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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务三杰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的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在洋务运动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史称“洋务三杰”。
曾国藩，作为清朝末期的著名的朝臣，在镇压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了新式武器对战事的影响，遂在安庆举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兵工厂——安庆军械所，开洋务运动之先河，成为洋务运动首倡导者，但因其早逝而迅速消弭在历史长河。
作为淮军的主要将领，李鸿章接过曾国藩办洋务的大旗，继续将洋务运动推向高潮。他将洋务运动由单一的军工厂向其他领域延伸，兴办同文馆，建立了近代第一个外语培训机构；他设立了江南制造局，使中国第一次拥有造船厂；他开办开滦煤矿和天津电报局，筹办了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一北洋水师。但甲午战争使中国战败，李鸿章的影响日渐式微。
庚子事变后，张之洞接过李鸿章衣砵继续办洋务运动，他主要在长江流域兴办洋务，如汉阳兵工厂、马鞍山矿务局、汉阳铁厂和湖北新军，这些洋务成果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史如辛亥革命，他也成为晚清时期的重臣。
洋务运动三杰，分别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
三位都是晚清中兴名臣，也都是靠打仗起家。在洋务运动中，三人也都有相同之处，即从买枪炮到学军队管理，从军事领域又延伸到经济领域，从经济领域又拓展到海关、衙门等机关的一系列改革，发挥了“带头吃螃蟹”的作用，为推动中国从封建王朝不断开化，走向现代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曾国藩推动洋务，从他向西洋购买枪炮，武装湘军就开始了。他的自强观点不只是单纯地采用西方技术，而是要安置“贤且智者”到成为武力基础的管理岗位上去，并且他很重视自己倡导的关于组织和训练军队的主张。
李鸿章推动洋务，除了认识到中国军事上的弱点外，在与富饶的西方对比之后，又痛感中国的贫困。他对洋人在条约商埠中所取得的经济势力感到愤慨，因此认为自强是一-个长期的需要。李鸿章的着眼点并不局限于单纯使用西方武器。
左宗棠推动洋务，像曾国藩样，也认为自强政策应包括改进吏治和实行更严格的军训制度。但他强调必须学会西方的技术。“左宗棠为人很谦虚，所以看到了中国知识遗产的弱点：“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
与鸦片战争以后的平静时期不同，这时各省出现了一批朝气蓬勃的督抚，此是反对太平军的战争所赐。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虽然专心致志地进行内战，但也关心在与西方商人、传教士及领事官接触时经常发生的麻烦问题。他们支持宫廷坚守和约的政策，但也采取了走向自强的具体行动。
他们对西方技术的兴趣是直接由内战引起的。早在1854年，曾国藩已从广东购买洋炮。曾国藩本人认为，湘军在湖南湖北地区获胜的部分原因是洋炮的作用。在1860年，后来又在1862年初，上海英法联军的火力轻易地打退了太平军，这给曾国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1860年12月，他虽然反对俄国提供海军援助以镇压太平军的建议，但仍提倡“师夷智”，并且试图制造西方枪炮和建造汽轮船。1861年8月，当曾国藩支持向英国购买一支舰队时，他强调必须学会在中国生产新军事装备的必要的技术。因此，必须“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1861 年收复安庆后，曾国藩派了几个具有一定科技知识的中国数学家到安庆的兵工厂，其中有华蘅芳、徐寿和李善兰。
曾国藩的自强观点不只是单纯地采用西方技术。他经常反复强调他的观点说，要安置“贤且智者”到成为武力基础的管理岗位上去，并且他很重视自己倡导的关于组织和训练军队的主张。但他深感急需西方的技术。1862年6月，他的日记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
