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初年兴起了大教派，其中全真教是出现的最晚的，也是实力最强的，教团的一些古代人物文化程度也都非常的高，在历史上留下来的著述、史料等等也都是最为丰富的，约占三派新道教史料的三分之二以上，足以提供相当清晰的全真教历史面目。

全真道创立者王喆(1113—1170年)，原名中孚，入道后改名喆，字知明，号重阳子，陕西咸阳大魏村人，出生在一个“家业丰厚”、“以财雄乡里”的地主家庭，从小读书，修进士业，为京兆府学生员。

金代刘祖谦《重阳祖师仙迹记》称他“美须髯，目长于口，形质魁伟，任气而好侠”，是一个颇有豪气、才气的富家子弟，和出身于这种家庭的大部分人一样，王喆年轻时热衷于仕进，然生不逢时，世途多艰，青年时期，正值宋、金交兵，生灵涂炭。

当时一般抗金起义的人，都把希望寄托于南宋。但软弱腐朽的南宋朝廷很不争气，屡败于金，未几向金议和称臣，金在北方的统治渐趋稳固，开始设科举拉拢汉族士人。

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下诏开科取士，分设女真与汉人进士科，王喆也参加应试，他改名德威，字世雄，弃文习武，考中了武举。但仕途坎坷，直至47岁，只做过小吏，郁郁不得志。

正是：“天遣文武之进两无成焉，于是慨然入道。”

王喆是在金朝统治稳固后依附金廷而又被排挤出官场的一类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

他们和金女真贵族之间当然有很深的民族矛盾，心底里埋藏着亡国易服之辱，及对民族压迫的不满，但其阶级利益，与女真贵族终归有一致之处，因此他们也愿意为金廷服务。

但当仕途失意之时，他们便无法遣除内心的种种抑郁愤懑，而宗教，正是一条既能安慰精神创伤、又对封建社会有所裨益的出路，于是，他们中的一类人，如王喆，便走向宗教道路。

他自称于正隆四年(1159年)在甘河镇酒肆中遇异人授以真诀，有诗自述云：“四旬八上始遭逢，口诀传来便有功。”

遇奇人授以修炼口诀，完全是可能有的事，但从去王喆不远的金朝人金源璹、刘祖谦所撰的两篇传记看，王喆大概没有说明他所遇异人的姓名，只是提供了一个神秘的故事，叫人们去猜想。到王喆门下，便明确以他所遇异人为鼎鼎大名的吕洞宾。

在王喆的《重阳全真集》中，也有师承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之说。这种说法，大概未必出于后人的伪托。

钟、吕、刘是当时社会上享有盛名的活神仙，内丹派的代表人物，自称得活神仙的真传，表明其渊源有自，正是王喆这样一个聪明的创教者应该采用的手段。从全真道的教义来看，也确属北宋钟吕系内丹派的继承和发展。

当然，王喆所遇，未必是吕洞宾，但很可能是钟吕系内丹的某一位传人。

甘河“遇仙”后，王喆假托疯病，弃家入终南山南时村修炼。

他掘地为隧，封高数尺，在四隅各栽海棠一株，以表“欲四海教风为一家”之志，居于穴中修炼，名为“活死人墓”，外则佯狂装疯，自号“王害风”。

与他同时出家入终南山修炼，而且师资渊源相同者，还有李凝阳、和德瑾二人。

王喆修炼三年后，自填其穴，迁居终南山刘蒋村北，结庵修炼。一直到大定七年(1167年)，他只招来史处厚、严处常等不多几个徒弟，在附近没产生多大影响。

这年夏天，他忽然焚其所居茅庵，东出潼关，赴山东半岛传教。

王喆的出家修道与东行传教，与金廷的道教政策紧密相应。

早在皇统八年(1148年)，金廷就曾召见太一教主萧抱珍，表示了对民间新兴道教的承认保护。大定七年(1167年)，金廷召见大道教祖刘德仁，诏居中都天长观，赐“东岳先生”号，表现出对民间新道教的鼓励提倡。王喆正是在这个时候出关东行，开始创教传教的。

王喆到达山东后，在宁海一带活动，很快便赢得信众，收了七大弟子，后称“七真”。七真多出身于豪门富户，与王喆属同一阶层。

大定七年(1167年)七月，遇王喆于州之怡老亭酒席上，马从义见王喆颇有“仙风道骨”，问“何为道”?王喆答曰：“五行不到处，父母未生时。”

马奇其言，乃邀之于家，事以师礼。王喆于马家后园结庵而居，匾其居曰“全真”，是为全真立教之始。

王喆为诱化马从义入道，令锁庵斋居百日，每日只进一餐，示以丹功异能。

马从义妻孙不二反对丈夫从王喆学道，王喆为劝诱他们夫妇，每10日索1梨，切成若干块以寓意，分送马从义夫妇，自2块至55块，每送一次，皆作诗词歌颂附之，劝他们看破恩爱牵缠，出家学道，马从义夫妇亦对答唱和，如是多番劝诱，马从义才下决心弃家入道，取名钰，字玄宝，号丹阳子。

王喆命他写入道誓状焚化，跟着他乞食于街市，过云游道士的生活。

马钰之后，谭处端、丘处机、王处一、刘处玄、郝大通、孙不二六人也相继随王喆出家入道，全真门下，一时人才济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