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1882年－1938年），名方震，1882年出生，浙江海宁人。为清末秀才、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早年常读《普天忠愤集》，1901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1906年留学德国，回国先后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912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13年，任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1937年出版了军事论著集《国防论》，是国民党将领中的第一人。并在日后一定程度的影响了白崇禧等人。1938年11月4日，蒋百里病逝于广西宜山（今广西宜州市）。

中文名

蒋百里

别名

蒋方震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浙江海宁

出生日期

1882年

逝世日期

1938年11月4日

职业

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

毕业院校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信仰

三民主义

主要成就

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陆军大学代理校长

代表作品

《国防论》《欧洲文艺复兴史》

军衔

陆军上将（死后追赠）

人物生平

蒋百里（1882年－1938年），民国时期著名军事学家，与广东李浴日、云南杨杰同为中国军事学巨擘，驰名海内外。

晚清浙江杭州府海宁州硖石镇人。以字行，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名字出自《周易·震卦》“震惊百里”。祖父蒋光煦（号沐公）是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建“别下斋”藏书楼一座，贮书10万册，刻印《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等多种书籍流传于世。父亲蒋学烺（号壶隐），因生下来缺左臂，沐公不喜欢他，送他到寺庙出家做小沙弥。长大还俗学医，悬壶济世，娶浙江海盐秀才、名医杨笛舟的独生女杨镇和为妻。她是贤妻良母，又通文墨，成为蒋百里的启蒙老师。

蒋百里13岁时父亲亡故，与母亲相依为命。出家人不能归族，其父未得到遗产，家庭生活困苦。其时蒋百里的叔父蒋世一延请老秀才倪勤叔给自己的孩子授业。喜欢读书的蒋百里经常溜到书房里去听讲，倪勤叔见他聪慧，顿生爱才之心，知道他家境清寒，就对他的母亲说：“这孩子是可造之才，我愿教百里读书，不收‘束修’（按当时的习俗，未做诗文的学生每年6元至8元大洋，已开笔的8元至12元）。”从此穷学生就从倪勤叔读书，学习诗文。蒋百里过目不忘，除了能熟背四书五经，课余还读《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等古典小说，爬上茶馆茶桌，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讲上述故事给茶客听，被誉为“神童”。

中日甲午之战，深深地刺激了蒋百里。15岁时他经常手捧《普天忠愤集》，挑灯夜读，读至热血沸腾处，放声痛哭，泪如雨下，立誓为国效命。1898年，戊戌变法，16岁的蒋百里考中秀才。受维新思想的影响，渴望读到新书。恰逢双山学院购进了四大橱经、史、子、集和时务、策论、算学、格致等书。听到这个消息，蒋百里真如穷人得着了宝藏，请求老师早一二小时放学，让他到双山书院中看书。蒋百里如饥似渴地吸吮知识，以研读文学一类为多。 

1900年春，蒋百里18岁时，应同邑桥镇孙氏之请，聘为塾师。不久在方雨亭县令的介绍下，蒋百里到林迪臣创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就读深造，同学中有钱学森之父钱均夫等人。1901年，方县令、林知府、陈监院（陈仲恕）3人共同出资，送蒋百里东渡日本留学。光绪卅一年（1905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第十三期毕业班毕业，轻松夺魁 ，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剑带走 。

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3000人左右，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同年，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又于1903年2月创办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该杂志32开本，月刊，每期约8万字，行销国内，鲁迅先生积极支持《浙江潮》，每期都寄回国内让亲友阅读，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达之魂》等，即发表于《浙江潮》。身系上海狱中的章太炎先生的诗文也在该刊登载，《狱中赠邹容》一诗万人争诵。

百里将军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但是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编著的《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在这部让蒋百里耗尽心血的千钧之作的扉页上，将军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八年抗战的战场上，无数百里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在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

蒋百里为《浙江潮》所写的发刊词，情文并茂，传诵一时。他又以飞生、余一等笔名，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论文连载，宣扬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颇类梁启超文笔；而他倾向革命，又不同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颇受读者注意。

1906年留学德国。武昌起义后，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 1912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13年，任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1917年，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蒋百里正与梁启超等一起去欧洲考察。次年春回国，正值国内提倡新文化，一时如风起云涌。梁启超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积极参与，成了梁氏最得力的助手，号称“智囊”。他不仅出主意，更著书立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将。1923年同胡适组织新月社。 1925年任吴佩孚部总参谋长。1933年赴日考察，认为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拟定多种国防计划．呼吁国民政府备战。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1936年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倡议发展空军。 1937年9月，他以蒋中正特使身份出访意、德等国，回国后发表《日本人》及《抗战基本观念》，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1938年8月代理陆军大学校长。