1862年初李鸿章在准备援救上海时，似乎就已决定“用夷变……图在复与之为无町畦，而求自强之术耳”。当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乘着从英国商行租来的轮船通过太平军控制区沿长江顺流而下时，他在船上呆了三天，因而有机会思考西方技术的价值。李鸿章从上海不断地写信给曾国藩，赞扬外国军队遵守纪律和外国枪炮的巨大破坏力。他在评论次战役时说， “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
李鸿章的淮军开始用西方武器来装备它的一部分部队，并且开始习西洋操练。李鸿章说:“惟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而能战……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此外，李鸿章在上海获得的处理世界事务的知识，更加深了他的个人阅历。1863年他写信给曾国藩说:“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近几年来，俄国和日本已经获得了西方技术；他们的大炮和轮船也渐渐地变得有用了，所以能使它们与英法进行竞争。
“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李鸿章除了认识到中国军事上的弱点外，在与富饶的西方对比之后，又痛感中国的贫困。他对洋人在条约商埠中所取得的经济势力感到愤慨，因此认为自强是一-个长期的需要。李鸿章的着眼点并不局限于单纯使用西方武器。
根据他在上海的经验，他多少已知道一些关于机器生产的复杂性及西方挑选和培养人员的办法。他得出的结论是，自强需要调整中国现存的教育制度和文官录用制度。当他建议在上海设立一- 所外语学校时，他还要求学校教授西方的数学和科学。1864 年春，他给恭亲王的一封著名的信中，包括了一条他称之为变法的建议。
李鸿章抱怨在政府的从事制度中强调文字之学。其结果把军事交给了一些未受过军事知识训练的人，而这些人与上流人物一样蔑视技术。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
李鸿章还指出，中国还因学识与技巧之间缺乏配合和协调而吃尽苦头。“盖中国之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艺之精者，充其量不过为匠目而止。”李鸿章推测欧洲在这方面的制度则不然，在那里据说机器的发明者- -定会得到当官的荣誉:“(在西方)能造一器为国家利用者，以为显官，世食其业，世袭其职。故有祖父习是器而不能通，子孙尚世习之，必求其通而后止。”
日本努力学习西方技术的精神很使李鸿章感动。他知道德川幕府曾经把名门子弟送到西方工厂去当学徒，以获得“制器之器”，然后在国内安装。如果东海彼岸的小国日本尚能及时改变它的政策，难道中国就不应该改- -改它的政策？李鸿章引用了《易经》中的一句名言：“生生不穷，事事可通。”他建议朝廷在用人时采用新政策，其办法也许是在考试制度中对精于技术的应试者另设新科。
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李鸿章关于考试制度方面的建议从未被清帝认真考虑过，虽然恭亲王确实把李鸿章的信附在他的一份奏折上。
李鸿章的主张的具体结果是清帝批准创办江南制造局(1865 年创立)。他在一份关于这一大工程的奏折中，详细地谈到了机械对民生所作的各种贡献。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
左宗棠(1863- 1866 年任闽浙总督)也持有李鸿章关于自强的一些观点。 他直到1862- 1864年才 真正强烈地感到西方的挑战，当时他在浙江指挥反对太平军的战役，并且经过一番犹豫后，决定接受由法国领导的法华联军的援助。德克碑和日意格等法国人给他带来了关于西方的轮船和火药武器的知识。
镇压太平天国以后，部分地由于法国人的劝告，他建议北京采用西方的技术，特别应采用造船的技术。西方的大炮并没有使左宗棠产生深刻的印象，这也许是因为援助他的那支法国人训练的军队，没有英国人和常胜军所拥有的、并为李鸿章目睹的那种现代化大炮。但他对轮船在1864年收复杭州的战役及以后两年对沿海海盗的战斗中所作的贡献非常欣赏。
像曾国藩样，左宗棠也认为自强政策应包括改进吏治和实行更严格的军训制度。但他强调必须学会西方的技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左宗棠为人很谦虚，所以看到了中国知识遗产的弱点：“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
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左宗棠从建议在福州建造海军船坞(1866年建成)起，就认为自己是一个自强运动的倡导者。但他以后在中国西北的15年中，虽然最后在兰州建了一个毛纺厂，但他的职务与李鸿章不同，所以他很少有机会贯彻他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