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炎继位后，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最突出的表现是，以严刑峻法为中心，对贪污、腐化等丑恶现象进行严惩，并且在会昌四年对冗官进行了裁减。会昌四年（844年），李炎听从李德裕之言，一下裁掉官吏2000多人。

李炎立法极其严峻，尤其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惩治，更是从重从严，绝不姑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贪污纳贿乃官僚队伍腐败现象中最为人们痛恨的行为。开成五年（840年）正月，李炎在即位赦文中宣布：“在开成五年二月八日之前，除了十恶不赦、背叛国家、故意杀人、官员贪赃枉法，这些人不予释放，其他罪犯不管罪行轻重，全部释放。”李德裕入相后，肃贪廉政建设就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展开了。

会昌元年（841年）正月，李炎下诏：“朝廷刑罚，理当一视同仁，官吏贪赃枉法，不应该有特殊待遇，内外文武官如果收入脏物丝绢三十匹，全部处以极刑。”二月二十六日再次下敕，对官吏贪污满千钱的，即处以死刑。这样以诏敕的形式，规定严惩贪污的标准，不难看出武宗君相对廉政建设的决心。考诸史籍，会昌一朝对官吏贪污的惩治，始终没有放松，而是一贯严惩不贷，保持肃贪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会昌二年（842年）四月，李炎加尊号后，又宣布大赦，但仍将“官典犯赃”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等罪行并列，不在赦宥之限。会昌五年（845年）正月，再次大赦，但对官吏犯赃依然不予宽宥，并说，“除去恶人，进贤纳士，将命令执行起来，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与罪犯，这好比天降神灵，廉政建设也有所成效”。显然是对会昌年间严惩贪官政策的肯定和自誉。

唐武宗以高压政策，严刑峻法，坚决反对官员贪腐。这是武宗吏治改革最突出的内容和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乱世用重典，武宗朝立法极其严峻，尤其是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基本做到了从重从严，雷霆万钧，且绝不故息养奸，这与武宗还是颍王时耳濡目睹朝廷上下贪污贿赂成风，官员沆瀣一气有关。不反腐败，唐王朝举步维艰，反腐败，帝国则有可能走向新生。

开成五年，即公元840年，武宗即位伊始，在大赦天下的诏书中就明确宣布，除十恶、叛逆、杀人和官员贪赃外，一切皆可赦免。将官员贪赃与谋反和十恶不赦大罪并列，显示了武宗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李德裕当了宰相以后，全国开始大范围的反腐肃贪，公元841年正月，武宗再次下诏，要求全国执行统一标准，凡文武官员贪赃绢三十匹者，一律处死。二月再下诏，凡官员贪污满千钱者，处以极刑。武宗李炎在位六年，自始至终保持了肃贪政策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