1913年6月18日凌晨5点，天刚灰亮，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就召集全校两千余名师生紧急训话。他身着黄呢军服，腰挂长柄佩刀，足蹬锃亮马靴，站在尚武堂石阶上一脸沉痛：“初到该校，我曾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我未能尽责……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随后，蒋百里掏出手枪，瞄准自己胸部偏左的地方猛开一枪。

奇人必有奇运，蒋百里竟奇迹般生还，并与养病期间看护他的日本女子佐藤屋登相好，后者最终成为百里第二任妻子，改名蒋左梅。

蒋百里此次自杀的缘由众说纷纭，有说是愤于军校学风浮躁，有说是向陆军部请求拨款未果，也有说是对中国当时军界、政界之绝望。

留日期间，蒋百里还参与创办《浙江潮》，亲笔撰写发刊词。鲁迅当时同是留日热血青年，曾向此刊物投稿。也是在此期间，蒋百里结识了戊戌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并执弟子礼。

1906年，蒋百里应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聘为东北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筹建新军。赵曾专折奏保蒋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随后，蒋百里被公派德国研习军事，成为兴登堡将军（后为德国总统）下面的连长。1910年，他回国任京都禁卫军管带，在沈阳“以二品顶戴任用”。这一年，他不过28岁，在同龄人中却已锋芒毕露，声望无两。

武昌起义后，蒋百里潜回南方，任浙江都督府参谋长。民国成立，又调任陆军部高等顾问，以及袁世凯的总统府军事参议。1912年，他出任保定军校校长，不久即上演了文初的那一幕。

1916年袁称帝，蒋百里入川佐老同学蔡锷讨袁。袁世凯死去之后，又陪蔡锷去日本就医，旋即为之料理丧事。1917年回国，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开始首次撰写军事论著《孙子新释》、《军事常识》等，出版后成为军校教辅。

此后蒋百里道路一转，竟有点儿偃武修文之意。1918年至1919年，他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归国后主持“读书俱乐部”、“共学社”等团体。1920年，他当选浙江省议会议员，参与浙江、湖南省宪起草工作，支持“联省自治”。又主编《改造》杂志，其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期间，蒋百里写了不少关于联省自治与社会主义的文章。毛泽东当时也致力倡导“湖南省自治”，也许正受其影响。

1921年，蒋百里将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为之作序，下笔不能自休，竟写了5万多字，跟原书的字数都差不多了，梁氏只好另作短序。后来梁将这篇长序改写、充实，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作序。可算民国学术界一大佳话。

1923年，蒋百里心血来潮，又与胡适一起创办了新月社，并同徐志摩结为至交。几年后百里被蒋介石关进监狱，感情充沛、容易激动的志摩还背起铺盖，喊着要进去陪他坐牢。

如果顺着这个方向发展，中国也许会多一个文人、学者、政论家，但少一个杰出的军事学家。很显然，蒋百里并不愿意，在日本军校与德国军队里得到的尚武之血，终身都在其身中流淌。我总觉得，有两个蒋百里，一个文人的蒋百里，爱结社、写文章、交名流；一个军人的蒋百里，终身梦想是亲手击败整个日本军队。到最后，军人蒋百里战胜了文人蒋百里，虽然，他依靠的只是纸上谈兵。

1925年，蒋百里再度出山，任吴佩孚的总参谋长，因吴不“讨奉”而辞职，去上海投孙传芳。1929年，他支持原湘军将领唐生智起兵“倒蒋”，翌年入狱。稍后，两个姓蒋的同宗达成和解。1933年，他奉蒋介石之命再赴日本，拟就国防计划，以备不可避免的中日之战。1935年，他被聘为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翌年赴欧美考察军事，归后提出建设空军的建议。中国最早关于空军构建的思想，却是来自陆军出身的百里。

1937年初，蒋百里最重要军事论著集《国防论》出版，轰动一时，扉页题词是：“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遗憾的是，蒋百里无法看到自己的理论变成现实。 

1938年10月，他出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原由蒋中正兼），同年11月，在迁校途中，他病逝于广西宜山，国民党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

蒋百里终身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在3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聘为参谋长或顾问，只是充当高级幕僚，颠沛于诸侯。他的盖棺定位，应该是军事学家，而非军事家。我们看《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回忆他的文章，或者曹聚仁的《蒋百里评传》，都审慎地使用了“军事学家”一词。在“老虎总长”章士钊的挽诗里，甚至说他“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或许黄任之的挽联相对客气一点：“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

