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你来我往，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赫鲁晓夫满脸涨得通红，指手画脚起来：“我虽不知道你们的情况，但是印度有一个士兵被打死，一个士兵受伤，这就证明你们不对。”陈毅眼睛瞪得溜圆，怒不可遏：“你我都是打过仗的人，谁死伤多并不能说明谁就对，这个道理你不懂吗?”周恩来表态说：“我们不去占人家一寸土地，也不能让人家占我们一寸土地，我们绝不能干那些丧权辱国的事情。”周恩来再三强调，“中方对印度一直采取团结的政策，但对它不讲理的地方，对它违反国际公约的事情，则要反对，要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着要团结它，不能一味迁就它。”陈毅紧接着说，《塔斯社声明》就是迁就主义。赫鲁晓夫越加激动，指着陈毅叫起来：“我怎么是迁就主义?你们才是冒险主义、狭隘民族主义。”这又引起陈毅、彭真尖锐的驳斥……在整个争论过程中，毛泽东始终闭口不言，他厌恶赫鲁晓夫的做派，知道说什么都是“对牛弹琴”。只是到会议快结束时，他才很克制地说：“这个问题还是要把事实搞清楚。别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对有关中国的事情，我们希望苏联同志能够听听中国的意见，把情况搞清楚，预先向中国打招呼，同中国商量，再对外公开表态，这样比较好。对尼赫鲁，我们还是要同他友好，还是要团结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欺负我们，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毛泽东讲话一板一眼，表情严肃，但语气委婉。如此，赫鲁晓夫只好吐了口气说：“既然这样，那就没有什么可以再谈的了。”会谈终于不欢而散。两天后，赫鲁晓夫一行离京回国。赫鲁晓夫从北京回到海参崴后，10月6日发表演讲，不指名地影射攻击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理智的。”回到莫斯科以后，他10月31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讲，再一次不指名地攻击中国是“冒险主义”、“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这表明，赫鲁晓夫对中印争端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毛泽东几经权衡，终于定下“打”的决心

1959年11月，中国政府最高层的决策会议在杭州举行。参加杭州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胡乔木等人。会议主要讨论如何避免中印边界冲突和流血事件。会议首先由总参谋部的雷英夫汇报一个时期以来中印边界不断发生的流血事件。并说明，中印边界的我方指战员已经到了怒不可遏的程度。然后提出了总参和外交部共同研究的避免中印边界冲突的几项措施。例如不许打第一枪，不许还击，等等。毛泽东听着汇报，面色肃然地抽着烟。当雷英夫讲到一些部队避免冲突的困难和一线指挥员的要求时，毛泽东摁灭了烟蒂，插话说：“我们有些同志打了几十年的仗，可还不懂得一个起码的道理：两军的边防战士一天到晚鼻子对着鼻子站在那里，手里都拿着枪，一扣扳机，子弹就会打死人，冲突怎么能避免呢?”因此，他提出实行隔离政策，双方各自后撤20公里，如印方还不干，我单方后撤。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这次杭州会议上，中央确定了避免边界冲突的隔离政策。1959年11月7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致函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武装接触，同时建议两国总理尽快举行会谈。但是，印度总理尼赫鲁竟拒不接受，反而认为中国软弱可欺，加剧了在中印边境进行的武装挑衅。在尼赫鲁拒绝中方建议之后，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亚洲及世界的和平，毛泽东决定：中国部队单方面从中印边境后撤20公里。1960年1月，中方又下令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即在我方实际控制线2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对前来挑衅的入侵印军，先提出警告，劝其撤退，劝阻无效时，才依照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经说服后，发还武器，让其离去。中国军队的这一系列措施，在国际舆论界反响强烈，普遍认为中国军队所具有的忍耐和克制，是着实让人惊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