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8年前的今天，1929年8月14日 (农历七月初十)，中东路事件。

1929年中东路事件，苏军展示缴获的东北军战旗

    中东路事件，是中华民国和苏联于1929年发生的一次武装冲突。

背景

    “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清铁路”的简称。1896年6月3日（距今121年）清、俄签订中俄密约，其中一条为允许俄国从清朝政府手中取得横贯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以缩短西伯利亚铁路的路程。这条宽轨铁路连同从哈尔滨到旅顺军港的支线(实际上纵贯整个东北)到1903年全部完成。命名为“东清铁路”。俄国的东省铁路公司又取得沿铁路两侧数十公里宽地带的行政管理权甚至司法管理权。于是在东北的心脏地带出现一个远比普通租界规模庞大得多的不受中国管理的“国中之国”。俄国也得以方便地控制整个中国东北地区。

    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控制了长春以南的路段，一般称为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继续被俄国控制。该铁路和中国铁路路轨宽度不一样，不能同中国的铁路接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长春以北路段由中华民国和苏联合办。基本仍维持“国中之国”的状态。（LiShiJinTian.com）

    1924年5月31日，《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在北京签订。与《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同日签订了附属条约《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十一条》

    1925年底奉军与冯玉祥国民军开战，苏联支持冯玉祥，因而拒绝奉军利用中东路运兵南下，奉军护路司令张焕相一度拘捕苏联中东路局长伊万诺夫，苏军则向满洲里集结，苏联驻北京大使加拉罕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三日内放人。后经日本调停，张作霖下令释放伊万诺夫。

    张作霖在1928年6月沈阳市西郊的皇姑屯火车站附近被日本关东军在北宁铁路上埋设的炸弹炸死。张学良继任，统领奉系。这时张学良面对的局势是日本在东北三省步步紧逼变，有发生军事事变，变为日本的直接殖民地的危势。

    1928年7月1日，张学良向国民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东北易帜(从民初的五色旗换成了南京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完成了中国的表面上的统一。张学良随即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此时年仅28岁。

    1928年6月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发动了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将列强在华特权分为五类，革命外交将分为五期进行，包括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收回租借地，以及收回铁路利权、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等。

    在南京政府革命外交取得进展后，张学良积极响应。张学良把目标定在了苏联控制的中东路，而不是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上，主要是因为苏联正在实行的农村集体农庄化，没收了富农的土地、贫农的口粮，导致与农民的尖锐对立，破坏了农业生产，最终导致苏联陷入严重的饥荒，传统粮仓乌克兰饿死了成百上千万人，农民奄奄待毙，对于苏维埃政权极度不满；世界各国自一月剧变后高度敌视布尔什维克，西方列强在外交上不承认苏联。张学良认为收回中东铁路路权，苏联此刻内外交困无力反抗，各国也必会乐见其成。张学良在同苏联进行了数轮外交谈判不见丝毫效果，他决定采取强硬态度，对苏联的经济机构进行查封。

    张学良愤怒声讨红白两大帝国主义(苏、日)对中国东北进行疯狂渗透，导致北患无休无止。张学良的东北政府决心夺回失去的主权，并切断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张学良从1929年7月开始驱逐中东铁路苏联职员，查封哈尔滨市内的苏联商业机构。1929年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中国断交。苏军在中苏边境黑龙江吉林段准备武装介入。

伪满时期，大连的日伪军

临战前经过

    1929年8月6日，苏联为准备同中国的战斗成立了苏联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司令官为瓦西里·布留赫尔(加伦)。布留赫尔司令担任过驻华苏军顾问团的团长，熟知中国军队的内情。后苏军又增设了由哥萨克人组成的独立骑兵大队，总兵力号称有3万人之多。 战斗进行最激烈的10月到11月之间，苏军大幅增强了己方战力。据中方的观测，苏军在中苏边境部署了海陆空将近8万人规模的军队。实际上，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在满洲里当面总共出动了6091名步兵，1599名炮兵，配以包括76.2毫米以上火炮88门火炮(不包括步兵团属火炮)，32架作战飞机，3辆装甲列车，9辆T-18轻型坦克。陆军部队包括：步兵第18军的第35，第36步兵师；第5骑兵旅；蒙古骑兵师；装备T-18坦克的1个独立坦克连，第6航空分队，第25航空分队，第26轰炸机中队，第18军属炮兵营，第18工程营，以及1个铁道兵营。步兵第21师留在赤塔作为预备队未参战。远东区舰队的3个舰艇大队的浅水重炮舰和各类炮舰共14艘，1个扫雷舰分队，1个航空分队的14架作战飞机，以及1个海军陆战营。

