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是一种昂贵又使人堕落的毒品。道光年间鸦片烟价与黄金等，“较银四倍”。最初有能力吸食的是有闲的富有阶层，后来随着鸦片流入量增大，吸食者的范围大大扩大，既有纨绔子弟，也有官吏、士绅、地主、富商，甚至及于差役、兵丁、僧尼、道士、妓女等。一些大地主大商人瞄准鸦片的社会需求量大，且由于走私性质烟价昂贵又稳定，都像储藏金银一样囤积鸦片，作为发财的一种手段。包世臣曾提到当时有“以囤土之多寡，计家产厚薄”之说，可见烟毒泛滥的深广程度。

鸦片烟毒在中国泛滥加深了中国固有的社会和阶级矛盾，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

首先，鸦片贸易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以往在中英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英国向中国输出的货物不足以抵偿他们从中国购进丝、茶，于是依靠散商从各地搜罗银洋以补偿。自鸦片介入后，中国出超的地位发生变化，一向出口的茶叶、生丝、布匹、药材，已不仅不足以抵偿鸦片烟价，而且每年还要流出大量的白银。1821年后，鸦片走私激增，由于大量白银流出而形成的银荒已从沿海省份蔓延到了内地。

据英国公布的记录，1823年到1834年间，中国共有2520万元的白银流入英国。据最低的估计，鸦片战争前20年（1820～1840年），从中国流出去的白银，至少在1亿元以上，这个数字相当于银货流通总额的1/5，平均每年流出的不下500万元的白银相当于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1/10。

白银外流引发了银贵钱贱的问题。当时中国通用的货币是白银和制钱。18世纪末制钱1000文即可兑换白银1两，到19世纪30年代，兑换1两银子需要制钱1600～1700文，30年间，银价上涨了600～700文。银价上涨引起经济秩序的混乱，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负担大大加重。

过去农民完纳田税1两银子，只需制钱1000文，此时则需1600～1700文，负担增加了60%多。农民必须拿出比以前多得多的农产品才可以完成原定租额。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农民抗租抗税的事件不断发生，租佃关系更加紧张。白银外流也引起清政府财政上的危机，由于白银日少，收税日难，各省拖欠的赋税额日益加大，清政府的库存日渐减少，形成了经济运行危机。

其次，鸦片泛滥大大削弱了中国社会有限的购买力，造成了工商业的普遍萧条和衰落。

中国社会的购买力本来十分有限，例如农民不仅生产所需的农产品，也生产自己所需的手工业品。在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之下，农民和手工业者仅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农民只有年成稍好时，才有可能出售部分农产品以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在流通领域，完全靠富有阶层的生活、享受消费来带动社会生产。鸦片泛滥，致使这一有限的购买力大部分被鸦片吸纳。在广州，负责进出口贸易的行商在鸦片战争以前即已有“百行生意，转动愈难”的感受。

某位公行商人在1834年曾说：由于银两日少，“各货滞销，损多益少……如遇一货而稍获微利，实近来罕见罕闻之事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情况大致如广州。林则徐曾在1838年对苏州和汉口的商业作过调查。调查后他曾说：“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阛阓聚集之地……

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工商业是鸦片战争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比较集中的领域，由于购买力的下降，经济活力的减弱，工商业出现倒退、衰落的现象，无疑是对中国稚嫩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摧残，其后果是难于估计的。

最后，鸦片使清朝统治阶级更加腐化，政治更加黑暗。清朝统治阶级中吸食鸦片者人数不少。蒋湘南曾估计：“在京官中有十分之一二，地方官中十分之二三”吸食鸦片，至于活动在官员身边的“刑名、钱谷之幕友，则有十分之五六；长随、吏胥，更不可以数计”。林则徐认为：在上述阶层中吸食鸦片的人数要多得多，绝不止蒋湘南所估计的。他说，在整个社会中，“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

如果按照这一比例估算，统治阶级和依附于统治阶级的人中吸食鸦片者不下百万。这些人是社会的寄生阶层，他们是凭借或依恃势力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根据当时清朝政府对官员及其服务人员的薪俸规定，他们的正常收入是很低的。因此，为维持与他们身份一致的生活水平，他们必须通过非正常的途径去谋取财富。

沾上鸦片后，更刺激他们进一步利用职权，采取卖官、索贿和勒索等多种办法去巧取豪夺。下级官员为了满足上级官员的私欲只能变本加厉地去压榨百姓。这加剧了社会的混乱和政治的腐朽，使官僚政治运作更加无序化。

清朝军队也由于鸦片烟毒的侵蚀变得腐朽不堪。清军官兵吸食鸦片在19世纪30年代已是很普遍的现象。同时清军官弁的饷糈很低，由于官长的克扣变得更低。为了生存，为了消费毒品，清军官弁干起了敲诈勒索的勾当。清军除担负类似现代军队使命外，还兼具警察的职能。这就为他们敲索百姓提供了可能。

耆英说：“营员兵丁，亦无不以民为可欺，借巡查则勒索商旅，买食物则不给价值，窝留娼赌，引诱良家子弟……代贼潜销牲畜，放牧营马于田间，名曰放青，阻夺货物于道路，指为偷漏。盗劫案发，则怂恿地方官，扶同讳饰；兵民涉讼，则鼓胁众丁，群起而攻。”如广东水师还竟然私放鸦片，索取规费。据包世臣说，许多将弁“其岁入得自粮饷者百之一，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禁绝烟土，则去其得项百之九十九”。大批“缉私船”实际充当了走私船。

这样的军队无疑没有什么战斗力，后来在与英军作战中不堪一击不能不说是根源于此。这种情况绝不只发生在广东。曾国藩说：“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总而言之，鸦片泛滥已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当时社会发生政治危机、经济危机、道德危机的总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