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徐在日记中感叹：蒋先生虽通电不令庆祝，但语句不痛切无甚大效

　　徐永昌乃国军一级上将，抗战期间曾任军令部部长之要职。综而言之，其主张对台儿庄胜利须控制宣传的理由有三：1、此役虽苦战获胜，但战果有限，且得益于日军未曾增援，若宣传过度，刺激日军，恐招致其更改战略，舍弃苏俄而全力攻击中国。2、不实的宣传，容易使国际上发生误会，削弱其防日之心，增强其忌中之意(暗指苏俄与英国)。3、虚夸战果，易令一般民众对抗战之艰难程度产生错觉，进而不能理解当局久持待变之战略，造成破坏性的舆论压力。

　　查徐永昌日记，4月8日有记载称：“蒋先生昨夜虽通电不令庆祝，但语句不痛切，无甚大效。回忆去岁卢沟桥战事之庆祝，真是既愧且罹。”可知其4月7日的信函，对蒋起到了作用，但因蒋的“不令庆祝”的指示“语句不痛切”，效果有限，徐永昌遂于4月8日再度致函，详加分析浮夸宣传的个中利害，前引日方资料所提供的蒋介石关于台儿庄胜利的五点指示，很可能就是因徐永昌第二函而发——细查该五点指示，与徐永昌4月8日之函的内容，高度一致。

　　值得指出的是，徐永昌在函电中对台儿庄之役的描述——“台庄之捷，固由于我之将士用命，而亦由敌之不即增援;敌之不即增援，非其实力不足，一以留兵备俄，一以意见纷歧，而或有内忧”——与日方资料高度吻合。1938年初，日本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对应否在中国大陆积极作战，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但由于台儿庄之战，出乎意料地判明以李宗仁为总指挥的约50个师(其中有10师中央军)的中国军，集结于徐州附近，整备强力的抵抗阵地，于是乘此良机，使用全部中国派遣军一举与中国野战军主力决战的意见，在陆军各方面增高了。以台儿庄战斗为契机，大本营决定发动徐州作战。”

　　由此可见，徐永昌担忧过度的宣传会刺激日军发动更大的攻势，是有道理的。至于说蒋介石接受徐永昌的意见，“不令庆祝”台儿庄大捷，是为了防范桂系坐大，就史料而言，并无根据。事实上，在桂系的运作下，台儿庄大捷的宣传相当宏大，用李宗仁的话来说，是“举国若狂”，“台儿庄区区之地，……几成民族复兴的新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