关于他的女儿：1941年，蒋英从德国柏林音乐大学毕业后，转入瑞士卢塞恩音乐学院研究生班深造，掌握了大量德国、法国艺术歌曲、传唱剧、受难曲、弥撒等室内音乐作品，对古典、浪漫时期及近现代歌剧作品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生活艰苦，她经常在地铁买个面包充饥。她有个坚定的信念：“我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一定要把西方音乐学到手！”, 1946年，蒋英结束了在欧洲长达10年的求学生涯，回到了祖国。她已是一位出色的女高音歌唱家，在兰心大剧院开了首场独唱音乐会，受到了观众的赞赏。

在日本军校期间，蒋百里、蔡锷、张孝准被称为“中国三杰”，日后也都成为非凡人物。三人生年差不多，死的也都较早。蔡锷1916年死于日本，年仅34；张孝淮1925年死于饮酒过量，年仅44；蒋百里死于1938年，享年56，是“三杰”中活得最长的，但也只能算中寿。若天假以年，“三杰”最后的结局会怎样？蒋百里又会不会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真正指挥战役，甚至胜出？这是有趣的问题，然而历史不允许假设。

黄炎培先生的挽联云：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邵力子先生的挽联云：

合万语为一言，信中国必有办法；

打败仗也还可，对日本切勿言和。

张宗祥挽蒋百里先生诗：

宵夜病急难求药，地僻医迟未处方。

如此人才如此死，旅魂凄绝鹤山傍。

章士钊挽蒋百里先生诗：

文节先生宜水东，千年又致蒋山佣。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

名近士元身得老，论同景略遇终穷。知君最是梁夫子，苦忆端州笑语融。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评蒋百里，说：“百里先生是中国有数的军事学家，他未曾典兵，而他的学生多是典兵大将；他的军事著作虽不算多，而片语只字都可作兵学经典~~百里先生的淹博宏通，实是一位罕有的学者。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军人，多是文学修养很好的人。百里先生如果典兵，便是典型的儒将风流。” 

1938年将军病逝后就地敛葬，1947年其好友陈仪等协助迁葬，起棺时竟然尸身不朽。其生前至交竺可桢大哭，曰：“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一时众人泣不成声。将军遗骸火化后迁葬西湖。蒋百里将军的夫人，日本籍的左梅女士也是一位奇女，自22岁嫁给蒋百里将军就断绝了和日本的联系。抗战中她和中国女性一样为中国伤兵治疗裹创，不辞劳苦。将军去世后，在误解和怀疑中抚养五个子女，皆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教育，不习日语一字，获得了中国人的普遍尊敬。

与蒋恩怨

蒋百里与蒋中正同是浙江人，但不同族。早年蒋百里追随梁启超，矢志推翻袁世凯，晚年与蒋介石共事，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渗透在许多历史事件之中，并从这个侧面反映着一段历史。

“我没有刮地皮，没有钱出国！”

蒋百里，名方震，1882年出生浙江海宁，为清末秀才。胸怀报国志，投笔从戎，1901年东渡扶桑，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

蒋百里学成回国，投身革命活动，训练新军，于1912年冬出任保定军官学校首任校长，他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国民政府”将帅的陈铭枢、唐生智、方声涛、刘文岛、张治中、陈诚等。

蒋百里将军一生研究对日作战，1923年即断定中日将来决战之地为平汉线以西的襄阳、洛阳、衡阳，他所作的《国防论》成为指导当时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方针。

大革命时期，蒋百里劝得意门生、湘军唐生智率军投入“国民革命军”。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宁汉分裂。唐生智乘机发展自己势力，几起几落，最后被蒋介石削去兵权，经蒋百里力保，才得以东山再起。1929年秋冬，唐生智欲起兵反蒋（中正），密电老师征询意见。蒋百里回电中有“东不如西”一语，其意劝他仿效清代名将左宗棠向西北地区发展。唐生智刚愎自用，没有采纳蒋百里这一战略。他联合许多杂牌军将领，于同年12月5日通电全国，劝蒋介石“下野”。同时出兵直指南京。蒋中正立刻命令上海军警查抄唐生智驻沪总部，几天后又闯进蒋百里住宅，从他家里搜出一架无线电台、密码本和一份致唐生智电报稿。蒋介石误以为电报中“东不如西”一语是针对他的，命上海派6名便衣跟在蒋百里身边，名为“保护”，实为不让他自由活动。

