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到汉景帝时，匈奴依然我行我素，特别是七国叛乱时，匈奴磨刀霍霍，准备对汉朝来一次惊天大逆袭。结果他们的刀还没磨快，叛乱就被平息了，使得他们精心打造的计划胎死腹中。

　　随后，聪明的汉景帝依然采取和亲政策，极其大方地将公主和钱财往匈奴那里送，虽然匈奴人还是没死心，但从此“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到汉武帝时，匈奴如幽灵般如影相随，避不开、躲不了、逃不掉。这时候，汉武帝对匈奴面临是战还是和的抉择。最终，他选择了战，且坚定地血战到底，一雪国耻。这也是汉武帝在继思想革命之后，做出的第二个大举措。

　　如果说汉武帝的思想革命是为了治国、理国的需要，那么，他坚定地平定匈奴就是护国强国的需要。他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摒弃汉高祖一直流传下来的和亲政策，另辟蹊径地动用武力。

　　的确，汉朝经过五代人的共同努力，通过休养生息政策，这时的汉朝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已是一跃千里，粮多、钱多、马多、武器多、军队多。

　　粮多解决了吃的问题，钱多解决了穿的问题，马多解决了行的问题，武器多和军队多解决了打仗的问题。总而言之，这五个多合起来就能解决战的问题。

　　就在汉武帝磨刀霍霍，准备战的时候，匈奴人似乎闻到了不祥的气息，主动投来了“和”的橄榄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匈奴的单于派使者到长安求见汉武帝，请求和亲。

　　为此，汉武帝马上召开了一次朝议，讨论接不接受和亲的问题。他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方面主动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落得个广开言路的好名声;二来测一测大臣们对边疆问题的期望值，为自己的武力平定匈奴做铺垫。

　　朝议开始后，一改上次汉武帝为窦婴和田蚡举行辩论会时的沉闷，现场气氛非常火热，“主和派”和“主战派”讨论得热火朝天。

　　首先，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大行(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部长)王恢发言。王恢之所以能成为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是因为他长年在基层工作，而且还经常与匈奴打交道，主张以武力解决匈奴问题是其深思熟虑之后的举措。

　　随后，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御史大夫韩安国进行了陈述，他强调与其摸着石头过河，冒险和匈奴人进行刀锋上的较量，不如放下屠刀，立地求和。

　　一边主战，一边主和，相对相立，相映成趣。一边战鼓隆隆，铁骨铮铮，意气风发，似乎在谈笑间，在弹指一挥间，匈奴便灰飞烟灭了。一边和风徐徐，言辞灼灼，灯火阑珊，似乎在花好月圆间，在举杯邀明月间，大汉王朝便能和匈奴永远和平共处下去。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让裁判长汉武帝很为难啊。为此，他决定充分发扬民主，请与会的大臣们进行一次“公投”。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支持王恢的居少，支持韩安国的居多。

　　看到这个结果，汉武帝很无奈，他的原意是主张动武的，但此时的“臣意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大多数大臣还是保守派，还是愿意继续走和亲的老路线。

　　既然如此，那就再忍忍吧，再等等吧，忍到条件成熟时再说，等到东风来时再谈。汉武帝权衡利弊和轻重后，宣布同意韩安国的意见，继续和亲。

　　主和派和主战派的第一次交锋最终以主和派的胜利告终，但主战派却如革命的种子，虽然还是“星星之火”，但成“燎原之势”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隐忍与负重是一把双刃剑，当忍无可忍，无法承重之时，也就是物极必反之时。果不其然，汉武帝和匈奴的和亲只走过了短短三年的“蜜月期”，便进入了“更年期”。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第二次召开朝会，商议匈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