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钧(1893年-1982年),江苏吴县人,出生于原正仪镇雅泾村(现江苏昆山市玉山镇)东北村。中国国民党军将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字慕尹。1893年6月14日,钱大钧出生于原正仪镇雅泾村(现为昆山市玉山镇东北村)的商人家庭。他的祖父钱伯熊,是前清贡士。父亲钱自梅,母亲江氏,兄弟3人,他排行老末。国民党元老,黄埔军校建校初期教官。早年积极参加反清倒袁,后在军阀混战中为蒋介石效力,被委以重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是蒋的八大金刚之一。曾担任重要职务: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
- 中文名
- 钱大钧
- 别名
- 慕尹
- 国籍
- 中国
- 民族
- 汉族
- 出生地
- 江苏昆山
- 出生日期
- 1893年7月26日
- 逝世日期
- 1982年7月21日
- 职业
- 国民党高官
- 毕业院校
-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 代表作品
- 《钱大钧上将八十自传》
- 籍贯
- 江苏吴县
- 年龄
- 90岁
人物生平
1913年参加上海袭击兵工厂之役,失败后曾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队十二期炮兵科留学,1914年初钱大钧去日本,进入东京大森浩然学社;10月加入中华革命党;本年底因日本侵占青岛,钱大钧愤而回国,入武汉陆军第二预备学校肄业。
1916年1月全国爆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钱大钧联络同志积极开展倒袁,引起湖北督军王占元的怀疑,遂秘密来到上海,在《时世新报》任日文翻译;6月袁世凯死,护国战争结束,钱大钧回湖北陆军预备学校继续学业,12月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留学预备队,编属入伍生炮兵队。
1917年4月,钱大钧因成绩优异被选送日本学习,12月进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第十二期炮兵科学习。
1919年5月钱大钧毕业回国,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第四队分队长。
1924年,任黄埔军校兵器教官、代总教官、参谋处长、军校教导营长、团长、国民革命军第1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第20师师长,广州警备司令,参加第一、第二次东征,大败陈炯明。
1925年1月任黄埔军校本部少将参谋长;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12 日东征军进攻淡水城,军校教导第二团团长王柏龄贻误战机被撤职,钱大钧代理军教导第二团团长,击败敌军;3月12日教导第一团在棉湖遭到敌军林虎部围攻,钱大钧情况判断错误,教导二团未能及时赶到鲤湖攻击敌人侧背,致使教导一团伤亡惨重,后教导第二团第一营营长刘尧辰主动出击,敌军腹背受敌全线溃败,学生军大获全胜;4月20日黄埔军官学校教导第三团成立,钱大钧兼任少将团长,23日任党军第一旅第三团团长,4月底又兼任黄埔军校代理教育长,并代行校长职务;6月参加了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的战斗;10月参加第二次东征,22日攻打海陆丰;12月22日,钱大钧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兼军长)第一师(师长何应钦)少将副师长兼参谋长。
1927年后,历任北路军总指挥、第三十二军军长、第3师师长等职。曾率部同贺龙、叶挺率领之红军作战、参与镇压广州起义。
1928年,兼任淞沪警备司令,后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教导第三师师长等职。参加蒋冯阎大战。
1930年5月钱大钧任南方前线总指挥,参加中原大战;7月兼教导第三师师长,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学员、教官编而成,辖第一团(团长张世希)、第二团(团长夏楚中)、第三团(团长张达)、第四团(团长周振强);11月7日教导第三师改编为陆军第十四师,钱大钧任师长;11月随陈诚到日本参观秋操。
1931年,兼任武汉要塞司令,第89师师长。
1932年,任第十三军军长、保定行营主任,豫鄂皖三省“剿共”军中路预备队指挥官、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武昌行营参谋长,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广州行营参谋长,军委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参谋长、主任、运输统制局参谋长、秘书长。西安事变时中弹受伤。
