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厉王是西周后期的重要君主，其在位时期周王朝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世文献对于周厉王时期的专利政策、国人暴动、共和行政等重要事件的记载，一直为学界所探讨。古往今来，学界将周厉王时期的治国举措归结于服务自身利益的需要，其统治也被以“暴虐无道”相称，周厉王亦被冠以“昏君”、“暴君”之名。周厉王之时为何会发生暴乱?
一、频繁战争加剧社会动荡
西周中晚期以来，东南地区的淮夷反叛无常。西北地区猃狁的活跃又给周王朝增添了新的危机。为加强对东南、西北地区的控制，维护要服、荒服秩序，周王曾积极组织征伐淮夷、猃狁的军事活动。如：昭王两次南征荆楚、穆王西征犬戎、孝王征伐淮夷、夷王征伐“太原之戎”等。
长期对付东南淮夷、西北猃狁的战争冲击着周王室的政治统治，厉王至平王之际，天降怒于世人，国家灾祸更甚。周灵王之子太子晋在劝诫灵王时，提到“自我先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至于今未弭。”自厉王始，西周面临着全面危机，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冲击。不仅是西周政权受到冲击，淮夷、猃狁的叛乱，也让民众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民靡有黎，具祸以烬。”
郑笺：“言时民无有不齐被兵寇之害者。”淮夷的入侵往往达到周王室附近的洛水流域，猃狁也曾入侵至周王室附近的筍邑、京师等地，不仅抢夺当地的生活物资，还俘获大量民众。战事频繁，扰乱了民众农事的进行，影响了人们的耕作生活，以致人们生活颠沛流离。大规模的征讨战争及宗周至东南地区的过长战线加速周王室财力的消耗，以致国库日渐空虚。周厉王为给战争提供更为充足的兵源以及钱财的支持，最先加大了征兵的力度。
二、止谤政策激化社会矛盾
各级贵族为获取更多山林川泽之利，纷纷将沉重的赋税转嫁于底层民众身上，加大对民众的剥削。沉重的赋税使民众的生活困苦不已，对周王室的不满和怨恨日益加深。故王室大臣芮良夫有感：“民不日幸，尚忧思。”
周厉王对于西周旧制的改革一经实施便遭到各级贵族的强烈反对。厉王不悦，任用卫巫监谤以压制国人的言论。王朝大臣召公以防川之害为由劝诫厉王：“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此。”呼吁厉王要听取民众的意见，应使谏言上通于王，王亦应下察于民，以致上下通达，才是为政之道，不应轻易垄断言论通达的途径。
但召公的肺腑之言并未被采纳。周厉王仍旧一意孤行，实行高压政策，以致国人相见不敢言，唯以目示意。然而，君主通过听取民众的进言，以保持政治的清明，以考察政治得失，实为治国之道。赵文子冠曾言：“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风听胪言于市，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辨妖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
厉王钳民之口的举动，实为堵住了言路。厉王统治三十四年，其告于召公言：“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这一举措所付出的代价便是厉王忽略了民声，看不到民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惨状，最终失去民众的支持。正如芮良夫所述：“君子而受谏万民之咎，所而弗敬，譬之若重载以行崝险，莫之扶导，其由不摄停。”
郭沫若评价道周厉王的举动：“奴隶主贵族的反动阶级本性使厉王利令智昏，他命令卫巫监视国人的活动，禁止国人谈论国家政事，违者杀戮。”民怨的积压加速了民众与周王室之间的矛盾，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矛盾迅速达到顶端。《史记周本纪》载：“三年，乃相与叛，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至此，国人暴动席卷整个西周王朝，国家政治形势急转而下，王权危机日益严重。
三、朝臣的态度转变
