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等在昆阳外围与莽军作战，取得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为着进一步瓦解莽军的战斗士气，鼓舞昆阳城内汉军军民的斗志，故意渲染宛城汉军的胜利，他把写有宛城汉军已获胜，“宛下兵到”的密信，射进昆阳城内，同时也转落到莽军手中，引起莽军统帅王邑、王寻的恐慌。莽军将士看到，一个小小昆阳，大兵压境，苦战1个多月，都没能攻破，如若再加上宛城的10万汉军，则更无法对付。因而，宛城莽军失败的消息，大大地影响了莽军的战斗意志。接着刘秀自率3000人的敢死队，自城西冲击敌人的中坚。王邑、王寻轻视刘秀，自以为很容易打败刘秀。因而，他们只率领万余人巡视阵地。命‘令各营严格管束自己的部队，没有命令，不准擅自出兵。王邑、王寻迎战刘秀，但他们不是刘敢死队的对手，莽军的阵势很快即被刘秀军击破，士卒混乱溃逃。这时莽军其余的部队，因不敢轻举妄动，故无人主动支援王邑、王寻军作战。刘秀率领汉军，奋勇冲击，并一鼓作气打垮了王邑、王寻的部队，斩杀了王寻。王邑的中坚被冲垮，王寻被斩杀后，莽军各部队失去了指挥中枢，立即混乱。这时昆阳城内的汉军看到刘秀等人所率的敢死队取得胜利，也大喊着冲杀之声，冲出城门，内外夹攻莽军，杀声震天动地，王邑的42万大军迅速土崩瓦解。王莽军本是强迫征来的贫苦百姓，早已对王莽政权痛恨之极，经起义军内外夹攻，自然弃阵而逃。溃逃的莽兵相互推挤，“走者相腾践，伏尸百余里”。碰巧又遇上大风和大雷雨，屋瓦被大风刮走，大雨倾盆而下水暴涨，王邑军随队的虎豹都吓得发抖，莽军士卒掉入水中淹死的有万余人，滍川被尸体堵塞得几乎断流。王邑、严尤、陈茂等人仅带少数长安精骑，踏着死尸渡河才得逃脱。汉军缴获了莽军的全部军用物资，各种东西堆积如山，一连搬了1个多月还没搬完。王邑率领千余残兵一气奔逃到洛阳。当王莽得知昆阳惨败的消息后，异常震惊，整个朝廷上下也为之惊恐。

　　决定新莽政权和汉命运的昆阳战略大决战，以汉军的大获全胜，新莽军队的惨败而告终。至此新莽王朝赖以抗御农民起义军苟延其反动统治的基本武装力量即冰消瓦解。万民痛恨入骨的王莽政权的彻底灭亡，已是指日可待。新莽军队以42万之众，何以败在汉军1万多人的手下，而且莽军又几乎全军覆没，这其中的教训是很发人深省的。 莽军决战战场的选择失当。

　　战略决战的双方往往都是倾其全力以赴，即所谓毕其功于一役，因而通常是在关键的时刻、关键的地区进行较量。但是，这次决战却选在了昆阳这个不大的小城，尽管它具有一定的战略价值，但就 战略全局来看，既非瞰制一方的重要中心城市，也非屏障京师的险关要隘，而仅仅是处于京师长安、战略重镇洛阳、宛城这个三角轴心边沿的一个不大的城邑。占据了昆阳，一不会对京师形成威胁，二难以抵抗洛阳、宛城的南北夹击，莽军如果保住宛城，则汉军即使占领了昆阳，也很难长久保持。因而，在这样一个没有重要意义的地区，面对不足万人的对手，投入42 万大军进行决战，不能不认为是毫无意义的盲目行动。

　　战略决战维系国家之命运，统治之存亡，战场统帅对决战的结局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新莽王朝选定统率42万大军的核心将领不是选贤任能，而是择官高而定，以唯亲是用。莽军统帅王邑、王寻可谓自西汉以来战争史上少见的庸碌骄狂之徒。昆阳战前，纳言将军严尤建议不攻昆阳，直下宛城，一旦解围，昆阳则会不攻自下。这本是对莽军战略全局极为有利的良策，但却被王邑一口回绝，当昆阳小城久攻不下，又拒绝了严尤“围师必阙”的重要建议。结果40多万大军顿兵坚城之下，坐视宛城失守，战略上丧失了可贵的时机，使本来主动进击的绝对优势之军，完全化为无用之物。假如王邑能采纳严尤提出的各项建议中的任何一项建议，或置昆阳城于不顾，或围三缺一，或接受昆阳汉军的投降，那么昆阳、宛城之战的结局则可能会是另一种局面。当然，这不是说已濒临末日的新莽政权会因此而起死回生，但是汉军若不是如此迅速地全歼莽军主力，无疑将会延长消灭王莽政权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