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553年前的今天，前536年8月5日 (农历九月初一)，财神范蠡出生。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宛三户(今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人，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后人尊称“商圣”，是中国道商之鼻祖。越国著名谋臣，与文种一起俱为勾践股肱大臣，最终灭吴兴越。因为意识到勾践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富贵，毅然弃越奔齐，三聚三散，富甲天下。他年轻时，曾拜计然(又名辛文子既《通玄真经》(《文子》)一书的作者)为师，研习治国、治军方策。引公元前四九六年前后范蠡携文种远赴吴越，因在吴国难展才华慨然离吴入越，辅助勾践二十余年，终于使勾践于公元前473年灭吴。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遂乘舟泛湖而去。后至齐，父子戮力耕作，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使为相。范蠡辞而不受，后迁往陶地(今山东省定陶县)史称定陶。经商积资巨万，世称“陶朱公”。

    范蠡大约出生于公元前536年(乙丑年)农历九月初一，约于公元前448年无疾而终，享年高龄，几近百岁，被称为中国商人圣祖。广为世人所知，后代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民间有尊陶朱公为财神。

定居“天下之中”

    定陶古称陶丘，简称陶。陶远为尧舜故都，周时为曹国都城。据《史记》记载：春秋末越国大夫范蠡功成身退后，以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遂在此定居经商，号陶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定陶”之名缘此而得。

    范蠡，在我国几乎家喻户晓，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司马迁这样总结评价他的一生：“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定陶是他三次迁徙的最后一站，也是他取得辉煌商业成就的地方。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楚国宛邑三户(今河南南阳)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商业理论家。范蠡出身寒微，未发迹前生活困窘，但志存高远，卓而不群。因怀才不遇无法施展抱负，就披发佯狂，倜傥负俗，乡人谓其痴狂。当时文种担任宛令，独具慧眼，料定范蠡必有超凡之才，遂多次亲往拜访，成为至交。他们分析天下大势，认为东南地区的吴、越二国具有“地户”之象，有条件成就霸王之业。文种范蠡相继来到越国，受到越王勾践的重用，双双被任命为大夫，开始了追逐霸业的政治生涯。他们两人辅佐勾践卧薪尝胆，富国强兵，屡出奇谋。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帮助越王实现了灭吴复国、称霸诸侯的宏伟大业。范蠡功高位重，勾践委以上将军、相国，其政治生涯也走到了辉煌的顶点。“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于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共患，难于处安”。便辞官去越，急流勇退，隐姓埋名，浪迹江湖。

    范蠡离开越国时，担心好友文种的安危，给文种写信说：“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古代相术中，脖子长、嘴形尖的人多为阴险狡诈之辈)，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劝文种早日退隐，避免遭祸。文种见信后，认为很有道理，遂称病不朝。正如范蠡所预料，后来勾践听信谗言，将文种赐死。

    范蠡入三江，出五湖，几经碾转，到过齐国。“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戳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以为，“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于是就再一次辞官出走，“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最后来到“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业商中心陶邑，自称朱公，“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十一之利。”没有几年，果然又“资累巨万”，富甲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商人，“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陶朱公居陶经商十九年间三致千金，他三聚三散，将财富“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最后“卒于陶”，在这里划上他人生辉煌圆满的句号。

    范蠡为何选择在陶邑定居经商呢?就像他当初选择越国成就霸业一样，在这里又一次显现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战略眼光。范蠡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工商业的空前发展，商品交易十分活跃。陶邑处于中原腹地，再加上水陆兼备、四通八达交通条件，自然成为全国各地商品交换的必经之地。在陆路交通方面，陶为午道之所在。所谓“午道”，按照东汉郑玄的解释：“一纵一横为午，谓交道也。”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十字交汇的“黄金十字架”。其实，促进陶邑繁荣的交通道路，不仅有陆上的，更有水上的。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开凿了沟通济水与泗水的运河，即菏水。菏水的开凿使当时所谓的四读，即江、淮、河、济，得以互相联系起来，使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道交通联结成网，陶处于菏水和济水会合的地方，也就正处在这个水道交通网的枢纽。交通便利促进了商品交易，当时北方的畜产品，南方的羽毛、象牙、颜料，西方的皮革、毛织物、牦牛尾，东方的丝织品、鱼、盐等，都可以在这里买到，陶邑很快发展成为“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当时成为一方经济中心的经济都会很多，惟独陶称“天下之中”，可见陶邑的繁荣程度。所谓“天下之中”，不仅是区域经济中心，更是包括当时诸侯各国在内的经济中心，即全国性的经济都会。可以说是陶邑的繁荣成就了朱公事业，而陶朱公的定居使“定陶”更加扬名。