1935年4月4日,晋任陆军中将。
1936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在南京成立,钱大钧的第一处主管总务、参谋和警卫工作,侍从室成为直接秉承蒋介石意旨办事的实际权力机构,其地位凌驾于国民政府各部门之上;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钱大钧活动保定军校同学余汉谋反陈济棠,成功地解决了反蒋事变;
1936年9月26日,国民政府特加钱大钧陆军上将衔;11月兼任广州行营(主任陈诚兼)参谋长,全权处理行营重大军事决策;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钱大钧在华清池全力保护蒋介石脱险,指挥警卫部队拼死抵抗,被乱枪击中右胸重伤,被东北军急送医院抢救才幸免于难,25日事变和平解决,27日钱大钧等要员被释放。
1937年1月钱大钧到上海养伤,2月伤愈后仍任侍从室主任和侍卫长,后改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代理主任;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钱大钧随蒋介石巡视各地防务,并奉命两次到前线劳军;11月指挥有关部门将故宫古物七千余箱抢运重庆,保护了大批国宝文物。
1938年2月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改组,钱大钧任主任委员,专门指挥空军对日作战;4月29日参加指挥了武汉空中保卫战;5月20日组织空军远航到日本福冈、长崎投放“纸炸弹”,激励了中国士兵的士气,在国际上影响很大;11月,钱大钧和俞济时被蒋介石派往长沙调查“文夕大火”事件,张治中受到革职留任处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被执行枪决。
1939年初,钱大钧经宋美龄批准分配一批航空特别费时,只分给了少数几个高级官员,有人将此事密报蒋介石,被撤职查办,他在成都创办西泉中学,自任校长。
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同时利用“接收”之机大肆搜刮民财;10月10日授予抗战胜利勋章。
1949年2月19日任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3月 29日任川康滇黔四省联合“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
1950年5月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2年10月22日奉命假退役,任“总统府咨政”。
1958年5月24日领队参加第三届亚运会(东京)。
1960年2月任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
1963年钱大钧任台湾“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
1966年1月,“华航”向美国采购波音七二七喷气客机五架,开创了中国民航史上使用喷气客机的先例。1968年1月,钱大钧转任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名誉董事长。
1969年4月被聘为国民党第十届中央评议委员。1973年任台湾“中华全国田径协会”名誉会长。
1976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
1981年4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
1982年7月21日,钱大钧因肝癌在台北“三军总医院”去世,终年九十岁。
钱大钧拟制的作战计划,不仅为蒋介石所欣赏,也使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和“半个军事家”的刘斐等折服。
投身军政
1893年7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四日),钱大钧出生于江苏省昆山正仪乡(现为巴城镇正仪街道)的商人家庭。他的祖父钱伯熊,是前清贡士。父亲钱自梅,母亲江氏,兄弟4 人,他排行老末。4 岁时,他父亲带着全家迁居苏州。6 岁时,他进入私塾读书,读完四书五经。1902 年,他转入英华学校学习,后又转入新创立的初等小学就读;翌年,考入苏州城内羊王庙长洲高等小学堂,学习成绩很好,一直名列前茅,深得老师喜爱。14 岁时,其父病故,他家境更为清寒。两年后,母亲去世,为生活所迫,随次兄去上海经商。他以志趣不投为由,返回苏州,复读于长洲高等小学堂,1909 年因成绩优异而被学校保送入南京的江苏陆军小学第四期。从此,他和军旅生活结缘。学习三年,正值1911 年,爆发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陆军小学也在这场政治变动中停办了。钱大钧随即去上海参加学生军,投身于反对清政府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活动。当时,上海革命党人钮永建在淞江军政分府创办了一所淞军干部学校,他与蔡熙盛、薛栋等一起进入该校学习,6 个月后毕业,被派到弁目队当班长。