    而中国一方，张学良率领的旧奉军为主的东北军总兵力虽有27万人之众，但为了维持治安和防卫满洲南部，能用来对苏作战的人只有10万人左右。而东北军也未能得到其他方面的增援。

    在装备方面苏军也占据了质的优势。火炮方面，苏军拥有包括十几门重炮在内的大约200门火炮，而中国军队只有135门步兵炮而没有重炮。同时苏军因为装备了294挺重机枪和高机动性的268挺轻机枪，也在机关枪方面占据了质量的优势。中国军队装备有重机枪99挺。空军方面苏联配备了35架飞机，而中国军队有5架。

    7月14日占领苏联大使馆事件发生之后，苏军在中苏边境接连举行军事演习和利用飞机进行示威飞行等军事示威行动，对中方展开心理战。满洲里居民中产生了恐慌。据中方称，苏军不只进行示威活动，还在7月20日对中东路东端的绥芬河方面进行了炮击(绥芬河战斗)，23日在黑龙江和松花江会流点附近抓捕中国船只，26日在中东路西端的满洲里朝3个方向进行了炮击。根据中方的记录，中苏之后又接连在8月4日松花江东部(东甯县战斗)、8月16日于黑龙江流域(卡伦战斗)，8月23日于密山周边(密山战斗)，8月28日至30日(汪清战斗)发生冲突。由于这是当时统一后的中国第一次受到外国的武力攻击，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通电全国要求抵抗到底。 苏联方面则指责中国军队和俄罗斯族人组成的军队越过边境发动袭击并在河道当中放置水雷。

苏联正式进军

    1929年8月14日，苏联沿中东路一线向中国进攻，战争开始，张学良领导下的王树常、胡毓坤、于学忠、邹作华、沈鸿烈等将领均试图遏止苏联进攻，不过，因为苏联动员新进武器与大量兵力，使东北军在随后被苏军击败，两个主力旅与松花江舰队惨遭覆灭，旅长韩光第等大批官兵殉国。东北多处地方被苏军占领。刘伯承、叶剑英等人也响应苏联的号召，参与“国际义勇军”，协助苏联进攻中国黑龙江海拉尔之役。

    9月到10月，两军战斗正式展开。对于开战的责任，两方都指责对方不宣而战。像攻击芬兰的冬季战争一样，苏联以自卫的名义发动攻击，但实际上这次中国方面确实发生了暴力侵犯私人财产的事件。。

    在黑龙江和松花江的会流处，中方记录显示苏军在9月开始发动正式攻击，苏军于9月19日攻陷绥滨，10月12日攻陷黑龙江和松花江汇合处的同江，苏军步兵第2阿穆尔师搭载内河舰艇于10月31日攻陷富锦，突入松花江沿岸50公里的范围。在10月12日的战斗中，苏军的黑龙江舰队(据中方观测为炮艇五艘，武装商船4艘)在战斗机的掩护下同中国军队的江防舰队(炮舰2艘，武装商船4艘)发生了水面战斗(三江口战役、同江战役)。

    中国舰队的炮舰“利捷”号(旧德国海军Otter号)与武装商船“江平”“江通”“江安”被击沉，除舰载炮13门被虏获外，在同苏军地面部队的战斗中，中国军队死伤250名人，被俘150人，陆上火炮21门被虏获。中国方面的拉哈苏苏要塞被占领。虽然中方声称击伤苏联2艘、击沉1艘军舰，击落2架战机，但根据苏联方面的记录，苏军只战死5人，负伤24人。10月30日进攻富锦的苏联舰队同中国江防舰队余部发生战斗，中方炮舰“江享”号被击沉(富锦战斗)。据苏方记载，中国军队战死300人，负伤、被俘数百人；苏联则战死3人负伤11人。中方松花江舰队全军覆没，同时有9艘商船被抓捕。

