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导致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吗？然而明朝的全面败局并非是区区的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造成的。在17世纪初的明与清（后金）之间的萨尔浒决战，是中国境内的两个国家的一场大搏斗。当然，对于当时明朝是个强大的国家，明朝主动发起了进攻，而且经过了近一年的备战，投入了空前多的兵员和物资，结局吃了败仗。原因何在？从战争一交火，即使是局部的胜负，人们就开始分析和解释其原因了。但是明朝的全局失败，专门性的论述还是不多见的。这里不妨再做些说明。

对明朝失败原因的探讨，在战场上见了分晓时就有人发表了意见，但是从很早起，意见就是不同的。杜松、马林战败的消息传出后，经略杨镐在三月十一日的奏疏中曾把两位主将违制行师作为其失败的原因。他说：“为照报过师期，原以二十一日陆续发兵到边，二十五日该宽甸一路出口，初一日该沈阳、开、铁、清河三路出口。俱约定初二至二道关，合兵前进。乃总兵杜松出师，要占首功，单马行前，辄弃车营。初一日申时（15时～17时）既已活捉夷贼报功，旋又以焚克二寨报功，而不知其已入贼之伏也。贼以备开、铁之兵与备抚顺之兵合而攻之，乌得不败？既初二午时（11时～13时）开、铁总兵马林行至三岔，闻杜松已先出一日，亦仓皇疾出，比至二道关，杜松与王宣、赵梦麟兵马时已败亡，又以备抚顺之兵与备开、铁之兵合而攻之，何能久支？”《明神宗实录》，卷580。杨镐是这次决战的明军总指挥，此时已认定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分进合击的作战方案破产了，他哀怨时间的阴差阳错，更愤恨两路主将的各自为战，实际就是把失败的责任推到这两个人身上了。他不说指挥的问题，而指责两员大将断送了总指挥的军事部署。

与此同时，巡按监察御史陈王庭也在杜松、马林身上寻找战败的原因。他则列出六个原因，如说：“照得行师必以纪律，自誓师之后经略即谕杜松等务以持重。又约三月初一日出口，乃先期兢进，其失一；刚愎自用，其失二；队伍错乱，为贼所击，其失三；擒夷克寨，不加傍哨，致赚贼伏内，被诱不知，其失四；将兵不习，背水而战，其失五；轻骑深入，撇弃火器车兵，师无老营，其失六。智不能料敌，谋不能驭众，致二万余官军一时并遭陷溃。至于开、铁兵马，初派由三岔出口，马林苦执由靖安出边，临期复由三岔出口。乃抚顺交锋，而该镇未至，比奴众乘胜北驱，守备不设，致虏袭营，兵亦溃败。”《明神宗实录》，卷580。陈王庭分析杜松、马林战败的六个原因比杨镐提出的原因更具体化了，但或许他是参与制定作战方案者之一，他分析的基调竟和杨镐说的相同。

在刘败没、李如柏一军得完的消息传出后，对此次明军的结局，舆论反映极其强烈。探讨明军失败的原因也立即扩展和加深。有人在指挥和调度上找出了种种失误。浙江道御史杨鹤指出：“辽事之错，不料彼之情形，丧师辱国，误在经略；不谙进止机宜，马上催战，误在辅臣；调度不闻，束手无策，误在枢部。”《明神宗实录》，卷580。从主将杜松的轻敌冒进，马林的犹豫不定，转到了李如柏不与刘策应。特别是李如柏出师不主动，作战不参与，单独有令，一军生还，极为可疑。杨鹤揭露李如柏兄弟与努尔哈赤素有“香火之情”。他质问杨镐：“何以独止如柏，不止杜松、刘？”《筹辽硕画》，卷17。他认为李如柏若能与刘相配合，杀入重围，当不至死，或者夹击成功，也未可知《明神宗实录》，卷581。。

著名的辽东经略熊廷弼对此战丧师辱国极为愤慨，他直接斥责“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雪稍缓，哄然言师老财匮，马上促战。及军败，始愀然不敢复言。”他把“马上催而三路丧师”当作最大的教训《明史·熊廷弼传》，卷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