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止止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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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人说话的腔调被称为“地瓜腔”，显然不是指福建人说话时透出一股地瓜的味道，而是与地瓜最早经由福建引入中国有关。有意思的是，被指讲“地瓜腔”的福建人其实称它为“番薯”，只有北方人才把它叫作“地瓜”。

番薯，别称甘储、甘薯、朱薯、金薯、番茹、红山药、玉枕薯、山芋、地瓜、山药、甜薯、红薯、红苕、白薯、阿鹅、萌番薯等。清代厉荃原辑、关槐增增纂的《事物异名录》载“甘薯”条：朱薯，番薯，《本草》甘薯一名朱薯，一名番薯。按：甘薯、薯芋之类叶如芋，实如拳，有大如瓯者，秋熟。今俗通谓之番薯。也有叫它“蕃茹”的。据学者苏枕书在《蕃茹》一文中说，他在日本留学时，有一次讲地方志的老师提到“番薯”，问一位中国同学知不知道是什么，那位来自浙南的同学回答说，他们老家把这个叫作“蕃茹”。苏枕书说，听他的发音有点含糊，那个“茹”音介于“芋”和“茹”之间，有点鼻音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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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薯原产美洲，由西班牙人携至菲律宾等国栽种。据胡文辉《天堂鸟输入中国臆考》一文考证，番薯在东亚的传播路线大抵是：吕宋（今菲律宾）—中国福建—琉球—萨摩（今日本鹿儿岛）—日本本土，故中国称其为“番薯”，琉球、萨摩称之为“唐芋”，而日本本土却称之为“萨摩芋”。如此命名，源于当初不知来历时的想当然耳。

福建为何会成为番薯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呢？这要感谢长乐人陈振龙。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在吕宋做生意的陈振龙见当地种植一种叫“甘薯”的块根作物，皮色朱红，心脆多汁，生熟皆可食，产量又高，广种耐瘠；想到家乡福建山多田少，土地贫瘠，粮食不足，决心把它引进家乡。当时菲律宾处于西班牙殖民统治之下，视甘薯为奇货，“禁不令出境”。陈振龙经过精心谋划，“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并在绳面涂抹污泥，巧妙躲过检查，“始得渡海”。航行七天，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下旬回到福建厦门。陈振龙引进番薯之事，明代《闽书》、徐光启《农政全书》、谈迁《枣林杂俎》、清代《闽政全书》、《福州府志》等均有记载。清代《金薯传习录》援引《采录闽侯合志》说：“番薯种出海外吕宋。明万历年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硗确之地遍行栽播。以得自番国故曰番薯。以金公始种之，故又曰金薯。”

番薯传入福建后，即显示出其适应力强、产量高的特性，“一亩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加之“润泽可食，或煮或磨成粉，生食如葛，熟食如蜜，味似荸荠”，故很快向内地传播。十七世纪初，江南水患严重，五谷不收，饥民流离。彼时，科学家徐光启因父丧正居住在上海家中，他得知福建种植的番薯是救荒的好作物，便自福建引种到上海，随之向江苏传播，收成颇佳。清乾隆时期，不少地方都由官方提倡栽种，在直隶更由皇上“敕直省广劝栽植”。由此，番薯很快成为中国仅次于稻米、麦子和玉米的第四大粮食作物。目前，中国的番薯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占世界首位。

现在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地瓜腔”问题了。据史料记载，陈振龙及其子孙为番薯在中国的传种不遗余力，其五世孙陈川桂，在康熙初年把番薯引种到浙江，他的儿子陈世元带着几位晚辈远赴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广泛宣传，劝种番薯。陈世元在山东胶州传授种植番薯时，亲自整地育秧，剪蔓扦插，到秋天收获，得薯尤多，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竞相种植。只是不知为何，北方人没跟着师傅称此物为“番薯”，却叫它地瓜。他们感谢师傅的教授之恩，让他们不再忍饥挨饿，便亲切地称师傅们讲的话为“地瓜腔”。如果这一推测成立，那么“地瓜腔”之说就应视作是尊称，而不是调笑了。

何况，徽州婺源人，业余读书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厦门作协副主席，网名“止止壶天”，微信公号“何况文园夜读”，出版《火柴大王刘鸿生》《拥抱阿里山》《把名字写在水上》《文园读书记》等十余种，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图书奖等。现居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