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鼎(？——公元1226年)字和之，金朝代州繁母寺(今山西境内)人，尚书右丞胥持国之子。大定二十八年(公元1188年)中进士。为官以能干著称。不久升至大理丞。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其父胥持国去世，胥鼎离任服丧。承安四年，服丧期满的胥鼎告别家乡，又回到朝廷任职。金章宗问宰相道：“胥鼎是已故大臣家的孩子，他的才能怎样？”宰相说：“此人很干练，会办事。”金章宗点了点头，不禁想起了昔日的大臣胥持国。金章宗为太子时，胥持国便在他身边。这位曾经给自己进献美女并传授房中秘术的心腹重臣，最后因御史台弹劾，不得已退休，并死于军中。现在他的儿子要来谋取一个职位，金章宗不得不另眼相待。但是当时没有别的空缺，不得不暂时让胥鼎担任尚书省著作郎这一闲散职务。不久，胥鼎迁右司郎中，后又转任工部侍郎。这样，胥鼎便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
振军安民、定策拜相
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胥鼎针对当时专程派人送达文檄的制度，上书章宗皇帝，建议用急递铺转送文檄，以节省人力物力。金章宗欣然接受，便形成定制。这一定制给当时繁多的文书、战报传送带来了很大方便。
泰和八年，金章宗病故于福安殿，留下遗诏，由皇叔卫王即位。卫王接受诏书发丧，即皇帝位，是为卫绍王。但他继承下来的不是国泰民安，而是内忧外患日重一日的局面。至宁元年，金中都受到蒙古的威胁。危难之时，卫绍王以户部尚书胥鼎为参知政事。希望这位有才能的大臣能助他一臂之力，共渡难关。不久，金国右监军都元帅纥石烈执中发动兵变，入宫杀死卫绍王，立完颜珣为帝，即金宣宗，并改元贞佑。
贞佑元年(公元1213年)十一月，胥鼎转为泰定军节度使，兼兖州管内观察使。还未赴任，又被改为知大兴府事，兼中都路兵马都主管。到贞佑二年(公元1214年)正月，中都形势更加危急，城中粮食已尽，因缺乏食物而饿死的贫困百姓日益增多，民心动摇。军事上又没有进展，突围无望。时任大兴府知事的胥鼎认为应该立即想办法赈济救贫，以定人心。他想出了一条办法：“京师官民中如有能赡养贫苦百姓的人，应该按照他所赡养的人数，晋升官职以资奖赏。”于是颁行临时应急性的出售恩例的规定。比如，允许服丧者参加考试和做官，允许官户与监户的奴婢改变身份为良民等，但都得交纳一定数量的粮草。这些措施。救活了很多人命。到三月份，京城运粮的路已断，金宣宗下令搜集粟谷，派参知政事鄂屯忠孝搜求官府和百姓手中粮食，规定每户只可存两月的粮食，其余都要交到官府，报酬是爵位和银两钞票。当时有粮的人，有的先到胥鼎处交了，谷粟，但鄂屯忠孝想要得到更多军粮，以便在皇上面前表功．规定凡胥鼎所征收的，不许从数额中扣除。于是，百姓极为不快。造成当时粮价飞涨，无粮可买，百姓存粮仅两个月，又要被剥夺，引起中都城内极度不安。幸亏金宣宗听取了大臣们的意见，制止了鄂屯忠孝的行为，胥鼎因筹粮有功，四月被拜为尚书右丞。距相位仅仅一步之遥。这时，他仍兼大兴府知府事。
贞佑二年四月，金与蒙古鉴订和约，中都之围才得以解除。这时，南京留守布萨端等请求金宣宗移驾南京(今河南开封)，惊魂未定的金宣宗欲仓猝前往。左丞相图克坦镒坚决不同意，他力谏金宣宗：“皇上车驾一南移，北方各路都不可能再守住了。现在已讲和，聚集兵马积蓄粮草，坚守首都，才是上策。如果去南京会四面受到敌人的攻击。辽东是金国的根本，依山傍海，险要的地形足以凭靠，只需防御一面，可以做今后的退路，这是中策。”但此时的金宣宗早已成惊弓之鸟，哪里听得进去，恨不得插上翅膀尽快飞到南京。七月，金宣宗到达南京汴梁。蒙古一听到金主南迁，认为是南侵的好机会，于是撕毁和约，挥师南下进逼中都。以杨安儿为首的红袄军也趁机起事。南方的宋王朝的岁币也没有交纳，金王朝在南京根基未稳，又陷入内外交困之中。