    在主战场满洲里方面，中国军队自7月26日开始受到苏军炮击。1929年11月16日深夜11点，在满洲里当面的苏军隐蔽进入预定出发阵地。11月17日，苏军步兵第106、第107、第108团在8辆T-18坦克(另2辆因机械故障未赶到战场)和战机的配合下向达赉诺尔数度发动总攻。守备达赉诺尔的中国军队第17旅7千人经过一昼夜的激战，于11月18日被歼，旅长韩光第战死，苏军战损一辆坦克。11月19日拂晓后，苏军乘势转攻满洲里，7辆T-18支援步兵第108团，在密集的炮火准备后发起攻击。当地守备的中国军队第15旅被苏联军队包围，在旅长梁忠甲以下军官逃往日本领事馆之后向苏军投降(满州里战斗)。据苏方记载，在达赉诺尔和满州里的战斗中，中国军队1500人以上战死、9000人以上被俘，而苏联方面则战死123人负伤605人。中方大炮30门、装甲列车2列被苏军俘获。据苏方记载，27日占领海拉尔时几乎没有抵抗。苏军在发现了博克图的中国军队残部之后立即出动空军于28日对博克图站和中方军队实施了轰炸。。

    绥芬河方面，中国军队自7月20日开始遭到苏军炮击。苏军一直到12月，虽然发动了数次攻击，但由于中国军队的抵抗而未能侵入。对此，苏军声称兴凯湖方面的中国军队进攻伊曼，苏军以自卫的名义发起了攻击。攻击由苏军沿海州军団和第1太平洋狙撃师団实施。11月17日开始轰炸密山，并由骑兵和歩兵的混成部队占领了密山。苏联方面的记录显示，中国军队死伤1500余人被俘135人。苏军缴获机关枪6挺、迫击炮6门、马500匹、迫撃炮6门、马200头和大量机密文件。苏方的开战借口被认为是伪造。

    以上一连串的战斗，中国军队损失巨大。一说战死1690人，负伤2210人，被俘6900人，失踪1800人。苏联一侧的资料则显示被俘人数达到了9500人。

    张学良不得不在1929年11月26日要求停战。张学良派出蔡运升与苏联谈判。12月20日，“中东路事件”以张学良接受苏方提出的恢复中东铁路中苏共管的原状、双方释放被俘人员而宣告结束。

    1929年12月20日，张学良被迫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签订了《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议定书恢复了苏联在1929年7月10日以前在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会后苏军撤出中国东北，但继续占领中国领土黑瞎子岛等地。

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态度

    蒋介石与南京政府虽然支持张学良发动收回中东铁路、驱逐苏联商业机构的行动，但对于《伯力协定》的签订，南京政府一直持反对态度，蒋介石本人也是不同意的。张学良与苏联签署的《伯力协定》，南京政府对此并不承认，并称以张学良为首的地方代表无权参与国与国之间的谈判，这是一项超越了东北军代表权限的谈判。

中东路事件结局对张学良的影响

    中东路事件对张学良的冲击也是巨大的。两年后面对突如其来的“九一八事变”，蓄意已久、周密准备、汹涌而来的日本关东军，张学良担心东北军孤军作战，做出“无谓的牺牲”，因而提出了“全国抗战论”。1931年9月18日深夜，张学良在他治疗重症伤寒病所住的北平协和医院召集在北平市的东北军高级将领开会，会上张学良说:“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再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他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个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以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河沟(准确地名是柳条湖)制造炸毁路轨事件，诬称系我方的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河沟路轨之理。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圹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

    当时各将领亦以张学良的主张为然，连夜即照茱臻所报告的内容电报南京中央政府。张学良在接见北平市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代表时说：“我姓张的如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都无怨。大家爱国，要从整个去做，总要使之平均发展。欲抵抗日本，必须中国统一”。张学良对形势判断的依据是：中东路事件中，苏联是被动的，准备不充分，而东北军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东北军尚且失败；“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的，早已作好充分准备，东北军孤军奋战，又谈何能取胜?1904年的日俄战争，俄国战败。日苏相比，日军战力明显强于苏联，那么，东北军与苏军作战都打不过，更何况要面对比苏联更加强硬的日本人了。

    1990年，张学良向唐德刚口述了自己的一生，整理后正式出版。该书7万多字内容中，关于中东路事件仅仅139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