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看法就是讲张自忠率集团军总部东渡汉水就没必要，最后关头拒绝撤退，就是一心求死。客观说，靠前指挥是张自忠一贯的风格，所以率总部渡河并没有什么奇怪，而最后不愿撤离，是因为他知道战局已经非常危急，身为最高指挥，一旦后撤必将动摇军心，使局面顿时崩溃，所以明知危险极大，也坚守一线，这也是军人的职责和荣誉使然。那么求死一说，又从何而来呢?因为此前张自忠因为两件事情而一直被背负着汉奸的骂名。

从内心讲，宋哲元肯定不愿意出卖国家利益，但是面对日本在华北有上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华北驻屯军，也不想彻底和日本决裂。所以在和日本的接触中，也是时而坚持时而退缩，始终摇摆不定。而在29军内部，高级将领也可以分为三派，激进抗日派，如被日本方面称之为“顽固抗日派”的37师师长冯治安;张自忠虽然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明显不如冯治安那样激进，在当时更希望能就地解决冲突不要扩大事态，所以属于稳健抗日派。

而像政务处处长潘毓桂则是完全彻底的汉奸亲日派了。本来稳健抗日派的主张就被误解为亲日，在这当口还出访日本，而且出访时间之长，所受待遇之高，都是相当少见的，自然也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对于到底是受宋哲元之命，还是张自忠自己受邀访日，历来是争议不休的话题。但这不是关键，访日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一种让人感到亲日和善的姿态，也正是从这时起，张自忠就被贴上了亲日的标签。

扑朔迷离的北平八日

第二件事就是卢沟桥事变中留守北平，更是成为万夫所指。18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城，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5日，面对步步紧逼的日军，宋哲元召集29军和冀察政委会的军政要员举行重要会议，张自忠也奉命从天津赶来北平参加会议。7月28日，日军对北平郊外的南苑、清河、沙河等地的中国军队发动全面进攻。

29军在南苑失利，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相继牺牲，眼看局面难以收拾，加上蒋介石来电催促宋哲元去保定坐镇。当晚宋哲元召开紧急会议，决定29军主力撤出北平，由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和北平市长，指挥独立第27旅和39旅在北平善后。

关于张自忠留在北平有两种说法，一是他知道留下来必然要承担汉奸骂名，所以本来不愿意，是宋哲元的命令，而且还和他约了只负责十天的期限。据说张将军受命后，曾不无伤感地对29军副军长秦德纯说道：“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就成了汉奸了!”第二种说法则是张自忠受人蒙蔽想乘机取宋哲元而代之，利用日军大兵压境之机逼迫宋哲元离开北平。到底是什么情形，如今已经难以考证真伪，成了扑朔迷离的历史迷雾。

29日一早，张自忠在宣布接掌华北军政大权之后，立即对冀察政务委员会进行改组，将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石敬亭、石友三等人免职，由张允荣、张壁、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陈中孚、杨兆庚等人接任，而这些新任委员大多是汉奸或亲日派。加上此前张自忠在七七事变后主张和平解决，38师对天津日军的攻击也疲软无力，当时在29军中就有“37师打，38师看”之说，这一切都坐实了对张自忠汉奸的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