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44年前的今天，1873年11月28日 (农历十月初九)，杨乃武小白菜案。

    “杨乃武小白菜冤案”是所谓“清末四大奇案”之一。但正因为关注度过高，真相反而容易被遮蔽，尤其是经小说演义乃至当代影视传媒的渲染之后。

    近人日记、笔记中很多都谈到了此案，如《翁同龢日记》、《清代野记》、《春冰室野乘》《异辞录》等，而记述最为详实准确的，当推先以诗人著称后以汉奸殒命的黄濬所著《花随人圣庵摭忆》。黄氏在书中广为搜罗公私记录，并有考辨，杨案真相灼然可见。

杨乃武小白菜冤案真相

    杨案的大致过程是这样的：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初九，浙江余杭县民葛品莲突发寒热，延医无效，很快亡故。葛品莲之妻葛毕氏颇有姿色，人称“小白菜”，按传统眼光看，颇涉轻狂，尤其是在上一年，葛品莲夫妻赁居于新科举人杨乃武处时，曾与杨传出绯闻。当时葛氏计划捉奸，然而潜听数夜，仅闻杨教其妻读书。为避嫌，二人迁出杨家。任何时代，桃色新闻总是传播最快的，加之葛品莲心怀不忿屡屡向外人谈论，故这段暖昧的情事已然是全城皆知。现在面对儿子的突然亡故，葛母想起往事，疑有隐情，遂赴县衙喊冤。县令刘锡彤带仵作(古代的法医人员)亲诣验尸。南方气暖，这时葛的尸身已有“发变情形”，“口鼻内有痰血水流出”，仵作失察，认作是中毒所致的“七窍流血”，报称服毒身死，县令当场讯问死者家属和近邻，均不知毒从何来。官府即将葛毕氏带回衙门审问，因杨毕的所谓奸情早已传遍，又有仵作的验尸结论，县令先入为主，认定葛毕氏因奸杀夫，被当事人否认后马上动刑，致葛毕氏诬服，供称系杨乃武授其砒霜，谋毙其夫。杨乃武到案后不服，县令上报革去其举人功名后，杨在刑讯逼供之下也被迫画供。为了坐实罪名，县令诱迫一个小商人说谎，说杨乃武在他手里买过砒霜。官府据此判决杨乃武论斩、葛毕氏凌迟处死。清代的死刑案件需要逐级审核，在这个过程中，杨乃武屡屡翻供，但都未能扭转定谳。杨乃武又在狱中自写供词，申诉冤情，让其家人持供词到最高监察机关—都察院鸣冤，加上地方百姓议论纷纷，此案遂震动京师。拖到1875年，时为光绪元年，光绪并未亲政，国家最高统治者实为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面对汹汹舆情，朝廷特旨委派浙江学政胡瑞澜审办。胡瑞澜于年底结案，奏称：“此案原拟罪名，查核并无出入”。在京浙籍部分官员和绅士不满这一结论，联名上书都察院，几位言官更激烈抨击，清廷乃命刑部直接插手，于1877年春开棺验尸，“验明葛品莲尸骨，委系无毒，因病身死”。冤案平反，先后审理此案的官员均遭重谴，如浙江巡抚和复审的浙江学政均系朝廷大员，被一并革职，余杭县令则被流放充军，而且不准赎还。

    实际案情如此，另外流传甚广的一些说法，如小白菜不安于室，与包括县令之子在内的多人有染，县令之子争风吃醋，有意陷害杨乃武云云，均无实据。至此，这起轰动朝野的大案，“凡三次上控，历四年而始白”。

冤案昭雪

    这一惊天冤案为什么能够得到最终平反?

    首先，不能不谈到旧时代对命案的高度重视，而清朝尤其如此。清朝死刑为五审制，一个死刑判决需要县、府、省、督抚再到中央逐级审查复核，程序既严格又复杂，最后由皇帝亲自裁定。我们在《史记》和《汉书》中经常看到，一个酷吏就可以随意诛灭一个家族，这种现象在清朝绝无可能。地方官员权力大大削弱，这固然说明了中央集权的加强，但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枉纵，也是司法的进步。

    其次，要注意杨案审理过程中朝局的变化。此案发生后，光绪帝新立，但因年幼，母后临朝，近于一种“孤儿寡母”之局，最高统治者要使朝纲整肃，不能没有立威的办法。当时言官弹劾办案诸臣，说这些人藐法欺君，“此端一开，以后更无顾忌，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正好抓住了慈禧的心理，促使她下决心把此案彻底清查，并严办渎职大臣。

    还有一些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比如传统社会里地域观念的深入人心，冤案发生在浙江，故浙藉官绅几乎同仇敌忾；言官对官僚集团的巨大威慑作用，清朝的言官是可以“风闻言事”的，即他们以批评官员为职责，却不必要求言必有据。这种制度决定了整个官场决不会是铁板一块的利益共同体，既有利于皇帝操控，对民众也应该有相当的好处；人们对科举功名的重视，杨乃武有举人的功名，所以地方官员对他的刑讯逼供更容易造成轰动效应，激起天下士子的公愤，使舆论早早就对官方不利了。

