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国家，历史是非常悠久的，这其中的历史事件、故事、人物和文化也是非常多，那么今天小编就为大家讲讲关于曾巩教育方面有何秘诀这一内容。

曾巩教育方面有何秘诀

曾巩是我国唐宋时期的一位文学家，他出生于1019年，在他的一生中度过了整整一千年。然而，在这漫长的千年时光里，他的文章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成为了唐宋八大家中的“透明人”，不过这种情况发生在最近的一百年之内。

与曾巩同时代的文学家欧阳修在北宋时期享有很高的声望，可以说是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他被誉为“今之韩愈”。在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据了六个席位，其中欧阳修的地位最高，其他五人要么是他的弟子，要么也是靠他的赏识才逐渐崭露头角。当时的曾巩并没有取得什么官职，但是他的文章却深受欧阳修的赞赏。欧阳修曾经说过：“来拜访我的门徒有百千人，唯独曾巩的出现令我非常高兴。”他还说：“曾巩真是个奇才啊，他初次到太学向我学习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如同独自高飞的鹗鸟，与众不同。”

从欧阳修的评价来看，曾巩在当时的文坛上具有很高的才华和声望。然而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作品逐渐被遗忘，直到最近的一百年才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曾巩的文学才华与创作能力令人叹服，他的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也逐渐被重视。现代人对曾巩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对他的评价也越发正面。

曾巩的作品中融入了自然观察和生活感悟，文风简练明快。他以文字传递深邃的情感和触动人心的哲理，赢得了当时文坛的重要人物欧阳修的赞赏。尽管曾巩没有取得官职和功名，但他的文学成就在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可以说曾巩是一位深埋在历史长河中的透明作家，直到最近的一百年，他的文学成就才得到重新发现和重视。通过对曾巩的研究和理解，我们能更加全面地认识和领会他的才华和意义，将他的作品纳入文学史中，为后人所传颂。

那时候，曾巩并无功名，但他的文章深得欧阳修推崇。欧阳修曾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曾巩)为喜。”又说：“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

欧阳修对曾巩的爱，那是超出一般的爱。只要是难得一遇的好文章，糊上作者名字，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概认定是曾巩写的。他曾把苏轼的文章当成是曾巩写的，也曾把王安石的文章错认为曾巩写的。

曾肇后来写文章纪念兄长曾巩，说欧阳修是文坛宗师，曾巩出道晚一些，但与欧阳修齐名，“其所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虽然是捧自己的哥哥，但曾肇这段话并无夸张。

连苏轼都把曾巩当作欧阳修门下最厉害的那个人，他写诗说：“醉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王安石在给曾巩的诗中写道：“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后来，王安石又对别人说，在我交往的人中，曾巩的文章“不见可敌”。

要知道，发出这些议论的人，都是自视甚高的文坛、政坛大咖。可见，曾巩真的是“无敌”，不然没有人会愿意为一个终生沉沦下僚的文人抬轿子。

《宋史》评价说，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在大师辈出、群星闪耀的时代，没有做过高官的曾巩，能够打出一片天地，确实不容易。

不过，曾巩最终还是错过了文坛盟主之位。原因不是他不够格，而是与他同时代的苏轼太过光彩照人了。既生瑜，何生亮。尽管曾巩的个人性情更接近欧阳修，但欧阳修在发现苏轼之后，经过权衡，还是明确地把文坛盟主之任，付与苏轼。

曾巩(1019—1083年)，北宋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字子固。入仕后先任太平州司法参军，1060年经欧阳修举荐，先后任史馆编校，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实录检讨官兼判官告院等职。任京官9年后，外放越州(今浙江绍兴)任通判。

这一年越州发生饥荒，曾巩就通告所属各县，要各县劝说富人如实申报自己储存的粮食。据统计共有十五万石，曾巩同意将这些粮食比正常平仓价格稍稍提高一点后卖出，顺利地度过了饥荒之年。此外春播时官府借给农民种子，让他们随秋季的赋税一起偿还，使得农事没有耽误。

后来他在齐、襄、洪、福、明、毫诸州任地方长官。在所任职之处，他注意除民害，平冤狱，治疫救灾。深受老百姓赞誉。

曾巩在800多年间受追捧，以及在近100年受冷落，都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我们如果能站在更长时段的河流里去看待一个历史人物声名的起起落落，就能理解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并非浪得虚名，更不是凑数。因为，我们眼下的观点和经历，并不能代表历史的全部。

现在说起江西南丰曾氏，是当地人的一大骄傲。这个家族在北宋文坛、政坛光芒四射，盛极一时。追根溯源，虽然曾巩的祖辈和父辈已经有了功名，但真正厉害的是曾巩这一代。

曾巩有四个弟弟、九个妹妹，在他之上还有个哥哥曾晔。兄弟之中，除了哥哥曾晔未中举而相对早逝之外，其他五人以及几个妹婿均中了进士。有一年，这个家族一次考了六个进士，轰动全国。

曾巩从18岁就走上科举之路。除了上面讲的，他有10年时间为了赡养大家庭而放弃求取功名，另外的10年，他考了多次，却蹉跎其间，没能考上。

究其原因，他早年屡试不第，不是文章写得不行，而是写文章并不趋附当时的应试文风。连欧阳修都看不过去，责问说：“有司所操，果良法焉?”意思是，连曾巩这样的人才都未能被录取，考试部门的评审标准，真的科学吗?

一般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确实会抱怨和指责外界，尤其是天才式的人物，更会将个人的失败归咎于外部环境的滞后。但曾巩从不如此想。

在欧阳修为他打抱不平的时候，曾巩却“不非同进，不罪有司……思广其学而坚其守”——既没有嘲讽考中的人，也不对考官大放厥词，他首先想到的是自省，反思如何不改初心，并把学问做得更精深。

在曾家最困难的时候，曾巩受尽了同乡的嘲讽。当地人做了一首打油诗，戏谑曾家兄弟赶考只是去打酱油：“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有似檐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曾巩不以为意，“力教诸弟不怠”。

曾巩志大才高，却从未得到命运真正的眷顾。无论是科举，还是做官，始终是逆境多于顺境。连唾手可得的文坛盟主之位，也因为苏轼的出现而失去了。但他始终心态平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在曾巩担任馆阁校勘期间，苏轼推荐了两名四川老乡拜访他。这两人因为文风不合流俗，被乡里人讥笑为迂阔，很是苦恼，特向曾巩求教。曾巩读了他们的文章，却称赞有加。两人很高兴，临行便请曾巩为他们写点文字带回去，好堵住悠悠众口。

没想到，曾巩劝他们说没必要，根本用不着为这些闲言碎语苦恼，“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不必随波逐流，也不必阿附世俗，更不必为冷眼所动。

曾巩有点悲催，他生前的工作和职位，决定了他出头的机会甚少。他不依附人，不迎合人，为人，做官，写文章，温和务实，纯净端正。

他虽然推崇和羡慕李白式的人物，但表现出来仍是一副不放纵、很克制的模样。这样的人，在崇尚个人主义、自由奔放的时代并不讨喜。也难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曾巩逐渐沦为了唐宋八大家中的透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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