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兵志》）。

五代兵制

中国唐朝灭亡后的50多年间，继唐末藩镇之乱，封建割据转趋严重，朝代更迭频繁，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代，同时南方和其他地区还有分别割据一方的很多政权，主要有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北汉十国，史称五代十国。在这一时期，“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新唐书·兵志》），军事制度混乱。

五代各朝帝王都是军将，靠亲军夺取政权，因而极其注重加强军事领导机构，掌握军队。后唐设“判六军诸卫事”，后晋设“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周又增设“殿前都点检”。五代后期，枢密使也开始主管军政。军队出征，另设招讨使、都统、都部署、行营都指挥使等统兵官。

五代时期，军队的主力大体为禁卫六军。六军又分左、右，实为十二军。它们往往冠以龙虎、羽林、神武等名号。根据皇帝的旨意，名号可以随时改易。又由于兵力的扩充，名号不断增加，如后周怀恩军、怀德军等。禁卫军的编制原来不甚一致，后来逐渐形成厢、军、指挥、都的序列。其中，指挥为基本单位，约 500人。五代初期，普遍设立亲军，亦称牙军，以此作为私人武装的核心。以后，牙军进一步发展，有的设置义儿军，与主帅具有更为密切的隶属关系。除禁卫军外，各州、县还有由节度使率领的地方军。军队主要是步兵，其次是马军（骑兵），江南地区也重视建置水军。

五代主要实行募兵制。凡招募士兵，“先度人才，次阅走跃，试瞻视，然后黵面，赐以缗钱、衣履而隶诸籍”（《宋史·兵志》）。为了标明隶属关系，防止逃亡，对应募士兵，“皆文其面，以记军号”（《资治通鉴》卷二六六），有的在其控制境内强迫差点。如幽州刘仁恭规定，凡男子年15岁以上，70岁以下，全黥“定霸都”（《旧五代史·刘守光传》）。士兵一旦刺面，终身受辱。此时期军法极严酷。后梁太祖曾规定：“凡将校有战没者，所部兵悉斩之，谓之拔队斩。”（《文献通考》卷一五二）为了笼络军心，有的帝王对骄兵悍将又十分姑息纵容。

五代有时还征集在乡丁壮为兵，是为乡兵。后晋开运元年（944）令诸道、州、府、县点集乡兵，规定7家税户共出 1兵，兵杖器械共力营之，并以“武定军”为号，后改“天威军”，但因乡民不娴军旅，教阅无效，不久“放散”。南方吴国武义元年（919）征其乡兵，教习战守，称为“团结民兵”（《十国春秋·吴二》），但为时很短，其中也有强令出钱或缴纳实物代役的情况，这事实上是由一种兵役演变成为一种军赋。

五代时，除经常的庞大军费开支外，军将为驱使部下卖命，对士兵的赏赐很多。后汉高祖刘知远悉出后宫所有以劳军。养军耗费极大，相沿成习，成为各代的沉重负担。监于“百户农户，未能赡一甲士”，“府库蓄积，四方贡献，赡军之外，鲜有赢余”（《五代会要》卷十二），而军队骄悍，纪律松弛，打起仗来往往溃败等情况，后周世宗柴荣决计整顿军队。于显德元年（954）在高平之战险遭失败后，先斩不战先溃的右军主将以下70余军吏，使“骄将惰卒始有所惧”（《资冶通鉴·后周纪二》）；又选诸军精锐者升为上军，羸弱者予以遣散；还挑选各节度使属下的“骁勇之士”，“以为殿前诸班”，用以削弱地方兵权。“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资治通鉴》卷二九二）。这也为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宋朝兵制

中国宋朝（960～1279）重建统一的封建政权，南方经济发展较快，北和西北地区民族矛盾转趋激烈。1127年后，金兵继续南下，宋政权偏安江左。北宋和南宋的军事制度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总的是吸取晚唐、五代军阀割据的教训，皇帝加强集权，削弱大将兵权，以文臣御武事；集中大量财力、物力，供养大批招募来的军队，募兵制始终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北宋时期 皇帝直接掌握军队的建置、调动和指挥大权。其下兵权三分:“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宋史·职官》）。枢密院为最高军事行政机关，直接秉承皇帝旨意，调发全国军队，“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以及“侍卫诸班值，内外禁兵招募、阅试、迁补、屯戍、赏罚之事”（《宋史·职官》），设有枢密使、副使等。三衙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分统全国禁兵和厢兵，各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侯等，地位低于枢密院长官。枢密院与三衙分握发兵权和管兵权，互相牵制。率（帅）臣在平时统领同驻一地的各司军队，即同驻一地的军队平时要受三衙和率（帅）臣双重统辖。战时，军队受枢密院调发，由皇帝临时派遣统帅（率臣），给以都部署、招讨使等头衔，率兵出征，事已则罢。这样就使兵将分离，将不专兵。此外，还设有兵部，只掌管仪仗、武举和选募军兵等事。