    以上这些因素，或多或少都被过去讨论杨案者所论列。但近读《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其中收录了当时媒体关于杨案的报道，意外发现原来我们讨论杨案时，漏掉了一个崭新而又其重要的角色，这就是《申报》。哪怕是资料极为翔实的《花随人圣庵摭忆》，对《申报》的作用，也无一字提及。显然，在晚清社会中出现新闻媒体这样一个利益超越官与民两极的新事物，当时人们还未给予足够重视。这样一个新事物超出了中国民众的经验，故而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必然是潜移默化、逐步增长的。

《申报》“搅局”

    用现代报业的标准衡量，最早的中文报纸是外国人于晚清时期在香港创办的。继之而起者，则有1861年创办的《上海新报》和1872年创办的《申报》。《申报》的主人为英商美查，报馆设于租界，受治外法权的保护。《申报》最早关注杨乃武案始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1月6日，这时杨案已经发生，《申报》把它作为一个社会新闻，发表了题为《记余杭某生因奸命事细情》的长篇报道。报道系根据传闻写成，详细描写风流书生与不守妇道的女子如何勾搭成奸，又如何合谋毒死亲夫，颇有猎奇色彩。数日之后，该报又于13、14、15日连续披露此案疑点，及县、府审案过程中杨乃武遭刑讯逼供、报省复审时翻案等情。由于《申报》发行量大，流传面广，其报道便使原来仅限于浙江本省人和部分官员所知的此案公诸天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杨案过程漫长，在长达近四年的审理中，《申报》一直追踪报道。如前文所述，此案初起时，《申报》由于创办未久，通讯网络受到限制，报馆中人对新闻的理念可能也有偏差，他们对杨案采取的是一种迎合市民口味的猎奇的视角，但随着案情的发展，《申报》对新闻的处理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与现代新闻理念契合，即以追求事件的真相为天职。他们除了及时转载《京报》有关此案的上谕、奏折等公文外，另陆续发表了40余篇报道和评论。《申报》还有一个让中国民众耳目一新，笔者认为是划时代的举措，这就是它公开揭载了杨乃武家属的几次鸣冤上告状。在传统社会里，平民百姓想发泄一下对左邻右舍的不满，在街头巷尾粘几张匿名揭贴都是不被允许的，而现在，杨乃武的家属却是直接控诉官府，何况还闹得举国皆知，这不是反了吗?只要想到这一层，就绝对不能低估《申报》刊登民众告状信对中国社会的意义。

    《申报》在报道中完全开放的态度也特别值得赞赏。报馆中人自己撰写评论，同时也接受社会各界的自由来稿，只要言之成理，有一定代表性，就不吝篇幅予以发表。在报道杨案的过程中，《申报》既刊载了很多批评官方的言论，同时那些站在官方立场的稿件也能顺利登出。这种客观、独立、不偏不倚的态度，既符合媒体的身份，更对社会有益，因为成熟的媒体，绝不应该有意识地去扩大不同族群、不同利益体的矛盾与对立。

    《申报》关注杨案，其目光已超越一个单纯的案件，背后更有以此案为契机，推动中国司法变革的深意。比如，有的文章以西方国家的审案方式作对照，对中国官方习以为常的秘密审讯进行了批评，认为“审断民案，应许众民入堂听讯，众疑既可释，而问堂又有制于公论”，“惜乎审办此案，仍然秘密而不令人观瞻，上难副朝廷秉公为民之深忱，下难解浙省旁观众人之疑惑。……谣言又将大起矣。何也，因其秘密而不使人皆知也”，“吾因此案不禁有感于西法也。西国之讯案有陪审之多人，有代审之状师，有听审之报馆，有看审之万民。”

    通过观察《申报》在杨乃武案中的表现，我们很容易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申报》的确已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报纸。过去我们的《京报》、《邸抄》，也有几分现代报纸的形式，但两者精神实质何啻天壤，正如《申报》曾经论述的，“邸报之制，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之琐屑”，“故阅之者学士大夫居多，而农工商贾不预焉。”第二，自从有了像《申报》这样的新兴报业，中国社会已无法回到从前，重要的是官员已不可能率由旧章，完全如过去一样地“牧民”了。

    社会适应一种崭新的角色，必然需要一个过程，对官员来说更是如此。1874年《申报》曾在评论中对左宗棠通过巨贾胡雪岩举外债有所非议，左大怒，与人函中谓：“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1875年11月，浙江巡抚对《申报》刊登《浙巡抚委派委员赴粤购买军火》的报道大为不满，派人上门指责《申报》馆，认定其泄露了军事机密；另据《中国报学史》，“江南提督谭碧理曾命人与《申报》交涉，禁止刊载他的消息。”1882年1月，因《申报》议论教育，更有江苏学政黄某特发告示，张贴于《申报》馆门前，威胁要“移文咨各省大宪，”“按律严办”。这些无一不是官员不适应身边这一崭新角色的表现。

    很有意味的是，杨案主角杨乃武后来与《申报》结下了更深的缘份。据《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所载：1878年(光绪四年)，《申报》主人美查聘请杨乃武担任《申报》主笔之职。谁知他进入报馆后不久，因编发了一篇关于驻英公使郭嵩焘的译文，得罪了郭公使而被迫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