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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夫子庙和比邻的贡院前临著名伎荟萃的秦淮河，这成为了明朝人留给后人的笑柄。记得二十余年前，随先师谢刚主先生作江南访书之行，先生特意带我们到此访古。游罢贡院，在夫子庙闹市吃过蟹黄小包，再到秦淮河游河房。那秦淮河的灯船河房，本是烟花粉黛之地，想当年出入于贡院和夫子庙的读书人，又多是秦淮灯船花房中的常客。我那时初涉明史，又处于文革后思想解放之初，对此所见所闻，实在是备感惊异。其后不久，拜读到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由此才明白了，在晚明时代，文人和伎女曾是社会文化舞台上风光的角色，而且几乎到了不可或缺其一的程度。被后人当做笑柄之事，当初却何等风雅而令人艳羡。
　　不过明朝却是在这风雅和令人艳羡的生活中亡了国。经历了明清更替的文人们曾经对此有所反思。其中不乏代表了历史批判主义思考的顾、黄、王等大思想家们，但我以为更有群体代表性的还当是张岱那样的文人。他写《陶庵梦忆》，写《西湖寻梦》，说：“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又说：“昔有西陵脚夫为人担酒，失足破其瓮，念无所偿，痴坐伫想曰：‘得是梦便好。’一寒士乡试中式，方赴鹿鸣宴，恍然犹意非真，自啮其臂曰：‘莫是梦否？’一梦耳，惟恐其非梦，又惟恐其是梦，其为痴人则一也。”（《陶庵梦忆·序》）他们何尝不愿亡国只是一梦，然而又知其非梦，无奈中透出晚明文人对于旧日生活的眷恋。他们的心目中晚明并非一无是处，这也不无道理，而且比起单纯批评主义的反思当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何满子先生论及张岱时，认为张岱在作更为认真的反思，他在胡益民君《张岱评传》序中说道：“明亡以后所作的《陶庵梦忆》和《西湖寻梦》等纪述前尘旧影之作，在追抚繁华往事之中，就含有无限的家国之痛，即使不着一字关涉忧伤悲愤者，叹《黍离》悲《麦秀》之情自在，与公安、竟陵诸家以抒灵性、捕妙趣为宗旨迥异，这就造就了张岱散文艺术的厚重的历史文化感，以及它的历时性的生命力。”（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张岱不仅不入公安、竟陵，也不入党社，他以独立的文化与政治个性去记述从晚明到明亡的如幻似梦的时代变迁，从而使人从中感受到了那种晚明独具的历史文化感。
　　明中叶以后，“娼伎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五杂俎》）在当时来华的外国人曾说：“在中国没有一个城市不设伎女活动的单独地区。有些城市有五百家伎院，有的甚至有上千家。”（阿里·阿克巴尔《中国纪行》第十一章《伎院和伎女》）她们也就自然地进入到了当时各个不同阶层的生活之中。
　　晚明冯梦龙辑民歌集《挂枝儿》，其中有一首妒妇嗔伎的民谣，说的是丈夫与一个略欠姿色的“歪伎”相好，妻子对此的不满：
　　痴乌龟，没来由，接一个“歪伎”。止无过唱些曲，吃些酒，赞她做甚地？见了她面前来，不由人不气。她容貌也只这等，体态又欠整齐，你就爱煞她的喉咙也，枕边用不着你。
　　很难理解晚明的男人为什么会给予伎女如此的社会位置，这也许便是社会纵欲主义的结果吧。冯梦龙接着说道：“娼不唱，伎不伎。略似人形，便尊之如王母，誉之如观音。颐指气使，靡不挽从。曲是稍和一两字，相诧以为凤鸣鸾响，跪拜不暇。又不然，则曰某也品胜，某也人良，而龌龊青楼，遂无弃物。”但他又说：“诚得一有喉咙者，何妨爱杀？妒妇之口，吾未敢信。”（《明清民歌时调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何妨爱杀”，何等大胆直白的性爱表述！这大约只能出自晚明人之口。晚明人出于纵欲的风气，将情与欲，色情与文化巧妙地结合了起来。近读日本学者金文京《〈童婉争奇〉与晚明两性文化》，介绍天启间邓志谟“争奇”体小说《童婉争奇》，以讲述元顺帝时长安市中花柳街不夜宫伎女与胡同巷长春苑男娼间的争执诟骂故事，其实写的是晚明时的情况。文中多用《挂枝儿》之类民歌时调，妙趣横生。其中所选伎女与文人间打情骂俏文字，也别具一格，“颇有晚明小品文的味道”。（载张宏生主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0月）这当然还是男性主义的趣味取向，不过晚明的文化人们似乎也热衷于给与他们所爱的原本在社会下层的女性们一定的位置。
　　而且女性在男性心目中取得如此位置还不仅是出于她们的才华与美貌，更出于了情感。晚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和陈继儒的《陈眉公小品》中都记述了一位美貌多情的伎女杜韦。她与士家子弟范牧之的悲欢离合，实在是令人感慨唏嘘。他们为爱情抗争，不顾一切地结合。当官府出于保护士家声誉刑罚杜韦时，牧之居然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中以身体回护。官府无奈而将杜韦官卖时，牧之又得内线的消息，派人扮作西商，买得杜韦，二人随即外出蜜月旅行而去。不幸牧之途中染肺炎而死，杜韦将其棂柩护送归家，并以身殉情。两人已经完全是生死情人的关系。而他们间的情人关系不仅得到了当时名流的认可，甚至得到了牧之家人的认可。据陈继儒讲，他为牧之作此传，乃是出于牧之子之请。显然，杜韦得到的是全社会的认可。但这与杜十娘的故事还有所不同，十娘的悲剧在于士子与伎女的结合为传统的家庭不容，十娘得到的是时代社会舆论的同情。
　　明代的政治，走到晚明的时代，真正让人感觉到了那种繁复多彩，千奇百怪。一个国家的政治，到了居然离不开青楼名伎的时刻，难怪有人会将其称之为伎女时代了。诚然如此，从嘉、隆间为平倭而献身的翠翘，到力劝牧斋殉国的如是、不事阉党不忘故国的香君，……然其实又有谁能够将她们与娼伎二字相连呢！这还当如陈寅老论及柳如是时所言，她们实为一群不受礼教拘牵的女性。在那天崩地彻的社会变革时代，才得以显示出胜过男性的才华，高尚的善恶观，忧国的政治情怀和一腔敢洒的爱国热血。我想，这也才是她们至今还深为人们所纪念的原因吧。
　　如今已不再是秦淮名伎与复社名流的时代，也不再是三十年代文人们追寻晚明的时代，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与时代变化，却使人有似曾相识之感，如今再游夫子庙秦淮河，穿过喧闹的夜市，登上小任任酒楼，望着那胜似白昼的街景人流，嘈杂中听着酒楼中艺人的演唱，体会一下历史的变迁，你也许能够对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多一点思考。转自商传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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