1930年元旦，上海市市长张群登门劝说蒋百里出国，避一避风头。未料，蒋百里断然拒绝：“我为什么要亡命？我没有资格亡命！”张群碰了一鼻子灰，拂袖而去。几天后，门生刘文岛来访相告：“老师，目前你处境险恶，我看你还是出国安全，早走为好。”不料蒋百里怒目圆睁，拍着桌子说：“我没有刮地皮，没有钱出国！”刘文岛说：“听说上海当局答应发给你路费5万元。”蒋百里余怒未消，以鄙视的口吻，坚定地说：“别人的钱我不要，我没有犯法，不会离开上海。看他蒋中正把我怎么办！”

在监狱遇到了邓演达

元月6日，唐生智兵败，化装逃走。一周后，蒋百里被解至杭州，监禁在西湖蒋庄。不久，蒋百里被押解南京，关在三元巷总部军法处待审，与邓演达、居正等同关一处，结为难友。蒋百里若被军法会审，他的罪案成立，必判死刑无疑。幸亏时任军政部次长陈仪将军暗中相助，以“拖”的办法使军法会审延期举行。陈仪与蒋百里曾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受训，且是志同道合的好友。陈仪为人正直、仗义，1915年曾通过蒋百里、张宗祥通风报信，催促蔡锷逃出天津，避开袁世凯的追杀（当时袁世凯命陈仪带兵追蔡锷）。

这位陆军上将同时还是徐志摩的密友，西方美术史专家，若是谈他的传奇，得用一本书来写。1932年出狱，此次牢狱之灾因为蒋百里不肯替蒋介石作说客劝说学生唐生智投降而成，当时徐志摩等纷纷自愿前去一同坐牢。

反蒋的邓演达关在蒋百里对面牢房里。蒋百里同情邓的遭遇，偶尔与他交谈几句。邓演达与其夫人的通信，均由蒋百里的前来探监的4个女儿轮流传递。1931年11月间，蒋中正下令秘密枪杀邓演达，引起蒋百里无限伤感，他对探监的挚友张宗祥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邓演达昨日已被杀害，不知明日是否轮到我？如今世道是无理可言的。”

然而，蒋百里门生将帅满天下，蒋中正杀他徒失人心，所以一时还下不了决心。李根源和一些国民党元老曾具呈保释蒋百里，文中有“外侮亟，将才少”之语，蒋介石阳奉阴违，当面批了“照准”两字，背地里却密令“拖”而不办，久无下文。蒋百里的好友唐天如四方奔走，催促蒋的学生陈铭枢等出面保释蒋百里。陈铭枢时任国民党“行政院代院长”兼京（南京）沪卫戍司令，在军政界举足轻重。他见时机已到，便进言蒋中正，力保蒋百里。蒋介石也就顺水推舟，于1931年12月中旬释放了蒋百里，他还假惺惺地说：“我蒋某人宽宏大量，不计前嫌。”

“西安事变”中的蒋百里与蒋中正

1936年冬，蒋百里奉命考察欧洲军事返国，飞赴西安向蒋中正汇报。不料次日拂晓，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当天，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的蒋百里与陈诚、蒋鼎文等十多名蒋系军政大员同被羁留。在押的蒋系大员都反对“兵谏”，不肯在8项主张通电上签名。唯有蒋百里对张学良说：“我佩服你们的胆魄，赞成你们的正义勇敢行为！”次日上午，张学良派专车将蒋百里送到杨虎城私宅居住，待以上宾之礼。

蒋中正被囚，张学良多次拜见，劝他同意8项抗日主张。蒋很顽固，毫无商量的余地。此时亲日派何应钦调兵遣将，欲派飞机轰炸西安。若西安被炸，可能危及蒋介石的性命。东北军少壮派见蒋系大军压境，兵临潼关，一个个怒火中烧，竭力主张杀掉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眼看大战一触即发，非常焦急。情急之中，张学良想到了蒋百里，认为他威望甚高，又是无党派人士，是出面调停的最理想的人选。张学良对杨虎城说：“蒋百里德高望重，请他出面斡旋，局面可能改观。”蒋百里听了张学良的请求，不假思索地说：“如果你觉得有这个必要，我可以照办。”他原来就主张和平解决，因而一口答应。