回校补训
1913年,江苏陆军小学堂改为学校。钱大钧回校补训,完成陆军基础教育,半年后毕业,回淞军任别动队排长。孙中山"二次革命"钱大钧时,江西的李烈钧和南京的黄兴出兵讨伐窃国大盗袁世凯,钱大钧随淞江钮永建组织的学生军和敢死队攻克上海郊区龙华,进而攻打上海制造局(现为江南造船厂),失利后,退到吴淞、嘉定一带,遂解散。1914 年,钱大钧被钮介绍去日本。至东京,他认识了孙中山,并加入了东京大森浩然学社,聆听孙中山的教导,亲承孙中山的革命熏陶。这年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出兵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盘。中国留日学生愤而归国从军,抵御外敌。钱大钧也于同年年底回国,应召赴武汉南湖,入陆军第二预备学校。
倒袁运动
1915 年元旦,袁世凯复辟帝制,引起全国人民的义愤。钱大钧联合同志,积极从事倒袁运动。而袁世凯则加强军阀统治,不断派兵镇压,到处搜捕革命党人。他被湖北都督王占元怀疑,无法留在武汉,于是秘密转到上海,先在《时事新报》担任日文翻译。一个月后,钮永建在淞江重建旧部,钱大钧便赴淞江,帮助钮组训新军,来往于上海及其附近地区,配合蔡锷等在云南发动的"护国"运动。第二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可耻地结束了罪恶的一生。钱大钧又回到湖北军校,恢复学业,于同年12 月毕业,递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7 年4 月,他以学习成绩优异被选送日本士官学校,在中国学生队第十二期炮兵科深造。
友何应钦
1919 年6月,钱大钧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任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第四队分队长。正逢直奉战争,学业遂陷于停顿。次年10月,他奉命参加复校工作,任第九期炮兵队队长。在筹备复校期间,钱大钧深感北洋军阀只重视权力之争,而不讲办学目的,因此深为厌恶。听说孙中山为了重建革命政权,于1921 年4 月在广州召开了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被选为"非常大总统"。
于是,他便辞去第九期炮兵队长之职,于1921 年南下广州,投入粤军第一师,师长是邓铿。钱被任为少校参谋,先后参加了西江战役、赣州战役、讨伐沈鸿英、林虎战役。这些战役的作战计划与命令均出自钱大钧之手,因而深得师长邓铿的信任,遂于1923 年晋升为中校参谋。自此,他与何应钦共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为日后的升迁打下了基础。
建校黄埔
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开办,钱大钧是建校筹备成员之一。
他因精于兵器学,被任为中校兵器学教官,不久,升为代理上校总教官,同年,升任校本部参谋处少将处长,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
钱大钧具有儒将风度,他有两方面才能:一是具有较坚实的军事基础知识,步炮射击和器械体操,均有较高技艺;二是具有较高文学素养,尤其对古文有较深造诣,深受蒋介石宠爱。蒋介石的作战文书多出自他的手笔。他和何应钦、顾祝同、蒋鼎文、陈诚、陈继承、刘峙、张治中八人被人称为蒋家王朝的"八大金刚"。
1925年10月,举行第二次东征,钱大钧亲率第三团防守博罗。22日,他率部攻打海陆丰,配合主力,将陈炯明部彻底消灭。12月22日,钱大钧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少将副师长兼参谋长。1925年1月,第一次东征时,钱大钧为校本部少将参谋长。东征途中,他协助蒋介石、周恩来指挥部队与陈炯明部进行了英勇的战斗。2月12日,东征军进攻淡水,受敌钳制,态势不利。第二教导团团长王柏龄缺乏指挥作战能力,没有掌握好部队,贻误了战机,遂被撤职。钱大钧代理该团团长,终将敌军击败。3月12日,棉湖战斗快结束时,第一教导团千余人,在棉湖的西北山地,遭到敌军林虎部主力的围攻,伤亡惨重。钱大钧率领第二教导团赶到,拼力奋战,粉碎了敌军的攻势,并乘胜翻越猴子岭,追击溃逃之敌,相继攻克了林虎部的后勤基地五华及司令部所在地兴宁。是年4月底,钱大钧被调回黄埔军校训练新兵,组建第三教导团,代理教育长并代行校长职务,旋出任党军第一旅第三团少将团长,6月,参加了平定军阀杨希闵和刘震寰叛乱的战斗。
晋升上将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蒋介石命钱大钧留守广州,任广州警备司令,负责治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钱大钧遂于第三天在广州积极配合李济深,逮捕、屠
