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主战场立下不少的功劳。例如，我们即将于要讲的台儿庄战役，然而蒋介石却不愿意让大家庆祝这胜利。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一起来看看。
一、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两次致电蒋介石，请求限制对台儿庄胜利的宣传

　　台儿庄大捷，因曾进入教科书，故国人大多耳熟能详。但因此役系桂系领袖李宗仁所指挥，故学界、坊间一直有一种意见，认为蒋介石为抑制桂系之声望，曾试图限制对台儿庄大捷的宣传。其依据是蒋当日曾就此役作出过如下指示：

　　“(1)台儿庄之战，不过第二期抗战的初始胜利，应力戒因此胜利带来骄傲。(2)长期抗战主要在于消耗敌人之战斗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点应有深刻认识，以免对持久心理发生不良影响。(3)努力阐明本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等之重大意义。(4)所有宣传应努力报道事实，慎勿夸张。(5)对敌加以笔伐之时，应止于攻击日本军阀，决不可对日本皇室及日本民族有所诽谤。”

　　有论著评价称：“这5条指示中，第5条是涉及对日策略的，姑不评论。前4条则明显是在压抑对这次胜利宣传的基调，以尽量缩小桂系的影响。”并谓：“据说，一次蒋介石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人声鼎沸，问什么事?左右告诉他，是在庆祝台儿庄大捷。蒋闻报，面有不悦之色，冷冷地说：‘有什么好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

　　上述材料，见诸日方资料及市井“据说”，其真实性尚无定论。但笔者于徐永昌函电中，亦发现有两封致蒋介石函电，其内容，正是要求蒋介石对台儿庄一役的宣传要加以控制。第一封，写于1938年4月7日。函电全文如下：

　　“台庄之捷，薄海胪欢，惟爆竹庆贺，未免太早。盖军兴以来，失地数省，国府播迁，创巨痛深，至惨极酷。今恢复大业，百未谋一，而遽以小胜自喜，已非古圣戒罹之意，倘更有进于此者，将恐长人民浮嚣之气，而转为国际之窃笑也。钧座如以愚见为然，乞立饬制止，藉以静民气而蓄内劲，并手谕前方将领，勿以骤胜而骄，为敌所乘，幸甚幸甚。是否有当，伏乞钧裁。”

　　第二封写于1938年4月8日。函电全文如下：

　　“窃维口舌兴戎，古人所戒，现当军事好转之始，于宣传方面，尤宜格外留意。盖台庄之捷，固由于我之将士用命，而亦由敌之不即增援;敌之不即增援，非其实力不足，一以留兵备俄，一以意见纷歧，而或有内忧。设我宣传过当，予敌国体上以难堪，则彼将上下同心，不顾一切，先以全力对我。敌势尚强，我协力御敌，且能获胜;彼协力对我，我岂易当，此不可不留意者一。”

　　“国际情势，多忌善变，我国地大物博，久所垂涎，由弱而强，岂其所愿。兹表同情于我者，非为我，实忌日耳，我若骤胜而骄，矜夸自诩，(不仅今次为然)则将移忌日之心，转而忌我，岂我之利，此不可不留意者二。”

　　“哀兵必胜，始露其端，举趾日高，何以为继。倘狃于一胜，遽谓日人易与，民气浮嚣，必有难以善其后者，(战事结束时，亦必棘手)况钧座领导建国之始，似宜养成坚贞弘毅之民风，宣传虽属一端，始基尤所当谨，此不可不留意者三。”

　　“以上三项，有一不慎，必加重前途困难，窃谓宣传文字播音，宜以端谨厚重为依归，而以轻薄浮夸为大戒，于痛詈日人，尤加慎焉。(日军阀与日人，切宜分别，于其天皇，尤不可轻侮)敌以暴，我以仁，敌助寡，我助多，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否则空言召祸，甚非计之所得也。迂谬之论，是否有当，伏乞钧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