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怪杰辜鸿铭生平 辜鸿铭经典事迹有哪些?

清末怪杰辜鸿铭简介

辜鸿铭(1857.7.18-1928.4.30),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祖籍福建省惠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

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和《中国人的精神》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生平经历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1870年,14岁的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此时,辜鸿铭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操九种语言。

1880年,辜鸿铭结束自己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

1881年,遇到马建忠并于其倾谈三日,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学习中国文化。

1883年,开始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

1885年,辜鸿铭前往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张之洞实施新政、编练新军,也很重视高等教育。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1893年11月29日,在辜鸿铭鼎力谋划并拟稿,再呈张之洞审定,于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以《设立自强学堂片》上奏光绪皇帝,筹建由国人自力建设、自主管理的高等学府——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得到钦准。自强学堂正式成立后,蔡锡勇受命担任总办(校长),辜鸿铭任方言教习,成为自强学堂一代名师。

1915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国文学。《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提出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用人主张,创中国大学昙花一现的鼎盛时代。辜鸿铭被邀请教授英国文学。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三年,其间曾赴台湾讲学,由台湾远亲鹿港辜家的创始人辜显荣招待。4月23日,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辜鸿铭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熊希龄、蒋梦麟等前往北京前门车站迎接。同年,见溥仪。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回到故国。不久妻子淑姑去世。日本人推荐他做新组建的“安国军政府”大帅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对这位穿前清服饰,留小辫的老古董很奇怪,直截了当地问:“你能做什么事?”辜鸿铭怔怔地看着这位大帅,丝毫也找不到当年张之洞总督那待人如宾的影子,乃拂袖而去。

1928年4月底,奉系军阀张宗昌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辜鸿铭也有意前往执掌。但染了感冒,请了法国医生来看,不见好转。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辜鸿铭经典事迹

20世纪初,辜鸿铭先生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华府会议。某次酒会上,一个浅薄的美国女士坐在辜鸿铭旁边。望着这个形容古怪的中国老头,她一时找不到话题。

在上场时,终于忍不住,学着唐人街腔的破碎英语,一字一字地问道:“likesoup?”(喜欢这汤吗?)辜鸿铭礼貌地点头微笑。女士认为这个Chinaman连最浅的英语都听不懂,便不再答理他了。

酒过三巡,辜鸿铭起立致词,操一口流利典雅的英语,全座为之赞叹不已。辜鸿铭坐下来,也学那女士的腔调,低声问那已经羞得满脸通红的女士道:“likespeech?”(喜欢我的演讲吗?)

辜鸿铭曾对学生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便是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要去革命,到现在仍在革命。而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在保皇。”

有一年,袁世凯的部下张勋过生日,辜鸿铭送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残菊犹有傲霜枝。”事后,辜鸿铭故作神秘地问胡适,这副对联有什么含意。

胡适笑答:“‘残菊犹有傲霜枝’,当然是指张大帅和您老的辫子了。但不知‘擎雨盖’是指什么?”辜鸿铭答:“‘擎雨盖’就是清朝的大帽子。”于是两人抚掌大笑。

辜鸿铭很主张男人要娶小老婆,认为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他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


辜鸿铭很重视维护儒家学说的传统价值,1893年他在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备铸币厂时,有一天铸币厂的外国专家联合请辜鸿铭吃饭,大家对辜很尊重,推他坐首席。

宴会上,有一个外国人问辜鸿铭:“你能否给我们讲讲贵国孔子之道有何好处?”,辜鸿铭立即说道:“刚才大家推我坐首席,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如果今天大家都象你们西方所提倡的竞争,大家抢坐首席,以优胜劣败为主,我看这顿饭大家都吃不成了,这就是孔学的好处!”

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六十岁生日,嘉兴才子沈曾植(进士出身,满腹经纶)前来祝寿,辜鸿铭高谈阔论中西学术制度,沈曾植却一言不答,辜鸿铭甚感奇怪,问他为何不发一言?

沈曾植说:“你讲的话我都懂;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两年后,辜鸿铭听说沈曾植前来拜会张之洞,立即叫手下将张之洞的藏书搬到客厅,沈曾植问辜鸿铭:“搬书作什么?”

辜鸿铭说:“请教沈公,哪一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书你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说:“今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辜鸿铭回国后,在两广总督署和湖广总督署的幕府当了二十年的幕僚,很受张之洞的器重。可是辜鸿铭却敢拿张之洞和端方这前后两任湖广总督开涮,他说:“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端方)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

清朝末年,辜鸿铭步入仕途,到外务部任职,官运还不错。由员外郎升郎中,再升左丞,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但好景不长,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宣统皇帝逊位,辜鸿铭的官也当不成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请他到北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和拉丁文等课程。

辜鸿铭对蔡元培是敬重的,在他眼里,当时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另一个就是他自己。所以,“五四运动”之时,蔡元培请辞校长,辜鸿铭也是积极挽留派,但他的理由却是:“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有一次,中日甲午战争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接触。辜鸿铭作为幕僚送给伊藤一本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

伊藤早知道辜鸿铭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

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竟一时语塞。

辜鸿铭和胡适可谓是最大的冤家对头了,辜鸿铭蔑视西学,而胡适却推崇西学。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也多次交锋。在剧中也有双方对孔教的争论。

胡适1917年刚被聘为北大教授时,作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做了一次演讲,用英文念了一句荷马的诗,结果下面也传来了一阵英文,意思是胡适先生的英语是英国下等人的发音,而嘲讽胡适的也就是辜鸿铭,这便是两人的第一次冲突。之后就是各种冲突不断。

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十一

说起辜鸿铭,留给国人印象最深的,大概要算那条拖在他脑后的长辫子了。这在北京,称得上出土文物式的一景。辜鸿铭的辫子,并不是仅仅为了复古而留。

早在英国留学时,他已剪掉辫子,西装革履,一副洋派。后来人人谈论反清革命,他反而把满清人硬栽上的辫子重新留了起来。

原因很可能是“立异以为高”。当然,也符合他复古派的身份。北大的学生嘲笑他,他反唇相讥:“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