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廷召见势不妙，派人求援于康保裔，并与之约定，第二天早晨两军会合并肩作战。康保裔率兵如约来援，在瀛州西南的裴村与契丹军遭遇，展开激战。康保裔本以为范廷召也在与契丹进行战斗，正在争取第二天早晨与其会合，所以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危险。他没有想到的是，范廷召在傍晚的时候见契丹军攻势甚猛，为了避免全军覆没，已率兵遁走。康保裔开始还蒙在鼓里，等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才明白自己已经处在契丹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了。

　　范廷召违约遁走，顿时使康保裔成为孤军。他的部下要与他更换甲胄以掩护他突围，他却说：“临难无苟免，此吾效死之日矣!”于是大呼与契丹决战，战有数十合，部下的兵卒越打越少，箭也射光了，虽然给契丹人造成了不小的杀伤，但毕竟寡不敌众，又没有等到援兵，最后力穷被擒。

　　高阳关钤辖张凝，副部署李重贵，率领负责策应的援兵赶到时，康保裔所部已被全歼。二人率也陷入契丹军的包围，奋战一夜(“自申至寅”)方得突出，所幸没有遭到更大损失，与其他将领的损兵折将相比，二人已经非常难得。事后张凝建议报功请赏，李重贵却说：“大将陷没而吾曹议功，何面目也!”

　　契丹军乘胜深入，一直打到德、棣等州，又渡过黄河，对淄州、齐州等地大肆抢掠一番后退去。契丹军大闹河北，歼灭了高阳关行营的主力，似乎达到了预期目标，不久便退回本土庆祝胜利去了，留给宋人一个破烂摊子等待收拾。

　　战后的闹剧

　　真宗得知康保裔战败之事，却搞不清楚到底是战死还是被擒，于是密诏走马承受夏守赟前去察问，夏守赟称康保裔系战死，真宗于是下诏追赠侍中，并以其子康继英为六宅使、顺州刺史，康继彬为洛苑使，康继明为内园副使，幼子康继宗为西头供奉官，孙子康惟一为将作监主簿。而据《辽史》，“六月乙巳，以所俘宋将康昭裔为昭顺军节度使”，可知康保裔十有八九并未战死，而是战败被擒而降。康保裔在元人修撰的《宋史》中被列为《忠义传》的开篇第一人，却可惜是个沾了很大水分的人。在建昭看来，真宗或许并非不知道事情的真相，而是为了保全朝廷的面子，故意为之，宋朝的官修史书一律称康保裔战死，其中人为成分居多。若康保裔真的战死了，辽人在自己的史书上将节度使的官职授给一个死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裴村之战的大败，虽然直接干系者是临阵脱逃的范廷召，但究其根源，仍是傅潜拥兵不救。真宗开始对他始终是宽容再宽容，姑息再姑息。后来在大名府专等捷报，见到的却都是契丹人横行河朔、甚至渡过黄河劫掠城池的消息，又得知骁将杨延昭、杨嗣、石普等人屡次向傅潜请求加兵，而傅潜不给，部下有战胜者，又隐匿不上报。宋军本来可以御敌于国门，却因为这个缩头乌龟坏了大事，真宗这次可真的生气了，他命王继英召傅潜与石保吉等至贝冀行营。傅潜刚到冀州，就命高琼代替了他的职位，而让他赶赴行在。

　　傅潜到了大名府便直接下了狱，钱若水、魏庠、冯拯等人奉命负责审问，一晚上就定了罪，按律当斩。没有参与审问的大臣也多有上封建议立斩傅潜的，而真宗虽然也恨傅潜，却没有将这个不杀不足以整肃军纪的人处死，而是下诏宽贷其死，改判为“削夺在身官爵，流房州”，天下有识之士闻知傅潜逃得一死，无不扼腕。傅潜的副手张昭允却也跟着倒了霉，被削夺官爵，流放通州。不久之后，原本在廉良河之战立了功且刚刚受赏晋升的田绍斌，由于被傅潜的供词牵连，也被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