厉王改革扩大了周王室的经济来源，但却损害了各级贵族以及国人的利益，以朝臣、诸侯、国人对于厉王的统治日益不满。《国语周语》、《史记周本纪》记载朝臣芮良夫、召公等人直谏厉王“专利”、止谤政策的弊端，厉王不听，反而实行高压政策以压制，以致言路受阻。周厉王暴虐无道，任用奸恶小人治理朝政，使朝臣不便直陈君王之恶。懿王时期，便有诗人作刺以谏于政，间接劝诫君王以善道治天下。故朝臣在言路受阻的情况下，以诗谏王，抨击厉王之治，亦为当时的政治传统。《诗经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抑》、《桑柔》五篇为变大雅之篇章。
诗序言皆为刺厉王诗。《民劳》一诗所反映出的政治混乱、肆意用刑、奸宄横行等国家情况与周厉王时期的任用专利之人，实施专利等情况相符。因此，此诗应作于厉王国人暴动之前。诗中，召穆公悲悯百姓的悲惨生活，反复强调“民亦劳止”，且每章前四句强调百姓的生活已经困苦不堪，民乃一国之本，百姓劳苦则国家必定面临危险，力劝君王重视民生。
诗的中四句，召穆公则强调君王对于“无良”、“惛怓”、“罔极”、“丑厉”、“缱绻”之人，尤要警惕。若任用奸佞之人，则会祸乱朝政，威胁国家政治。召穆公之言，表明了厉王执政时期，进行人事改革，任用荣夷公一事，已招致王朝卿士的不满。对于厉王止谤之举，朝臣也多加斥责。诗序云：“《板》，凡伯刺厉王也。”笺云：“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
人为王卿士”凡伯言：“天之方懠，无为夸毗。威仪卒迷，善人载尸。”郑笺：“……君臣之威仪尽迷乱。贤人君子则如尸矣，不复言语。时厉王虐而弭谤”厉王实行止谤政策，而招致言路不通，朝中贤人无谏言之道，实为周厉王用人之弊。“无独斯畏”与《左传召公二十六年》载：“万民弗忍，居王于彘”一事相关。
此诗应作于国人暴动之后。凡伯经历国人暴动后，劝诫君王应竭力维护公卿贵族之间关系。表明，厉王执政时期，公卿各级贵族与周厉王之间已出现君臣离心的迹象，二者关系十分紧张，矛盾加剧。《桑柔》一诗为王朝卿士芮良夫所做，《潜夫论遏利篇》载鲁诗言：“昔周厉王好专利，芮良夫谏而不入，退赋《桑柔》之诗以讽，言是大风也，必将有遂，是贪民也，必将败其类。”
诗中直言：“天降丧乱，灭我厉王”意指整个西周社会发生了变动，应是作于国人暴动之后。芮良夫也对厉王之治进行了抨击。厉王执政时期，兵祸战乱频繁，使国家遭受危难。芮良夫直言：“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靡有旅力，以念苍穹。”笺云：“恫，痛也。哀痛乎，中国之人，皆见系属于兵役，家家空虚，朝廷曾无有同力谏诤，念天所为下此灾。”
征战之祸，兵役之苦，使芮良夫发出感叹：“靡所止疑，云徂何往?”战争频繁，兵役无休无止，民众又当何去何从?西周国力日渐疲敝，令芮良夫对于周厉王执政时期的用兵策略深感不满。诗言：“忧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郑笺：“辰，时也。此士卒从军久，劳苦自伤之言。”
诗中表达的是士兵久战不得归的忧伤之情，也是芮良夫借从军之苦、士兵之忧，来表达一代老臣对于国家战事的不满、国家前途的担忧以及自身前途的迷茫，因而发出生不逢时的感伤，这是芮良夫发自内心的呐喊。正如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言：“《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
四、总结
以召穆公、凡伯、芮良夫为代表的朝臣以诗谏王，对于厉王的抨击集中于国君的治民之道、用人之道、治国策略等问题。从召穆公、芮良夫等人的抨击中，不仅反映出西周危机严重，同时也表明国人暴动前周王室内部的矛盾不断加剧，周王与贵族阶级间的权力较量升级。
由于周厉王一意孤行，实行暴政，使厉王与公卿各级贵族最终离心。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反对厉王暴政的各个阶级在利益的驱使下达成一致，最终形成与以厉王为首的荣夷公、虢公长父等革典派大臣相互对立的局势。
在国人暴动之前，此局势已经形成，二者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厉王与公卿各级贵族最终离心。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反对厉王暴政的各个阶级在利益的驱使下达成一致，最终形成与以厉王为首的荣夷公、虢公长父等革典派大臣相互对立的局势。在国人暴动之前，此局势已经形成，二者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