杀共产党员和工人中的积极分子。白色恐怖笼罩广州上空。随后,他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北路军总指挥,受命巩固北粤,遣散改编部队。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后,钱大钧奉蒋介石之命,力图堵截。8月25日,钱大钧率部在瑞金的壬田与起义部队发生激战,结果,钱部两个团被击溃;8月30日,又在会昌激战,又有4个团被起义部队消灭。但钱仍不甘心失败,又多次堵截、战斗,始终未能消灭起义部队。10月初,起义军胜利突围。由于他"剿共"有功,他的部队改编为三十二军,钱晋升为上将军长。1926年1月,蒋介石辞去第一军军长职务,任命何应钦为第一军军长,晋升钱大钧为第一军第一师中将师长。随后,钱大钧与王柏龄对换,任第二师师长。
1928年,钱大钧被任命为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市党部常委,1929年春,又担任总司令部上将总参议。1931年1月,钱大钧调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八十九师师长,适逢教导第三师100多名伤兵闹饷和武昌第一纱厂、震寰纱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钱大钧不顾伤兵与工人的死活,蛮不讲理地说:"这是有共产党支持的。"派兵逮捕了一部分伤兵和工人,并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枪毙了多人。同年秋,武汉发生大水,钱大钧不思抗洪,挽救人民的生命财产,却拿着蒋介石的手谕说:"防共比防水更重要。"不准军队参加防汛,遂使汉口造成有史以来的最大惨案。
1932年春,钱大钧调任第十三军军长,指挥汤恩伯的八十九师、孙元良的八十八师,仍驻防武汉。蒋介石"围剿"红军的计划、方略、命令均出自钱大钧之手,而且他所辖的八十八、八十九两师,也是"围剿"苏区的主力。
指挥抗日
1936年1月,蒋介石正式成立了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下设两个处,钱担任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其工作直接对蒋负责,负责全国的政治、军事、党务等各项工作。侍从室的地位凌驾于国民党政府各部门之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侵华。12月,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由于钱大钧嗜财如命,得罪的人多,蒋介石不得不将他调离了侍从室。但由于有宋美龄的支持,他仍在航空委员会捞到了肥缺,担任了秘书长、参谋长之职。
1938年2月,他又接任航空委员会主任职务,专门指挥对日作战。
5月17日,十四中队由成都飞到汉口。18日,在武昌官邸,他们受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接见,在座的有钱大钧等陪同。同日下午,钱又召见徐焕升等8人,郑重地对他们说:"此行任务艰巨,但绝不是命令,必须出于自愿,你们还可以再考虑一个小时,而后答复我。"钱的话音刚落,徐等8人异口同声地答道:"我们弟兄都愿意这样干,请看我们的决心。"8人当场写了志愿书。19日晚上,徐焕升等驾驶"马丁"号飞机,起飞之前,他们从起飞基地给军事委员会发来电报,内称:"职谨率全体出征人员向领袖暨诸位长官行致敬礼,以示接受此项工作之莫大荣幸,并誓以牺牲决心尽最大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起飞后,机上不断与地面电台联系。钱大钧通宵守在电话机旁,不时与电台互通电话。飞机进入日本本土后,躲过探照灯的照射和高淞沪抗战期间,中国空军轰炸日军据点。在东京、大阪、长崎等地上空,将大量宣传品投掷下去,最后胜利返航。此事弄得日本朝野皆惊,防空部队也慌了手脚。5月中旬,为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穷兵黩武、害人害己的暴行,钱大钧组织空军远航日本本土夜投"纸弹"(即宣传弹)。当时有人问钱大钧:"为什么不用炸弹轰炸日本东京而用纸弹?"钱说:"炸弹不如纸弹来得意义大。加之炸弹太重,挂上炸弹,飞机飞不了那么远。"经过细致的研究,奇袭日本本土的行动计划报经蒋介石批准,最后确定由驻成都的十四中队队长徐焕升率本中队8人,执行这项艰巨而又危险的任务。当时,中国空军力量薄弱,如果从武汉起飞,燃料载量不够回程之用。他找徐焕升商量,徐说:"东海之滨,有个丽水机场,略加修整,就可起航。"钱大钧同意此案,立即布置修整丽水机场。
它激励了中国兵士的士气和民心,并获得国际上的赞誉。徐焕升等返回武昌时,钱大钧等特地到机场欢迎,并让他的女儿向英雄们献花。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领导人董必武等也到机场欢迎,并向空军英雄赠送了锦旗。
1939年初,钱大钧因私分军火被人告发,遭撤职查办处分。钱在四川落拓,他便到铜梁县虎峄镇西温泉创办西泉中学,自任校长,并制订了校训、校规。
1941年7月,钱大钧经何应钦推荐出任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何应钦兼主任)参谋长,不久改任秘书长;12月到仰光监督从缅甸紧急输送物资到云南。
