出发点都是以对中西文化的深刻思考为前提的。一方面，中国要走向世界，就需要我们有批判、有鉴别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来对比和弥补我们自身文化的缺陷和不足；另一方面，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就要求我们将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介绍出去，主动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在交流和合作中展示我们自己的优秀文化。鉴于西方“工具理性”的极度发展对自然界所造成的后果，中国的一些学者提出要把中国“以人为本”和“自然主义”的传统思想文化介绍到西方，让西方了解中国，从而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