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

　　张君劢为何受到国共两党的欢迎

　　张君劢作为抗战时的第三种力量，是举足轻重的。他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积极从事革命运动。“这一时期他起的进步作用是主要的”。

　　张君劢一生不置产业，又无积蓄，流亡美国后，生活十分清苦，只靠每月百把块钱美金的养老费和一点稿费生活，“身上常常一文不名”。台湾国民党当局想拉他，曾给他多次经济资助，他拒绝。1961年，他要到德国去讲学，台湾教育当局给他汇去一笔数目可观的美金，算是雪中送炭，本以为他会笑纳，没想到仍被如数退回。直到1969年去世，他没有接受过台湾国民党的一分钱。

　　共产党也没有忘记他。50年代初，张君劢的老友、爱国人士陈叔通受中共委托，曾致函于他，诚邀他回国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被张拒绝。周恩来也曾派出访印度的张经武欲见张君劢。但张托人告知，“自己住在英帝国主义的宅中，不必麻烦”，而拒之。显然，他看重的还是自己所坚守的中立的政治立场。

　　如何评价张君劢

　　张君劢一生充满着矛盾。他既被国民党绑架过和软禁过两年，其著作多次遭到国民党的查禁，又是蒋介石的座上客，支持过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他既与共产党有过很不错的关系，59岁生日时周恩来还送过他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又与共产党人势不两立，1949年被毛泽东宣布为“战犯”而遭通缉。

　　就学术一方面而言，他创办过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当过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是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挑起者和后来《文化宣言》的发起人，与丁文江、陈独秀和胡适打过笔墨官司，并先后有《人生观》《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论》《中国专制君主制之评议》《主国之道》《明日之中国文化》《新儒家思想史》等论著发表和出版，被公认是现代新儒家的重镇。他既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长期担任民盟中央常委，又违背民主同盟的政治原则，率民社党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国大和政府，被民主同盟令其退盟。

　　他既热情地宣传介绍过十月革命，又对十月革命进行过肆意攻击，一生以反对中国走俄国人的道路为鹄的。

　　他提倡过妇女解放，抨击过封建大家庭对妇女的压迫，然而1922年他却顽固地不许他妹妹张幼仪在与徐志摩离婚后改嫁，而他自己则毫不犹豫地与一字不识的发妻离了婚，重新娶了一位知识女性……

　　张君劢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但他在政治与学术这两个领域里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反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却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并于1949年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不满于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却依然如故，而且是变本加厉；他反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却成了新中国的指导思想；他提倡复兴儒学，直到他1969年逝世……他的主张在中国始终没有真正实行过。

　　张君劢虽然不是一个成功者，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学术史上的地位不重要。实际上，在这两个领域里的许多方面，他都产生过有形或无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