陶朱公经商有道

    陶朱公居陶经商成为巨富，“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是其成功的客观条件，但根本的原因是他具有超乎常人的综合素质。他在经营活动中所表现出的非凡智慧和人格魅力，极受后世商人的推崇，“陶朱公”的名字成为商家成功的楷模和财富的象征。他那富有哲理的商业理论和令人叹为观止的经营技巧，被称作“陶朱术”，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中国商业经营的代名词。陶朱公的经营思想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道德经商。陶朱公经商仅“逐十一之利”，薄利多销，贾法廉平，不盘剥百姓。经商致富靠的是无损于民的经营技巧，不搞损人利己。经商致富后，他屡散家财，周济贫困，被时人誉为“富好行其德者”。陶朱公开创了道德经商的中国儒商传统，被尊为儒商鼻祖。

    --“农商俱利”。在中国古代，社会生产以农业为主，以农为本，称商为末，社会普遍“重农轻商”。陶朱公提出“农末俱利”的经济理论，在当时确实是一大进步。他居陶期间，身体力行这一理论，采取“以末致财，以本守之”的经营策略，“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农牧商结合的经营模式，保证了他经营的成功。

    --“随时以行”。范蠡说过：“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他善于掌握社会时势与自然界的变化规律，预测发展趋势，扑捉成功的时机。由此，他提出很多著名的商理，如“时用则知物，知斗则修备”，“水则资车，旱则资舟”，“得时无待，时不再来”等，至今仍被商人奉为至理名言。

    --“积贮之理”。“积贮之理”即货币周转流通的原则。他主张加快资金周转，使手中“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他揭示了“贵极必贱”的价格变化规律，“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要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化及时果断地买进卖出。他在两千多年前就成功地运用了近代西方经济学才揭示出来的供求规律、流通规律等商品经济法则从事经营活动，所以能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就。

    --重视人才。陶朱公提出“择人”和“不责于人”的人才思想，“择人”就是要善于选择经营人才，唯才是用，司马迁称赞陶朱公是“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不责于人”就是用人不能求全责备，应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后人根据陶朱公的经商思想加工整理而成的《陶朱公生意经》，至今仍在定陶一带广泛流传，被当地商人奉为经商宝典。《陶朱公生意经》有人称作《陶朱公商经》，亦称作《陶朱公商训》、《陶朱公经商十八则》等，内容如下：

    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则百事废。

    接纳要谦和，切勿暴躁，暴躁则交易少。

    价格要订明，切勿含糊，含糊则争执多。

    帐目要稽查，切勿懈怠，懈怠则资本滞。

    货物要整理，切勿散漫，散漫则查点难。

    出纳要谨慎，切勿大意，大意则错漏多。

    期限要约定，切勿延迟，延迟则信用失。

    临事要尽责，切勿放任，放任则受害大。

    用度要节俭，切勿奢侈，奢侈则钱财竭。

    买卖要随时，切勿拖延，拖延则机会失。

    赊欠要识人，切勿滥出，滥出则血本亏。

    优劣要分清，切勿混淆，混淆则耗用大。

    用人要方正，切勿歪斜，歪斜则托付难。

    货物要面验，切勿滥入，滥入则质价低。

    钱帐要清楚，切勿糊涂，糊涂则弊窦生。

    主心要镇定，切勿妄作，妄作则误事多。

    工作要细心，切勿粗糟，粗糟则出劣品。

    说话要规矩，切勿浮躁，浮躁则失事多。

    据《史记》记载，当时到陶邑做生意的还有一位大商人，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乃孔子的得意门生，但热衷于经商。“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曹即指曹国的都城陶邑，子贡在曹、鲁之间经商，成为孔子弟子中最富有的人，“家累千金”。他经商致富，竟至“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简直达到了富可敌国、与国君平起平坐的地位，分庭抗礼这句成语就出在这里。后来陶朱公居陶经商成功，朱公的经商手段及所拥有的财富远远超过子贡，他自愧不如陶朱公，就另到齐国谋生去了。中国旧时商店的门面通常雕刻“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的楹联，作为商店的通用标识。商家都自诩为陶朱公、端木赐的门徒，“陶朱事业”成为商业的代称，“端木生涯”则成了商人职业的称谓。