胥鼎先被留为汾阳军节度使，兼汾州管内观察使。十一月，他改知平阳府事，兼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权宣抚使。当时，胥鼎对时局深为忧虑，希望能拯救国家于危难之际，于是，上书金宣宗，提出了积军储，备黄河，选官谳狱、简将练卒等13条建议，并针对当时物价过高的现象，指出：“今之物价高，其弊端在于钞票流通不畅，有出而无入。虽然院务税增收数倍，而所纳皆十贯例大钞，这有什么益处呢，今十贯例民间很多，以无所归，故市场交易多用现钱，而钞票每贯仅值一钱，还不及工墨之费。”他认为应当暂时禁现钱，并且令计司以军需为名，安排人力征收，则泉货(指贞佑泉宝)流通，物价也就平抑了。金宣宗采用了他的建议。从此，钱货不用，富人家内困于藏镪之限、外弊于交钞屡变的现象都没有了。
当时的平阳府两次遭受战乱洗劫，人户散走，各项修复事项都没有完成。打仗所需的衣甲兵器极少。仓廪之中已不足两月之存粮，而田里的夏季作物已被军队蹂躏怠尽，天又久不下雨，秋种还没有播下，虽然有部分人开始恢复生产，但都是老弱，不能耕种，哪里能满足朝廷的征求呢？蒙古方面刘伯林聚兵野狐岭，将深入平阳等地。胥鼎所要面对的是一个战御有期而储积未备的局面。他深为焦虑，请求皇上降空名宣勒1干，紫衣师德号度牒3千，以补军备。阜上责成有司如数给予，胥鼎才正式上任本路宣抚使。
胥鼎受任于存亡之际，奉命于危难之中。在紧要关头，他表现出了超出常人的谋略才能，他上任伊始，朝廷便想调走代州戍兵5000人，另驻他处。胥鼎闻之，认为此举无异于自毁长城。金宣宗南迁后，岭外军队都已南调，代州成为了边境要地。正应当置兵防守，而现在却要调走他的兵力，一旦元兵南侵，胥鼎所领的平阳失去了代州这一屏障，便首当其冲了。他马上上书尚书省，尚书省肯定了他的意见，皇上也下令同意了。
当时蒙古首领铁木真还无意逐鹿中原，对于金的战争也无非是掠夺一些财物和粮草。蒙古强而金弱，金采取坚壁清野之策略，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胥鼎所在的平阳府执行了这一策略，而北边的太原府却没有执行。胥鼎认为，这是朝廷犯的一个错误：“平阳府属于河东南路，太原府则是北路，元兵若来，一定先到北边，所以清野也应当先北后南。况且北路庄稼早熟，其野清了，元兵来后没东西可抢，则必当自止。不然南路虽清了，粮草却堆积在北边，这恐怕是引诱敌兵往南来呀。”金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不久，元兵来犯，由于采用胥鼎的正确建议，元兵没有什么收获果然离境而去。
在宫中寝食难安的金宣宗听说元兵自去，无啻于是喜从天降。他马上传令嘉奖胥鼎：“你以文武兼具的才能，身负治兵治民的重任，坐镇一方，巩固边防，为我分忧解难，谁能像你这样得力。望能更加发扬忠君勤民的品德，以取得安邦静国的功勋。”并以善用谋略使敌兵退出的功劳，晋官一级。
胥鼎身负皇恩重托，时时不忘光复国土，返都中京。战以兵为本，胥鼎认为练兵为要，当时胥鼎手下一批义军，有精忠报国之士，也不乏勇猛凶悍、盗窃亡命之徒。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他们便会成群结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胥鼎便自行设置总领义军使、副使以及弹压之官。每5000人设训练官1人，不光是预防作乱，而且要使他们武艺精熟，人人都能顶用。胥鼎的这支军队，在以后的金元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贞佑四年(公元1216年)正月，蒙古又发兵进攻霍、吉、隰三州，接着以6万骑兵包围平阳。大兵临战，胥鼎沉着应战，分兵把守。又设立官赏，预张文榜以鼓舞士气，接着四处招兵买马，招还协从人员7千余名，后又增加6千余名，让他们重新武装上阵。对被俘未归者多方招诱，已归者让他们居所从便。并优加抚恤。平阳城内军民上下同仇敌忾，元兵猛烈攻打了十余日，都被胥鼎派兵击退。