1936年12月16日傍晚，张学良陪同蒋百里，来到软禁蒋中正的新住处西安金家巷一所军官私宅。蒋百里一进门，蒋介石立刻笑脸相迎，欠身握手，请他坐在床边沙发上。蒋百里比蒋中正大5岁，且是中国近代较早的军校保定军官学校首任校长，所以蒋中正对他很尊重。张学良自行退出，二蒋关起门来密谈。蒋百里不急于引入正题，拐弯抹角地说：“我刚从国外考察回来，消息比较灵通。目前日本海军和陆军为侵华而互相争功，日本天皇已秘密接见过陆军大臣，看来明年（1937年）一定会大举入侵我国！”言下之意，你蒋中正要“安内”已来不及了。他还引经据典，叙说中国历史上亡国之痛，当“儿皇帝”均无好下场的教训。蒋中正听后，心有所动，蒋百里遂将话题转入解决“西安事变”的对策，他提醒蒋中正：“中央军不能急攻，更不能用飞机轰炸西安，否则会危及你的生命。为保持元气，应避免内战，以和平解决为好。”

他们先后两次密谈，加之当时各方面的工作形成的抗日大趋势，使蒋中正态度渐渐转变。他亲笔书写两封信，一封交宋美龄，一封交何应钦，致何函里明确指出：“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派亲信蒋鼎文搭机将信送至南京。宋美龄接信后，由宋子文等陪同，飞赴西安。这时蒋百里向蒋中正建议：“中共方面竭力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委员长不妨找周恩来谈谈。”蒋中正沉思一会儿，点头赞同。此后，蒋百里对此事就不再介入。事后，蒋中正的《西安半月记》曾较详细地记载了蒋百里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两蒋之间关系微妙

蒋百里受中日甲午之战刺激很深，矢志抗日救国。1937年之初，他奉蒋中正之命，秘密考察南北防务，从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到湖南、湖北、广东，长途跋涉，风尘仆仆，奔波万里。尔后接受蒋中正的委托，登庐山，为暑期训练班各省高级将领授课。讲学期间，他把一生的军事著作和讲稿，精选修订，编成一册《国防论》，全书洋洋10万言。当时正值抗战前夜，敌强我弱，国民党内恐日心理相当严重，蒋百里却在卷首写道："……千言万语，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国防论》的影响远及海外，"二战"期间，名将艾森豪威尔、蒙巴顿等人曾多次引用蒋百里《国防论》的有些论断来阐述战局。

蒋中正虽很器重蒋百里，但从不授予他兵权。1938年秋，蒋中正任命蒋百里为中国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代理校长，仍由自己兼校长。蒋百里随校携全家搬迁，取道湘桂。事必躬亲，心力交瘁，因操劳过度，罹病于11月4日在广西宜山与世长辞，年仅57岁。噩耗传来，举国震悼，重庆各界举行公祭，蒋中正亲临主祭。“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蒋百里为陆军上将。

抗战胜利后，蒋百里遗体迁葬浙江杭州西子湖畔南山公墓。1971年，蒋百里的侄子蒋复璁（曾任中央图书馆馆长、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和薛光前主编《蒋百里先生全集》，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蒋中正亲为题签。此举表示出了他对蒋百里先生的复杂心态。 

著述文才

蒋百里与蔡锷同庚，同为秀才，在日本留学期间一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遂结成生死之交。蔡锷是维新派领军人物，梁启超的弟子，那时梁启超在日本避难，由蔡锷介绍，蒋百里结识梁启超并拜他为师。梁启超对蒋百里的文学才能分外赞赏。

蒋百里一向视梁启超为恩师，执礼甚恭，但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上，却从不含糊，敢于同恩师公开论战。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宣扬“立宪”，尤重“新民”，指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接着他又写出了《新民说》、《新民广义》等文章，加以系统地阐述发挥，改良主义论调泛滥一时，迷惑了不少人。蒋百里立即用笔名“飞生”，撰写《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刊于《浙江潮》，尖锐指出：“《新民说》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而《立宪说》则直所谓隔靴搔痒者也。”此文连载两期。刚刊出上半篇，即引起梁启超的高度重视，马上回应，写了《答飞生》一文，刊于《新民丛报》，进行辩解。这场论战，实际上是后来章太炎与梁启超那场大论战的前奏。同好问蒋百里：“梁任公是你的恩师，你怎么同他公开论战？不怕损害师生情谊吗？”蒋百里直言相告：“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

