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仁宗对待皇室家人如此，对待官员也是如此。生活在仁宗朝的官员们是幸福的，他们可以随便发表言论，最大的处分不过是降上几级，贬到别的地方做个小点儿的官，说不定过了一段时间，风头过去了，皇帝还会把他再招回来。仁宗一朝，贬了升，升了再贬，贬了再升的官员不计其数。那时的大臣上书言事，不仅内容激进，什么话都敢说，而且，有时态度也十分冲动。有一次，仁宗皇帝想封自己宠妃张贵妃的叔叔张尧佐当三司使，当时身为御使的包拯不同意，认为三司使是主管全国财政工作的，张尧佐才能平庸不堪此任，仁宗只好让步说，“那不行就封他个粗官，当节度使吧”，北宋时的节度使不同于唐代的节度使，只是个虚职，表示地位的名号而已，包拯同意封张尧佐这么个虚职，但对仁宗“粗官”的说法还不放过，说“节度使怎么能是粗官，太祖，太宗不都当过吗?”在争论过程中，包拯情绪激动，唾沫星子都溅到了仁宗的脸上，仁宗也不以为忤。回宫后，张妃不干，撒娇使性，皇帝只好训她：“你就知道给你叔叔要这个使、那个使的，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使吗?”也许正是仁宗的宽容，他那一朝名臣辈出，宋朝那些后来在历史上如雷贯耳的名臣大多出在仁宗朝，如晏殊、包拯、欧阳修、范淹仲、韩琦、富弼、苏轼、黄庭坚、沈括、司马光、王安石等等，可谓群星璀灿。仁宗的宽容带来的好处是言论比较自由，群臣什么话都敢说，这使他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不会受信息失真的蒙蔽。但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对任何一件事都有不同的看法，议论纷纷，仁宗有时又没太坚定的主见，所以往往朝令夕改，用人也是今提明贬。明代思想家王夫之就此评论说，“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仁宗自亲政以后三十年间，不论用人还是基本国策，几乎没有能稳定过一年的，结果导致官员不知该坚守什么政策，民众不知在追随什么原则，这主要是“天子无定志”导致的。是啊，言论自由是好事，但那也得是最后决策者具有明断是非的判断力和意志力，如果最高决策者没有主意，不能及时明确地支持一种意见，禁止另一种意见来干扰这种意见的执行(不论对错，因为对错是在事后才能知道的)，那么，言论自由就反而变成坏事了。终仁宗一朝，特别是关于对外战争的政策，始终就是在这种争论中东摇西变的。

　　皇帝的宽容仁厚也确实感动了一批正人君子，这些人一心谋国，以报答皇帝的仁厚。所以，仁宗一朝基本上是些正人君子，即品德高尚正派的人立朝，维持住了四十年的承平气象。当然也有一些被称为“奸臣”的人，投其所好，伪造政绩，以假仁假义获得高位的。这些人在当时就受到受所谓正人君子的攻击，这就是贯穿有宋一代的“党争”。

　　仁宗的这种性格带来的实际后果是，在仁宗一朝，实际上官员队伍在决策上的权重更大一些，仁宗不太像是一位乾纲独断的专制君主，倒像夹在群臣纷争中的一位好好先生，哪一边的道理讲得滔滔不绝、冠冕堂皇，他就倾向于哪一边。所以，仁宗朝的事情，大臣要负的责任不比皇帝少。

　　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读书人，也是幸福的，仁宗在科举制方面实行了“扩招”政策，科举中进士的数量是前朝的数倍，更多的士子得以进入政府做官，当然感恩戴德，所以，仁宗还在位的时候，朝内的官员就上表，要给仁宗加上“大仁至治”的称号，只是仁宗本人还算明白，拒绝了这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