1942年6月23日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兼点验委员会主任、军政部特别党部特派员,处理军政部日常事务。
1944年11月,钱大钧再次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
接收大员
1945年抗战胜利,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8 月13日,钱大钧被任命为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9月9日飞上海就任,期间向英国收回跑马厅、扩建南京中路、修筑吴淞口海堤,同时利用“接收”之机搜刮民财;10月10日授予抗战胜利勋章。
1946年3月5日,因贪污被人告发,钱大钧不得不辞职回苏州;5月,国民政府以抗战期间著有功绩嘉奖各战区参战将领,授钱大钧青天白日勋章;12月上海成立市体育协会,钱大钧任会长。
1947年4月被选为吴县参议会议长,7月当选为党团合并后的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1948年3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钱大钧作为上海代表被推为大会主席团主席。
1949年2月19日任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3月29日任川康滇黔四省联合“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5月1日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1月28日陪侍蒋由重庆飞成都,12月从海南岛去台湾。
台湾生活
1950年5月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2年10月22日奉命假退役,任“总统府咨政”。
1954年5月1日,钱大钧以台湾“足球委员会首席顾问”参加第二届亚运会(马尼拉);11月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
1955年6月“孙立人兵变案”爆发,台湾当局组织军事法庭并令钱大钧任裁判长,受命判孙立人无期徒刑。
1957年任“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常务监事和台北市私立戏剧学校董事长。
1958年5月24日领队参加第三届亚运会(东京)。
1959年1月16日率队参加第三届世界杯篮球锦标赛(圣地亚哥),并出任台湾“中华全国田径委员会”委员、远东旅行社董事长。
1960年2月任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
1963年钱大钧任台湾“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
1964年10月到日本参加第十八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并担任国际田径会议代表。
1966年1月,“华航”向美国采购波音727喷气客机五架,开创了中国民航史上使用喷气客机的先例。
1968年1月,钱大钧转任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名誉董事长。
1969年4月被聘为国民党第十届中央评议委员。
1973年任台湾“中华全国田径协会”名誉会长。
1976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
1981年4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
1982年7月21日,钱大钧因肝癌在台北“三军总医院”去世,终年90岁。
个人特质
钱大钧身材高大,相貌英武,早年积极参加反对清政府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活动,常年追随蒋介石,虽不善战,却具有谋略,公私分明,是蒋介石所推崇的高级幕僚;钱大钧胸无城府,不善交谈,性情偏激,贪财无度,重视仪表,爱与文人雅士来往,擅长书法,其钟鼎篆字苍劲有力,娟雅挺秀,为人彬彬儒雅,颇有古风,对佛学很有研究,通晓英文。著有《钱大钧上将八十自传》等。
人物轶事
熟悉国民党历史的人都知道,蒋介石有“八大金刚”,即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陈继诚、刘峙、张治中,他们都是从黄埔军校教官出身而起家的。在蒋介石集团中掌握兵权者,大都是八大金刚门下黄埔第一、二、三期的学生。
钱大钧是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生性儒雅,颇有书画诗词修养,更兼仪表堂堂,一派儒将风度。钱大钧的婚姻更是传奇,风流倜傥的他,竟然同时博得了名士欧阳耀如的长女欧阳丽藻与三女欧阳生丽的芳心,娶为大小夫人。美貌的姐妹花共事一夫,堪称民国奇闻。钱大钧的婚姻,引来了同时代许多人的艳羡。