1920年9月，蒋百里主编的《改造》杂志发刊，销路日增，成为当时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有数几家全国性刊物之一。蒋百里每期至少有一篇文章发表。其时，“省自治说”颇为流行，以对抗北洋政府的中央集权。蒋百里陆续写了《同一湖谈自治》、《联省自治制辨感》等篇。公众对社会主义颇感兴趣，《改造》每期都有文论及，蒋百里也写了《我的社会主义讨论》、《社会主义怎样宣传？》等文章，更加引起梁启超、陈独秀等的关注。

蒋百里醉心研究文学。1920年，他从海外归来，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于文艺复兴时期精神，体会很深。他在“导言”中指出：“文艺复兴，实为人类精神界之春雷。一震之下，万卉齐开。……综合其繁变纷纭之结果，则有二事可以扼其纲；一曰人之发见；二曰世界之发见。”梁启超评论此书为“极有价值之作，述而有创作精神”。蒋百里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是我国人士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1921年问世后，14个月内出了三版。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民主、科学”两大旗帜深入人心。蒋百里在文中提出的“人之发见，世界之发见”两点，正是“民主、科学”的生动注脚，符合于时代精神。《欧洲文艺复兴史》约5万言，由梁启超作序。梁下笔不能自制，一篇序言竟也写了5万字，与原书字数相等。他又觉“天下固无此序体”，只好另作短序，而将此长序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为该书作了序言。这一文坛趣事虽不能说是绝后，却属空前未有。

蒋百里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共学社丛书》，从1920年9月到1935年7月，15年间，共出丛书16套、86种，是旧中国规模最大的学术文化丛书之一。当时进步作家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翻译了许多俄罗斯文学名著，都在蒋百里的帮助下，收入《俄罗斯文学丛书》，由“共学社”出版。

蒋百里在文史方面亦有建树，写过《宋之外交》、《东方文化史与哲学史》、《主权阶级与辅助阶级》等，颇有独到见地。他在抗战初期写了许多文章，其中最出色的当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这篇剖析日本形势的杰作，极大地激励了四万万同胞的抗日斗志。

1937年初，出版军事论著集《国防论》。他在其他著作及言论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 ：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第三，以空间换时间，行持久战，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 。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事实上，蒋百里虽然在1938年早逝，中日的战争发展，恰恰按照他的预料进行，反映了他对两国实力与战略态势的准确把握。他在逝世前不久发表的文章中，更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今后中国对日战略的指导方针——“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 ！”不过，这些观点并没有出现在《国防论》中，后人以讹传讹多矣。

1938年，蒋百里病逝。许多名人写挽联挽诗哀悼。章士钊《挽百里》诗云：“文节先生宜水东，千年又致蒋山佣。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名近士元身得老，论同景略遇终穷。知君最是梁夫子，苦忆端州笑语融。”

家庭关系

蒋百里的婚姻很是有名，因为他是一个以研究对日战略著名的中国将领，却娶了一个日本妻子。其过程早有披露，盖将军为保定军校事心灰意冷而自杀，日本护士佐藤屋登照顾他时两人产生感情而成眷侣，过程则一波三折，不及详叙。

两人成亲后，佐藤屋登改名蒋佐梅，盖将军酷爱梅花。两人曾在海宁植梅数百株，意将来归老此地，皆毁于抗日战争之中。

冯玉祥本是蒋百里将军好友，在军中办教育班，内容多是“孙子曰”、“岳飞曰”、“华盛顿曰”，其中竟然还有“蒋方震曰”，对将军的推崇可见。因此闻知将军去世不免反应过激，出身日本的佐梅夫人就成了他的怀疑对象，于是写文章说将军是被佐梅夫人用毒针杀害，因为“你爱你的祖国，我爱我的祖国”。其实，这句话是两人成婚前佐梅夫人表达自己对百里将军研究抗日理论的理解而说的，原话是“你爱你的祖国，亦如我爱我的祖国一样”。

这件事给佐梅夫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但是佐梅夫人很快用自己的行为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与爱护。她此后用华语教育将军的五个女儿，带着她们一起到街头募捐处，拔下头上的首饰捐助抗战事业，并亲赴前线为中国的伤兵治疗服务。佐梅夫人晚年曾讲，她这样做，因为她认为当时中国的战斗是正义的。　1978年，夫人病逝，墓碑上篆刻的名字为“蒋佐梅”——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妻子的名字。

将军和佐梅夫人生有五女，除大女儿蒋昭早逝外，也都颇有传奇色彩。

二女儿蒋雍，原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抗战开始后按照父母的劝导回国参加救护队，为伤员服务，后定居美国。

三女儿蒋英，是著名钢琴家和歌唱家，毕业于柏林国立音乐学院，音域宽广优美，是德律风根公司的十年唱片签约歌手。1955年随丈夫钱学森回到祖国，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

