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密告、线人、特务、间谍，均成了特高办案的常用道具。尤其是对铁道、印刷所、书店等重要据点，眼线密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犄角旮旯，均隐藏着警惕的“鹰眼”

　　。对一些重点监控的社会主义者等重要分子(特高组织内部的行话叫做“特别要视察人”)，特高按如下项目，逐项彻底调查：姓氏、名号、身份、年龄、住址、籍贯、学历、履历、前科、职业、资产、收入、生活状态、家庭、境遇、人望、宗教、社会关系、相貌、特长、性癖、嗜好、操行、思想变化的动机及体系、平素的行动、订阅的报刊、笔迹，等等，务求事无巨细，一网打尽。

　　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一旦被捕，必遭刑讯逼供，必被要求叛党，然后成为线人(即“转向”)。拒不转向者，则在拘留所和审讯室里遭毒打，乃至虐杀。

　　前日共中央委员岩田义道和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均死于特高的酷刑。同时，派遣特务潜入日共内部，从事煽动活动;或故意抢劫银行，然后栽赃共产党;或“钓鱼”执法，请君入瓮……伎俩卑劣，手段多元，无所不用其极，连在澡堂子里的窃窃私语，都有可能成为呈堂证供。在这种极端残酷的迫害下，至1935年前后，日共几乎完全被剿灭，在国内停止了一切活动，投狱的投狱，流亡的流亡，转向的转向。据说在监中誓死抗争拒不转向者仅数人而已。而成批转向者中，颇不乏党的领导人、理论家，如前日共委员长佐野学、前总书记田中清玄等。这些日共“大物”政治家转向时，被迫登报宣示脱党，同时发表《告全党同志书》等“声明”，旨在从领导人个人私德和政治伦理上，瓦解左翼意识形态。

　　小林多喜二，日本著名作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

　　日共不但从组织上被剿灭，连党史文献几乎都片纸无存。战后，终于走出地下状态、恢复合法活动的日共为重建党史，拟复制机关报《赤旗》，但从创刊号到第二十六期，遍寻而不得。无奈之下，最后只好采用《特别高等警察资料》中收录的内容。

　　战后：阴魂不散

　　以镇压手段凶残著称的特高干部，在战前却是精英官僚的代表内务省官僚跻身仕途的“龙门”。如1932年，出任警视厅首任特高部长的安倍源基曾在回忆中写道：“青年官吏中，那些被目为特别优秀者，被任命为特高课长。”安倍自己，便于太平洋战争前夕就任内务大臣兼企画院总裁。另一位与安倍先后执掌过这个暗黑王国的重要人物，是前警视总监町村金五(即在小泉纯一郎内阁任外相的町村信孝之父)。

　　但是，这件事为什么非要等联合国军司令部当局的指示，而不能由我们自己之手来实现呢?羞耻。如果是自己之手所为的话，那喜悦岂不将更深，且沉淀在喜悦底层的这种羞耻感不也就没有了吗?”

　　1945年10月13日，作为美国对日民主化改造之重要步骤，特高警察与《治安维持法》一起被废止——这头存在并活动了三十四年零两个月的法西斯怪兽寿终正寝。对此，作家高见顺在日记中如此写道：“特高警察废止。得此消息，胸口顿时轻松了，有种暗云消散的感觉。

　　然而，高见顺们的羞耻其实仍未结束。战后，安倍源基起初作为甲级战犯被起诉，但随着美军占领政策的“转型”，旋即免于起诉并获释。

　　町村金五也在战后重返政界。而更多的特高警察，那些曾几何时迫害左翼知识人的元凶，并未受到追究，大部分经过短暂“休整”，甚至复归警界，按照美占领当局的方针，重新被武装为“赤色整肃”(Red Purge)的急先锋。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恐惧，成为了战后美国和战前军国主义日本的通病，而特高警察这种组织起来的刽子手，当然不可能得到彻底查办与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