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往往就会得出有差异，甚至大相径庭的结论。典型例子就是对南梁女诗人刘令娴的评价上。
这位才华横溢的女子在历史上的评价可谓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她不知廉耻，也有人说她至情至性。如此矛盾的评价为何会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呢?这一切就源于人们对其诗句的不同解读。
梁朝的《太清记》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刘孝仪诸妹，文采质艳，甚于神人也”。而且《南史》中的刘孝绰传中，更是着重突出了刘令娴的才华横溢，见当时的人们对于刘令娴文采的赞扬，从当时的记载来看，并没有什么关于刘令娴的不堪事迹。
刘令娴真正的“风评被害”，大概源于明朝。
明代的一些学者对于刘令娴的生平和诗歌，并没有
从严谨的诗歌批评的角度出发，而是以如同“小说家”一样的方法，把刘令娴的一生进行了加工和改造。
而这其中，又以杨慎为典型代表。
杨慎在他的《升庵诗话》中就对刘令娴的诗文《光宅寺》大加改造，不仅将其题目修改为《光宅寺见少年头陀有感》，更是将刘令娴的另一首诗缀在了这首诗后面，形成了一首新诗。我们来看看这首新诗额内容：“长廊欣目送，幽隐无人声。两叶虽为赠，交情永未因。同心何处切，栀子最关人。”
这首新诗的内容再加上新的标题，看起来无不暧昧。特别是标题的修改，指出刘令娴此诗是因为遇到了年轻的头陀才有感而发的，无形之中制造了一种噱头。这种称得上是“大尺度”的修改自然是杨慎的有意行为，他的这一修改，原本是为了体现文人的风流形象，借这个赫赫有名的才女加美女刘令娴之手编纂出动人的韵事。他从好事者的角度出发，只关注自己编纂的故事是否精彩，至于此举在文学批判家们严肃的角度看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是毫不在乎的。虽说杨慎的对刘令娴诗歌的改造并非出自对刘令娴个人的不满或评价，但以这种方式对刘令娴的诗歌进行的宣传，对后人解读刘令娴诗歌还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如果说杨慎更多的是在刘令娴的诗作上下功夫，由此编纂她的风流韵事，那么明代的另一些学者则是直接对刘令娴的生平履历大加编造。
典型的代表就如彭大翼和高棅。在彭大翼的著作中有这么一条记载，说刘令娴的兄长刘孝绰出了一句诗，大家接出来都缺了几分味道，独独刘令娴出口成句，对答如流。这条记载，不仅仅在明代之前查无出处，更令人生疑的是，彭大翼等学者在记载这段故事的时候并没有说出其出处，这就不免让人对这段故事的真实性打个大大的问号。
再有就是，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刘令娴生活的年代在南梁，可是在高棅的《唐诗品录》中却说刘令娴是隋末唐初人。高棅是什么人啊，他对唐代文学影响之深，流传之广无需赘言。可就是这样有着超然地位的名流，竟然有着如此荒诞不经的观点，也无怪乎高棅受到了同时期学者周婴的辛辣嘲讽。
明代学者对刘令娴诗作及生平的杜撰编造，一方面由于明代中后期较为自由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则要归因于明代学风的浮躁空疏。
到了清代，虽然清代的学者的兴趣不再着眼于对刘令娴诗作及生平进行杜撰臆想，但对其
文本的批判，也很大部分受到了明代的影响，对其进行了先入为主的道德评价。
许多清代学者并不关心刘令娴诗作真正的思想深意和文学价值，只是纯粹简单的望文生义，截取刘令娴诗作中所谓“香艳”的诗句，对其大加批判，然后上升到伦理道德的层面，把刘令娴武断的判定为封建礼教所不容不齿的“淫荡”妇人。被最多人所提及的一首诗是《期不至》，内容如下：黄昏信史断，衔怨心凄凄。回灯向下榻，转面暗中啼。我们先不论这首诗歌的内容如何，后来据考证，这首诗并非刘令娴的诗作，应该是出自姚翻之手，崔东壁和王渔阳等学者嘴上说着考古辨伪，却连诗作的归属都未查清，就通通归于刘令娴名下，大加批判，显然是很不厚道甚至有点无耻的行为。
综上看来，刘令娴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是非恩怨，很大一方面原因是因为她在相关史书典籍中留下的记载较少，这就给了好事者编纂发挥
的空间。再来就是南朝诗人的诗作，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描摹事物直接可感的形貌，而是需要用心去体会其含有的独特的诗意
内核。如果只是简单附会，穿凿的解释，难免有失公允。刘令娴备受误解的“粉诗”人生，就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