军队主要由四部分构成：蒙古军，由蒙古人包统兵3000～7000人）、千户所（统兵300～700人）、百户所、牌子（10户）等4级，分由万户、千户、百户、牌子头统领。非蒙古军的万户府、千户所又置“达鲁花赤”，是为监军官，专由蒙古或色目贵族担任。万户府上设都万户府、大都督府等，侍卫亲军在千户所上设指挥使司。

元朝兵制

蒙古军（包括色目人部队）主要是骑兵。汉军、新附军大多为步军，也配有部分骑兵。水军编有水军万户府、水军千户所等。炮军由炮手和制炮工匠组成，编有炮手万户府、炮手千户所，设有炮手总管等。一部分侍卫亲军中，还专置弩军千户所，管领禁卫军中的弓箭手。

军队依承担任务的不同，区分为宿卫和镇戍两大系统。宿卫又分为皇帝直辖的“怯薛”军和由枢密院统领的侍卫亲军，平时主要护卫宫廷，守卫京畿，战时也出京征伐；镇戍诸军，屯戍于全国冲要地区。北方是蒙古军、探马赤军的重点戍防地区；淮河以南主要由汉军、新附军屯戍，并配置部分蒙古军和探马赤军。边境地区由分封或出镇其地的蒙古宗王所部和土著部族军配合镇守。各级军官一般实行世袭制，但朝廷能调动和另行任命。

被划为出军当役的人户称军户，父子相继，世代相袭，不准脱籍。蒙古军、探马赤军和汉军军户，占田地4 顷以内的可免交地税，一般可免除科差杂役。对上述3种军户，分别设立专门的管领机构，称为“奥鲁”，负责监督军户出丁当役，保证战时有充足的兵源，并要向军户征发其当役亲属所需的钱物。蒙古军、探马赤军的家属多随军迁徙，与屯驻地点相隔不远，其“奥鲁”隶属于当役军人所在的万户府、千户所之下。汉军出征，家在乡里，其“奥鲁”由所在州县管民官兼领。新附军多未设置“奥鲁”，军户由所在地区管民官与本军协同治理。

元朝极其重视对马匹的管理。中央设太仆寺专掌马政，在水草丰盛地区设养马千户所监牧。民户养马30～100匹，须抽取1匹入官。此外还经常强征民马。

明朝兵制

中国明朝（1368～1a）改革元朝军事制度，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卫所制：皇帝独揽军事大权，全国要地设立卫所，军丁世代相继，给养仰赖屯田。此制在维护明朝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军队的统辖与卫所制 朱元璋统一全国后，采纳刘基建议，立军卫法，在全国建立卫所，控扼要害。中央设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1380）改为五军（即中、左、右、前、后军）都督府，为最高军事机关，掌管全国卫所军籍。征讨、镇戍、训练等则听命于兵部。遇有战事，兵部奉皇帝旨意调军，任命领兵官，发给印信，率领从卫所调发的军队出征。战争结束，领兵官缴印于朝，官军各回卫所。这种统军权与调军权分离和将不专军、军不私将的制度，旨在保证皇帝对全国军队的控制。在地方，设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置指挥使，为地方统兵长官。都司之下，在冲要地区的府（含直辖州）、县（州）置卫或设所。一般卫由卫指挥使率领，辖5个千户所，共5600人；千户所由千户率领，辖10个百户所，共1120人，百户所由百户带领，辖2个总旗，共112人；总旗辖5个小旗，共50人；小旗10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全国都司、卫所，共设都司17个、行都司3个、留守司1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兵额最多时达270余万人。

京军与地方军 明朝军队分为京军（亦称京营）和地方军两大部分。京军为全国卫军的精锐，平时宿卫京师，战时为征战的主力。洪武初年，京军有48卫。成祖迁都北京，京师接近前线，京军多达72卫，并正式成立了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平时，五军营习营阵，三千营主巡哨，神机营掌火器，战时扈驾随征。以后，京军制度累有更易。此外，尚有拱卫皇帝的侍卫亲军，如锦衣卫和金吾、羽林、虎贲、府军等12卫军，以及隶属御马监的武骧、腾骧、左卫和右卫等4卫营。

