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０多年前，四路红军相继撤离苦心创建经营的苏区，跨越万水千山，历尽千辛万苦，胜利完成了这次决定中国命运的革命力量的战略大转移，创造了人间奇迹。

伟大的创举必然顺应时代的需求。那么，红军长征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

红军长征是在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危机、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情况下发生的。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开始。１９３２年，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进一步加快侵华步伐。１９３３年春，日军相继攻占山海关、热河，并侵占长城以北沿线部分地区，锋芒直指平津。日军加紧侵华，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但蒋介石却逆历史潮流而动，顽固以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国策，一再对日妥协，不断调集重兵围剿苏区和红军。１９３３年４月６日，蒋介石在《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中宣称：剿共前线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决不稍加姑息；侈言抗日，立斩无赦。在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政策下，一二八抗战、长城抗战相继以失败告终。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蒋介石集团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遭到国人不满和舆论谴责，甚至遭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人和地方实力派的反对。发表于《独立评论》上的一篇题为《假如我是蒋介石》的文章，批评不抵抗政策是最下流的自杀政策，它使中国变成一大块肥肉，然后日本一刀一刀的割去。

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今日事势，舍抵抗而外，实无其他救亡之道，要求国民政府切实进行抗战。

１９３３年５月，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随后收复了察哈尔省全部失地。

正当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驻福建的国民党第１９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势力，于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０日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反蒋抗日。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大旗，不断发表宣言，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对日宣战，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等三项条件下，红军准备与任何部队签订停战协定，共同抗日；帮助和加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１９３４年７月，中国工农红军第７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最高度的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尽管有各方力量的不懈努力，长征前的中国，民族危机依然日益严重，合作抗日似乎遥不可及。

在日本加紧侵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时候，高举着抗日旗帜的中国共产党，本应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剧烈变动的新情况，进一步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以抗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然而，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却在革命的生死关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使党和红军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

他们虽然主张抗日，但忽视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所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否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否认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正发生分化，断定中间派别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排斥一切上层分子、中间势力，只要兵、不要官。他们武断地认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

为此，他们无视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反对红军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方针，主张实行先发制人的进攻战略。在这种进攻战略下，他们反对必要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rsquo;战等等。在军队建设上，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改造红军的措施：一、实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改组各苏区党和红军领导机关；二、取消党委集体领导制度，强化政治委员个人决定作用；三、取消红军筹款、做群众工作的任务，强调红军的任务仅限于打仗；四、反对红军必要的游击性，片面强调正规化，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王明左倾错误推行的恶果，是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和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相继失败，红军遭受惨重损失，部队的建设受到严重破坏，党和红军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失败，改变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大格局，影响了其他苏区，使长征由局部演变为全局性的战略转移。

两大危机，考验着濒临绝境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以谋生存、图发展为主旨的长征随之在中华大地上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