钱大钧的岳父是民国名士欧阳耀如,江西吉安人,一直在上海从事银行业。欧阳耀如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江西独立时,被推举为江西省议员。孙中山组织南方政府,他又赴广东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工作。欧阳耀如一妻一妾,生有6个千金。长女欧阳藻丽很漂亮,早年许配于钱大钧。
1928年,钱大钧在上海任警备司令期间,夫人欧阳藻丽突患重病,经上海多家大医院中西医进行治疗,病情不仅没有好转,而且一天天危重,医院的病危通知书下了一次又一次。欧阳藻丽眼看自己病入膏肓,知道来日无多,想到自己儿女的年纪都很小,自己死了,丈夫必定要再娶,幼小的儿女一定会受到后娘的排斥、虐待,她越想越放心不下,便把丈夫叫到病榻前,口述遗嘱,交待后事。她表示,她死后支持丈夫再娶,但不准娶别人,只能娶她的妹妹欧阳生丽。这样,她既是姨妈,又是继娘,亲上加亲,一定会善待她的未成年子女。接着,她又向父母和妹妹欧阳生丽表达了自己的遗愿。父母见女儿病成这个样子,束手无策,对此也只好默许。
欧阳生丽这一年才17岁,面容姣好,身材修长,时尚靓丽。她性格活泼开朗,又受过良好的教育,颇具才华,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南国女子。钱大钧对这位美丽的小姨子早已垂涎三尺,如今妻子立下这样的遗嘱,真是天赐尤物,正中他的下怀。而欧阳生丽呢,也对姐夫很崇拜,姐夫虽然比自己大18岁,但还尚在壮年,加之他文质彬彬,十分儒雅,对情窦初开的她颇具吸引力。尤其是姐夫那显赫的政治地位,高官厚禄,对她的诱惑极大,所以,她没有拒绝,爽快地答应了姐姐。
于是,为了关照身患重病的欧阳藻丽,姐夫小姨子两人常在一起,过从甚密。钱大钧的百般温存,以及成熟男人的魅力,很快使欧阳生丽堕入爱河不能自拔,神魂颠倒地爱上了这位姐夫,只等姐姐眼睛一闭,自己就是名正言顺的钱司令夫人。
命运往往喜欢和人开玩笑。谁知,病得奄奄一息已经准备后事的欧阳藻丽,几个月后居然奇迹般慢慢的好了起来,而且恢复得光彩照人,美貌依旧。但此时,欧阳生丽与钱大钧已情深似海,且早已有了夫妻之实了。欧阳藻丽此时想食言也来不及了,也认了与妹妹共夫的局面。岳父欧阳耀如眼看生米已煮成熟饭,亦无可奈何,只好同意钱大钧与妻妹欧阳生丽正式订婚结婚。钱大钧就这样又讨了年轻漂亮的小姨子,两美俱占。这样,欧阳氏家中便出现了两女同婿的奇特状况。
1929年,蒋介石将桂系残留的武昌军官学校学生改编为武汉军官分校第七期,委任钱大钧为教育长,实行一整套所谓的新式教育。钱大钧,躯干修长,一贯沉默寡言,平素服装整洁,在他的部下和学生面前总是装出一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样子,对学生们的训话也总是强调厉行蒋介石所提倡的什么“新生活”运动,要求大家“注重礼义廉耻”,“注重军人风纪”,发扬所谓的“黄埔革命精神”。但钱大钧的两个美貌妻子引来了大家的非议,同宿姐妹花还讲什么所谓的“新生活”呢?有胆大者还写了几句话公然贴出:“湖上有园,园中有风景。同昏官,景色宜人喜洋洋。一夫两妻同枕共床,姐妹成双效鸳鸯,高谈旧道德礼义廉耻,历行新生活男盗女娼”。
此事令钱大钧很尴尬。武汉军官分校经理处第三科科长钱仰周因欲巴结钱大钧,便找教育处长赵锦雯要求追究此事,说:“教育长的家事,也要别人来管吗?老百姓讨三妻四妾的多的是,教育长有两房家眷,这算什么稀奇?”赵锦雯旋即派人进行调查,但那个写诗的人杳如黄鹤,始终未查出,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陆军大学第17期毕业的中共地下党员段仲宇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时,与顶头上司钱大钧私交很不错。据他回忆,在侍从室的那段时光,他常常去钱家吃饭,每次都和钱大钧及其两位夫人一起就餐。大夫人欧阳丽藻生性比较沉默,话不多,给人一种沉稳厚道的感觉。二夫人欧阳生丽性格开朗,比较活跃,打扮得也年轻入时,平时陪钱大钧参与社交活动也较多。但姊妹俩亲情融融,和睦相处,互相尊重体谅。段仲宇一次也没有看到姊妹俩有什么龃龉,或者闹什么争风吃醋。
1949年,钱大钧携二夫人欧阳生丽随蒋介石逃往台湾。他的晚年任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战略顾问等,基本上都是虚职,幸有欧阳生丽陪伴他走过这段时光。欧阳生丽就像赵一荻对少帅张学良那样,一往情深始终不渝,多年来无微不至地侍奉着钱大钧,直至他于1982年以90的高龄在台北病逝。
蒋介石密令
2015年2月4日,一批罕见的蒋介石密令在保利艺术博物馆亮相。这批密令主要是抗战期间蒋介石写给亲信侍从钱大钧的,内容从军政要务到日常琐事,无一不包。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月12日。
据现场展览负责人介绍,蒋介石为了不让自己的亲信侍从在外面吃拿卡要,他密令钱大钧传达手令,“凡侍从人员,非经中正许可,不得对外应酬宴会,特务员、侍从官等,如有嫖赌等不正行为,一经查明,概照军法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