地方军包括卫军、边兵和民兵。卫军配置于内地各军事重镇和东南海防要地。边兵是防御北方蒙古骑兵的戍守部队，配置于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9个军镇，史称“九边”。民兵是军籍之外、由官府佥点、用以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内地称民壮、义勇或弓兵、机兵、快手，西北边地称土兵，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苗兵、狼兵等土司兵。此外，还有不同行业和阶层组建的矿兵、盐兵、僧兵（少林兵、五台兵）等，遇有战争，常被召出征，战争结束仍回原址。

清朝兵制

八旗兵为世兵制，在16岁以上的八旗男性子弟中挑选。“余丁”和不满16岁的“幼丁”，可以挑补为养育兵，即预备兵。

绿营兵是参照明朝军卫制度改编和新招的汉兵。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建制单位，因而得名。有马兵（亦称骑兵）、步兵、守兵之分。马兵、步兵亦称战兵。沿江、海设有水师。绿营兵籍，皆注于册，由兵部管理。“骑兵拔于步战兵，步战兵拔于守兵，守兵拔于余丁，无余丁乃募于民”（《乾隆大清会典》卷六十七）。

八旗兵和绿营兵都实行薪给制，按年或月发一定的银饷和米粮。武器装备主要有弓、箭、刀、矛等冷兵器，炮、鸟枪、铳枪、抬枪及火箭（见中国古代火箭）、火球、火罐、喷筒等火器，此外还有云梯、藤牌、鹿角等。八旗兵的薪饷和武器装备均优于绿营兵。

勇营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八旗兵与绿营兵已腐败不堪用。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清廷谕令各省举办团练“助剿”。曾国藩在湖南募团丁为官勇，订营哨之制，粮饷取自公家，称湘勇或湘军，是乡团改勇营之始。继之，又有仿湘军制度建立的淮军和各省勇营。及战事既毕，除曾国藩直辖的湘军和其他一部分勇营遣散外，各省险要处仍以勇营留屯，称为防军。防军之外，又有练军。它从绿营选练而来，其营制饷章也全仿湘军，任务与防军同。这样，自同治至光绪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时，防军与练军成为清朝的主要武装力量，它们的营制皆源自湘军。湘军以营为基本建制单位，500人为营，营辖4哨，哨辖8队，分由营官、哨官、什长率领，从两营至数十营设统领。兵必自召，将必自选，训练、指挥自主，粮秣薪饷自筹。每营只服从营官一人，每军只服从统将一人，营、军彼此独立，互不统属，都只服从曾国藩，兵部无权管辖。湘军制度之盛行，成为清朝兵制的一大变革。从此，“兵为将有”，中央兵权移于将帅。这个时期，清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制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清廷在一部分洋务派官僚的主持下，购买和仿制洋枪洋炮、轮船铁舰，雇用外籍教习和顾问，举办武备学堂，开始采用西式武器和操典训练军队，并建起了近代海军。但是，这种变化既是初步的，又是畸形的。旧有的大刀、长矛并未废除，集兵方式没有改变，军队建制仍维持勇营制和其他旧的组织形式。军队的主要新式武器和教习都依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反映了清军的近代化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点。

新军 1894年，清廷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湘军、淮军、防军、练军又相继腐败不堪用，于是又有“新建陆军”、“自强军”代之而起。因其武器装备全用洋枪洋炮，编制和训练尽仿西方军队，故称新军。《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决定进行军事制度改革，在中央设练兵处，在各省设督练公所，并计画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以北洋新军作为中央军（亦称国军），以各省新军为地方军，将原有的防军、练军和其他旧军（旗兵除外）汰弱留强，一律改为巡防营。新军以镇为基本建制单位，每镇官兵定额12512人，由步、马、炮、工、辎重等兵种组成，设统制率领。镇下分协、标、营、队、排、棚，分由协统、标统、管带、队官、排长和正、副目率领。平时以2镇为1军，战时则根据情况，或以3镇为1军，或合数军为 1大军，由总统或军统率领。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多为国内武备学堂毕业生充任，间有少数学习军事的留学生。集兵方式采用募兵制，在体格、嗜好及文化程度上有严格规定。新军的品德教育以“忠义要旨”为中心，技术训练“以实用易学为主”。清政府本想通过军事制度改革收回全国兵权，但召募、发饷等操于将帅手中，武器装备有赖于外国，军队的私属性质毫无变更。至宣统末年，新军只练成13镇（另说14镇），由于辛亥革命爆发，便随清亡而终。

