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时期的战争费用

　　于是武帝任用桑弘羊等大商人为财政官员，动用各种手段筹措经费，包括买官卖爵，官营盐铁、征收酒水专卖税，以及对商人征收财产税等等，这些举措令国家财税攫取能力大增，但严重抑制了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后世朝代重农抑商的手段可以说都源自汉武帝。

　　桑弘羊(?—前80年)

　　为巩固被占领区，汉武帝向漠南强迁上百万人口。以当时的科技和工业水平，大量人口开垦西北干旱地区，打破了当地脆弱的生态平衡，“拉开了西北荒漠化的序幕，造成无可挽回的环境损失”。更有甚者，汉武帝为加固北部边防，兴师动众，不仅修缮秦朝留下的长城，还建筑新的城墙。西汉长城总长度达到约2万里，工程规模之大远超秦始皇长城。无论是屯田戍边，还是修筑长城，都是劳民损民之举，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亦可想而知。

　　西汉长城遗址

　　当时西汉人口最多四千余万，汉武帝几十年穷兵黩武(不只是对匈奴，也用兵于西域，朝鲜和岭南等地)最严重的一个后果就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在武帝末年，由于常年征战，民不聊生，起义暴动此起彼伏。朱熹对后期武帝的评价就是“去秦始皇无几”。

　　西汉一代匈奴到底是怎么败亡的

　　武帝晚期颁布了一个“罪己悔过”的轮台诏，然而这个诏书并不像当代历史学者宣称的那样表示武帝要改变治国路线，停止征战和征敛。学者辛德勇认为，轮台诏仅是武帝“一种调整对外作战策略的权宜之计”。武帝之后的昭、宣二帝，尤其是后者，更是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武帝的治国方略。汉宣帝的名言“汉家制度，霸王道杂之”可为佐证。

　　汉宣帝一朝匈奴国力大衰，直到汉元帝时匈奴之患才得到彻底解决。但匈奴败亡，在笔者看来，主要原因并非西汉用兵。因为从武帝晚期的前104年到汉宣帝在位的前68年，匈奴至少遭遇了四次罕见的天灾，后两次尤为严重——前71年冬，匈奴单于率数万骑遇大雪，人员、牲畜生还者不足一成;前68年，大饥荒造成人员畜产死亡十之六七。匈奴人口不足百万，几万甚或十几万的人口损失，对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打击非常致命。

　　汉宣帝(前74年—前49年在位)

　　祸不单行，大灾之后尚未复原，匈奴又陷入分裂。前60年虚闾权渠单于死后，匈奴本就存在的权力斗争加剧，及至前57年出现五单于争位的乱局，数万人死于此次内乱，畜产损失十之八九。此后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呼韩邪单于率南部支持者投靠汉朝。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加上周边游牧部落与西汉联合攻击，匈奴力不能支。前36年北匈奴郅支单于的残余势力被平灭。

　　由此可见，汉武帝终其一生好大喜功、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横征暴敛，与匈奴作战虽有重大胜绩，也颇多惨败，并给西汉的财政、经济、社会和环境带来严重破坏。司马迁评价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于亡秦之祸”，西汉未亡既是汉武帝的运气，也是西汉前几十年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打下了良好基础。汉武帝虽耗尽国力却没有平定匈奴边患，匈奴人最终对西汉构不成威胁，更大程度上是因为自然灾害打击下的脆弱人口经济结构以及部分由此导致的内乱与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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