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哨官肯定挑选跟自己“有关系”之人，如同乡、亲人、师友等。同样地，营官、统领、大帅也大多如法炮制。 　　

　　此做法恐怕是当时的时势使然：其一，曾国藩的“募兵制”吸取了清廷绿营的教训，而多有创新。清代绿营是世袭兵制，父子相承，当兵为业，一般不向外招募。到咸丰时，绿营已非常腐败：“胜不相让，败不相救，且往往私斗甚勇，而公战则怯，所征调则东省一百，西省五十，几同乌合。将与将不合，卒与卒不识。”(《曾国藩传》，中华书局1986年版)曾国藩创立“兵由将招”制度正好可以克服绿营的毛病。

　　其二，朝廷派曾国藩这些士人来“帮办团练”，实质上就是政府承认士人有权建立私人武装组织，帮助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为了适应组建私人武装的要求，就必须军队层层私有，如此才能形成从将领到营哨的层层激励，他们可以凭借自己手中的军队作为将来晋阶的筹码。要是“兵为国有”，而不是“兵为将有”，各级将领招募丁勇的积极性就大打折扣了。对丁勇来说，他们也欢迎这种基于私人情谊的组织形式，因为招募的多半是有地缘、亲缘等关系的人，彼此知根知底，至少看在熟人关系上，不会随便亏待自己。

　　再有，这种私有化的组织形式类似搞“承包”，只要团队能攻城拔寨打胜仗，朝廷提拔他们的将领，奖赏他们的团队，丁勇们也能水涨船高，得到好处，说不准还能捞到一官半职。要是“兵为国有”，搞大充公，在军营中举目无“亲”，不光自己出头的日子难盼，受到非人的对待也不是不可能的。

　　为了便于组织控制，曾国藩还规定所招各丁勇，必须“取具保结”，将丁勇父母、兄弟、妻、子姓名详细登记入册。所招一营，一般均为同一县之人。这就在“私人情谊”原则外，增加了一个“地域原则”，更加剧了湘军的宗法关系和私有化程度，以至于湘军各部成为了以熟人关系为纽带维系着的武装集团。曾国藩非常得意于自己的创新，曾说：“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这并不是自吹自擂，王闿运在论及湘军的优点时也说：“湘军之可贵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

　　“哥老会一事，尤为莫大之患”

　　然而，湘军后来出现的种种问题，正是“各有宗派，上下相亲”的军队私有化体制所致。我们且看这种体制，是如何让哥老会混进湘军，进而对军队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随着镇压太平军力量的扩大，兵源日益吃紧——湘军自建军以来至攻占天京，阵亡病故伤残约八九十万人，以湖南一省提供如此巨额青壮年，兵源肯定紧张。另一个原因是，一旦统领死了，该队伍就得遣散，需要重新招募。兵将都不是那么好招，曾国藩曾哀叹：“朝取夕取，网罗殆尽，刻下不特将领难得，即招募精壮勇丁，亦觉难以集事。”一些将领只好把一些流氓地痞，甚至“哥老会”成员也招了进来。有学者作过统计：在霆军中做过统领或营官的有13人，其中湖南籍6人，四川籍4人，籍贯不明者3人。四川籍约占一半。 　　

　　“哥老会”本来是黑社会，在四川地区哥老会叫“袍哥”。“袍哥即烧香结盟之党也。流于匪类者，谓之会匪。普通之名词，皆称袍哥”。在湘军的招募中，哥老会大量潜入，潜入本来也没有什么，完全可以进行正规化改造，可湘军的体制非但不利于对哥老会的改造，还为其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哥老会通过在军中散播患难相助，祸福同当的会党义气，很能俘获人心，在军中造立山名堂名、竖盟旗，建立秘密的哥老会组织，由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组织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