中国民国兵制

中华民国（1912～1949）经历了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 3个时期。各时期的军事制度依其所依附的国家和效仿的制度不同而改变。

中央和地方军事机构 南京临时政府由临时大总统统率军队，设陆军部、海军部分掌陆、海军行政，又设参谋本部掌军令。但南京临时政府只控制了南京附近及一些革命党人掌握的军队。北洋军阀政府由大总统统率全军，陆、海、参 3部职掌同前。一度设陆军训练总监，掌陆军教育训练。1919年设航空事务筹备处，1921年改称航空署，掌航空行政。1927年，奉系军阀控制北洋政权时，将陆、海、参部和航空署合并为军事部。北洋军阀政权从未完全控制过全国军队。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与北洋政府相对立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设军政部。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设军事委员会，辖参谋部、秘书厅、海军局、航空局、军需局、政治训练部等机构。北伐战争开始，又设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事委员会内各机关（除秘书厅外） 皆改隶总司令部。1928年，国民党政府撤销军事委员会，以政府主席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并在行政院内设军政部掌军事行政（后该部海军署分出，为海军部；航空署分出，为航空委员会），而政府主席之下又设参谋本部和训练总监部。1932年，重设军事委员会，由其委员长统率全军，辖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等机关，并指导行政院属下的军政部、海军部。抗日战争中，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率部，中央各军事机关皆归其统辖。1946年撤销军事委员会，成立国防部。该部隶属于行政院，内设 6厅12局，又设参谋总长，承最高统帅–总统意志指挥全军，下辖陆、海、空军及联合勤务等4个总司令部。

武昌首义时建立的鄂军都督府，是民国时期的第一个地方军事政治机构。以后起义各省纷纷依例。都督为一省最高军政长官，之下有分区而治的军事长官–镇守使。有的省和地区还设有护军使和都统。后来各省都督先后改称将军、督军、督办，在名义上隶属中央，但是常不听号令，并截留税款，扩编军队，逐步演变成割据势力，成为控制一省以至数省的军阀。国民党政府时期，在省主席下设保安处或保安司令部，管辖地方保安部队。

兵役制度 北洋政府时期，采用募兵制。1915年制定《暂行陆军征募条例（草案）》，将兵役分为常备、续备、后备、国民4种，但并未执行。各军阀往往自行募兵，不守定制。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仍沿用募兵制。1933年，国民党政府颁布《兵役法》，两年后实行征兵制。兵役分国民、常备两种，规定年满18～45岁的男子，不服常备兵役者皆服国民兵役，平时按规定训练，战时应征。常备兵役又分现役、正役、续役。20～25岁男子应征入营，服现役3年。期满退为正役，为期6年，平时在乡应赴规定之操演，战时应召回营。正役期满转续役，40岁止，任务与正役同。在各地陆续设置团管区、师管区、军管区，作为兵役机构。实际上，国民党政府只注重现役征集，其他规定没有执行。而现役兵员的征集，名为征兵，实则抓丁。 教育训练制度 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机关均颁发过《训练大纲》、《操典》、《教范》、《阵中要务令》等，但大多没有实行。训练内容和要求大都由部队长官自定。许多部队（主要是非嫡系）实际是不练之师。但各类军官学校比较正规。陆军军官教育分养成和深造两级：培养初级军官的陆军军官学校和培养高级军官的陆军大学。国民党政府时期还设立了步、骑、炮、工等兵科学校，作为养成和深造之间的进修教育。海、空军分别设有海军学校和航空学校。此外，还有一些培养技术军官的军医、测量、军需、兵工等学校。抗日战争末期，成立国防研究院，以培养陆、海、空联合作战的高级指挥和参谋人员。中华民国时期各军校大多袭用日、德、美等国军队的教材，聘用一些外籍人充任教官。

后勤补给体制 陆军以战略单位（师或军）为供给单位，直接向陆军部（后改军政部）请领，运输自行解决。海、空军按建制下发。1933年，军事委员会设兵站总监部，负责作战部队军需品的补给运输。抗日战争期间，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在各战区、集团军作战地域设兵站机构，负责各军、师的补给，由辎重部队运送前方。国防部建立后，由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设立的补给司令部和各省区供应局向前、后方各部队补给。

中华民国时期的军事制度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相适应，既保留有封建军制的残余，又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许多变革，这是与中国历史上各封建王朝的军事制度所不同的，也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