陶朱公造秤

    据当地民间传说，陶朱公居陶经商时还发明了秤。陶朱公经商的时代还没有衡器，市场上很多货物的交易都是估计份量，很难做到公平交易。于是他便设想制造一种能测定货物重量的工具。

    一天，陶朱公用桔槔从井中汲水时受到启发。桔槔是当地常用的汲水工具，它是运用杠杆原理设计制造的。即在井边竖一高高的木桩，再将一横木绑在木桩顶端；横木的一头吊水桶，另一头系上石块，此上彼下，轻便省力。陶朱公急忙回家模仿桔槔做起实验来：他用一根细直的木杆，一头拴上吊盘，用以盛装货物，一头系一斧头作砣，再用木桩把木杆支撑起来。实验发现，吊盘的货物越多，斧头就要移得离支点越远，才能保持木杆平衡。他把货物的多少与斧头移动的距离一一作了记录，且在木杆上刻出标记。为使用方便，他把一只斧头的重量定为一个单位--斤。但是，比斧头轻的东西怎样秤量呢?范蠡苦苦思索了很长时间，仍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一天夜里，陶朱公夜观天象，天空星宿的排列又给他带来灵感。他于是便将秤杆上一斤的距离平分为十三份，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做标记，一颗星代表一两重，十三颗星代表一斤。为表现它的公平，陶朱公就给它起名叫“秤”。从此，市场上便有了计量货物重量的工具--秤。这种秤必须把木桩固定在地上使用，对于坐商还可以，而对于行贾使用起来就很不方便。于是陶朱公又对秤进行了一番改造，在秤杆支点上钻个小孔，小孔穿上麻绳，用手来提。这样一来，秤的使用和携带就方便多了。

    但是，时间一长，范蠡又发现，一些心术不正的商人，卖东西时缺斤少两，克扣百姓。他决定把秤再作改进，警告奸商用秤要公平心正。他改秤杆白木刻黑星为红木嵌金属星形，并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之外，再加上福、禄、寿三星，以十六两为一斤。他告诫商人，经商必须光明正大，不能去赚黑心钱。并说：“经商者若欺人一两，则会失去福气；欺人二两，则后人永远得不了俸禄；欺人三两，则会折损阳寿!”即使是惟利是图的奸商，卖东西时也不敢缺斤短两了。

    就这样，秤这种计量工具便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一直沿袭了两千多年，直至今天。据史料对照，陶朱公发明的秤比罗马大秤还早二百多年呢。

富好行其德

    陶朱公经商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他却屡聚屡散，乐善好施，周济贫困，司马迁称赞他“富好行其德”。陶朱公认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帮助百姓发家致富，他毫无保留地传授生财之道。鲁国有个穷士叫猗顿，“耕则常饥，桑则常寒”，靠贩盐为生。他闻陶朱公致富有术，便来求教致富的方法。陶朱公教他“子欲速富，当畜五牧”。猗顿按照陶朱公的指点大畜牛羊，后成富翁，与朱公并称“陶朱、猗顿”，驰名天下。

    陶地低洼多水，陶朱公便教百姓凿池养鱼。他告诉百姓，“致富之法五，养鱼第一”。定陶县城内现仍存有一大池塘，传说是陶朱公当年教民养鱼的地方。后来，陶朱公在总结民间养鱼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养鱼实践，写出《养鱼经》一书，对传播养鱼技术、帮助百姓致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99年出版的首部《中国古代动物学史》称陶朱公《养鱼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也是养鱼的始祖，对世界养殖学史来说是有重要价值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