四女儿蒋华，定居比利时，曾筹办欧洲中山学校，为华侨教育做出重大贡献，在钱学森回国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穿针引线作用。

五女儿蒋和，幼年就曾随父亲环游欧洲，解放后定居北京。“文革”期间，因为她的身份受到严格审查。蒋和傲然不屈，在写交待材料的纸张上写道——“陈伯达是杂种”，吓得审问人员张口结舌，不敢将材料上交。

一代名将，风流竟不灭凡七十年也。

友人族亲

蒋百里是兵学家，又是国学家，其祖父是海宁藏书名家，一生风流倜傥，身边名士云集。他好交朋友，罗素、郑振铎等都受其帮助；蒋经国、唐生智虽为部下却感情深厚，蒋百里的朋友，也都是大有性格人物。

徐志摩与蒋百里为亲族，曾共同组织新月社。在徐志摩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蒋百里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帮其渡过难关。1930年蒋百里受牵连入狱，徐志摩竟然扛上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一时轰动，新月社的名流纷纷效仿南下，一时“随百里先生坐牢”成了时髦的事情。

梁启超与蒋百里尽管有师生名分，政治观点上却相左，经常激烈争论。有人对此不解，蒋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两人的争论丝毫不影响感情，梁启超也是出名的豁达人。蒋百里曾作《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启超作序，梁看了非常赞赏，下笔就没了定数，写完一看，居然比原作还长——天下没有这样的序，梁只好另作一序，原来那篇长序呢？干脆充实为另一本书发表，这序呢，就请蒋百里来写，遂成佳话。

蔡锷和蒋百里是同年秀才，又是同学，莫逆之交。蒋从日本士官学校以第一名毕业回国后，袁世凯对他极为器重，彻夜谈兵孜孜不倦，随后根据他的建议组建“模范团”，作为中国新式陆军的样板部队，逐渐推广全国。因袁称帝倒台，这个设想没有实现。不过模范团的后身第九旅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兵海参崴，以纪律严明为中国争得一份光荣。

蒋家与厉家的缘外之缘。蒋家与钱家是亲家，钱家与厉家素厚，而蒋家又与厉家甚有渊源。厉鹗后人厉良玉长子厉绥之是蒋百里的亲家公钱均夫的莫逆之交，同时又是蒋百里的同窗好友。无巧不成书，厉绥之二弟厉尔康又因蒋百里赴日留学后选择了军事方向与其同在清廷禁卫军中供职。两人因家有渊源而相交甚笃。1927年，厉尔康著《国防与物资》一书，蒋百里为其作序。同时，厉绥之与厉尔康的四弟厉麟似也与蒋百里交情甚笃。厉麟似曾受蒋百里之邀辞去国立中央大学德文教授的职务特赴上海为其翻译德国军事著作。 

当袁世凯酝酿称帝的时候，蒋百里不顾个人恩情，和蔡锷、张宗祥等11名将领秘结同盟，先后南下组织反袁护国。这中间，蔡锷因受到监视，乃采取蒋的妙计深居简出、吃花酒做出一副醉生梦死之态，乃至家人反目而走减轻了袁的疑虑，然后突然逃走，到云南组织讨袁战争，这就是电影《知音》中小凤仙掩护蔡锷出逃的真相。同盟中人曾担心袁派人追杀蔡，蒋却胸有成竹，道“老袁用错了人”，原来他已知晓袁世凯派出追杀的是陈仪，也是同盟中的一员。

不久，蒋亦南下加入讨袁司令部，参加北伐。袁惊惧而死后，蔡锷因喉病逝世于日本福冈，蒋百里时在其侧，代拟遗电，并护送灵柩回湖南安葬。时人论曰，蒋之反袁，取大义而舍私恩，万里扶棺，是豪杰显真性情。

女儿：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钱学森夫人----蒋英 

女婿：“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侄儿：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 

个人轶事

传闻在日本军校，就算蒋百里不拿第一名，日本人仍然拿不到天皇赐刀，因为当时的第二名是蔡锷。但实情是蒋百里1904年入学，应是第17期。蔡锷是1904年毕业回国，应是第16期。两人并非同期。而且陆士优等生赏赐品一开始系望远镜，后来换成银表，未尝系佩刀，只有陆大前六名毕业生才有天皇赐刀，号称军刀组。而进陆大需要陆士前20%的成绩和日本部队推荐，外国人只能是旁听生，甚少能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

1911年，蒋百里从东北逃亡，张作霖素恶其人，派人追杀至火车上。蒋氏因内急，火车职员打开了洗手间供其使用，在外部替其上锁(原本火车在发车前不会供人使用洗手间)，因而得免。

1913年蒋百里任保定军校校长时，曾因校务有求于陆军部被拒，有感失信于学生，集会时在师生面前以手枪自戕，幸有侍从迅速将枪夺下。之后结识日籍看护佐藤屋子，与其结婚，婚后佐藤屋子改名为左梅。二人之女蒋英是著名音乐家，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妻。

1937年蒋百里在庐山为中国国民党高级军官讲学，将其所著结成《国防论》。蒋一生精心研究军事理论及世界军事状况，著作宏富，其军事著作大部收入《蒋百里先生全集》。其他著作有《孙子新释》，《欧洲文艺复兴史》等。

1938年将军病逝后就地敛葬。1947年其好友陈仪等协助迁葬，起棺时，竟然尸身不朽。其生前至交竺可桢大哭道：“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一时众人泣不成声。遗骸火化后迁葬西湖。

日本军校

振武学校：语言预科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日本陆军大学：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方可进入。

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预科毕业，入士官？

后人评价

蒋百里一生是一个职业军人，他致力于国防军的建设，并且为此投入了毕生的精力。以他的军事才华，如果在内战中施展，飞黄腾达，升官发财，一将功成都是唾手可得的事情。他没有去做，他的军事建设是为国家的，而不是为某个人，或者某个主义服务。他做的军事教育给中国留下了一个有一定专业素养的高级军官团。这些人大多没有蒋百里先生高尚的信仰，却毕竟学到了专业知识，对中国抵抗外侮的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凤遨游于千仞兮，非梧不栖。一片名利场中，孤独的蒋百里是寂寞的，却是高洁的。

蒋百里也是一员儒将，他代表了中国最后一代“士”的风骨 。物以类聚，蒋先生的朋友列出来就够人一惊，萧伯纳、泰戈尔、徐志摩、林徽因、罗素、杜威……蒋氏祖上是藏书大家，自幼即满腹经纶，以这样的骨格，其后融中西于一体，军事上、书法上、文学上、美术上、外交上，一经手其造就便可比肩一流高手。蒋先生青少年主编的《浙江潮》，其思想之尖锐深邃不亚于《湘江评论》和《新青年》。他所译的《西方文艺复兴史》至今为中央美院教材，谁能想象此书出自陆军二级上将之手？！可道其深似海。每每想起宋代大儒陆象山粗通围棋，居临安时，常如肆观高手对弈，回家后每每对秤空思，一日间忽然悟出，“此河图数也”，随后与临安第一高手对弈，连胜两盘。大海有真能容之量，蒋百里先生大致如是。

蒋百里先生的智慧是大聪明。比如对日抗战，蒋先生很明白上街发传单是干不掉日本兵的，他的做法是脚踏实地的对日本的社会、军事、政治各方面进行充分的研究，结合对中国的充分了解，完成专业的对日作战方略。如果说毛泽东回答了“中国能不能打赢日本？”这个难题，那么蒋百里就是回答“中国怎样能打赢日本？” 这个题目 。

蒋先生不是没有小聪明，比如西安事变，张学良想派个人去南京接洽停战，又怕南京不接受，问计于蒋百里先生。先生问：“这里的人你最讨厌谁？”张曰：“蒋鼎文。”先生说：“那就让他去。”南京很快停火。

如鹰之傲视宇内，一双慧眼背后是如椽的铁翼。

蒋百里先生是至情至性之人，大事上军校办不好作为校长便饮弹自戗，小事上比如他和左梅夫人的爱情为其家庭所不能接受，便致书曰：“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好，我马上就到日本来，要死也死在你的家里 。”作为一名将军，尤其是一个终生思考对日作战的爱国将领，这样的真切情谊令人动容，怜子如何不丈夫？也就是因为将军是这样的真情之人，他的朋友也是一样。北伐之后，蒋介石因百里先生不肯劝弟子唐生智解甲将其囚禁（百里先生认为唐素重情谊，自己去劝说唐必听从，但政治是政治，情谊是情谊，唐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决定，不当以师长身份压迫他），徐志摩带着行李来陪先生坐牢！而先生抗战开始后到广西，门生故旧们欢呼劝酒。有人以先生有枪伤不宜多饮相劝，将军拍案而起，道：“军人死都不怕，还怕喝酒吗？”遂纵情豪饮，一座皆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