元兵虽退，河东内部形势又变得严峻起来。河东地区多山少地，平时即使地利不遗，夏秋两季都丰收，还常常需要从陕西、河南贩运粮食才能自足。而今河东屡遭兵事，劳动力减少，耕牛缺乏，土地得不到耕种。恰在此时，“屋漏又偏遭连夜雨”，发生了蝗灾和大旱灾，使得收成无几，粮饷匮乏。贫穷无依靠者已经没有东西吃了，富户收藏的粮食也被拿出来分发下去。解州地区屯兵数目很多，粮食储备仅能维持一个月。粮食告急，最迫切的问题是从外地调运粮食接济。往时尚能从陕西、汉中等地贩卖粮食过来，而今偏偏各渡口都设有卡子，不让粟麦过河。这可急坏了胥鼎，他马上奏请皇上允许民众自由贩运粮食，以缓解解州之急。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他又在河东继续推行鬻爵恩制，并进一步加以完善。凡补买正班的，依照规定只荫一名，假如有愿意多输的可增加一名，僧道已经具有师号的，也可以补买本司官。职官愿纳粟或不愿给俸及券粮者，宜量数给以升官。准许各路宣抚使发卖，以多获得粮食贮备。而潞州帅府遣官在辽、沁诸郡搜括余粟，还悬以重赏诱人告奸，州县害怕帅府，对百姓动不动鞭笞械击，所到之处，民众骚然。胥鼎则认为解决缺粮的问题不应该去搜括百姓，而应该淘汰冗兵，节省一此不必要的费用，并招集流亡的百姓，劝督农事，假如不这么做，满目疮痍的民众受苦受罪就会更加严重，即使敌兵不来而自身先陷于内乱。现在元兵已去而农事方兴，将适量留一部分士兵进行备战，其余的都遣送他们回去，一旦有警报，再进行征集，这样既休整了民力，又节省了官府财力，万一敌兵来了，也足可以抵御。举一事而两处获利，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胥鼎推行战时出征、战罢耕种的政策，及时恢复生产，以补给其需。在休战之时，他也没有放松对敌人的警惕。他派人侦知元兵驻扎在同州、耀州两地，意欲切断金军东西往来之路，于是委派河中经略陀满胡士门领军赴援。
不久，元兵欲攻取潼关。看来，他们不仅只想进攻河东、陕西，还将进取河南。枢密院已移文陕州行院及陕西邻境，让他们做好准备。但形势变化太快，这些地方可能还没来得及执行。胥鼎又召河南行院统军司，讨论抵御敌人的对策。元兵已经越过潼关，宣宗命令胥鼎增派兵力渡过黄河以牵制元兵。胥鼎临行时上章宣宗：“我一直念叨自己因国恩才擢列枢密院，只要有战事，我都应该担当。现在元兵人河南，将要到达京畿，我岂能只安据一方，坐观朝廷危急，而不去自告奋勇以少宽陛下之忧？”过去中都被围，而四方无援。现在京师有紧急情况，胥鼎先调遣潞州元帅左监军必喇噜岱带1万兵马，孟州经略使图克坦伯嘉带5千人的军队，从小路渡过黄河直达关陕，而他自己也亲率5千精锐兵马自平阳支援南京，金宣宗命令枢密府督军及时接应。
平阳距京师有1500余里，要是等到朝廷下命令之后才去救援，那么需三旬才能到达，肯定会贻误战机。于是胥鼎便身先士卒，带人马星夜兼程赶赴京师，又委任知平阳府事王质权元帅为左监军、同知府事完颜僧家奴为右监军，镇守河东。胥鼎还没到达汴梁，元兵已过陕州，自潼关以西列营扎寨。绵延数十里。胥鼎考虑到元兵已逼近京师，于是将河东南路的怀、孟诸兵合在一起共计1万5千人，由河中入援，又遣河中府判官仆散扫吾出领军趋陕西．合力抵抗元兵的攻势。胥鼎顾虑到元兵扼守黄河，于是通知绎、解、隰、吉、孟五个经略司，约定日期会合军队，成夹攻之势，等到元兵从三门集津向北渡黄河企图到达平阳时，胥鼎调遣军队迎战，元兵败退，金国收复了潼关。后元兵几次攻平阳，都被胥鼎派兵击退，于是元兵不得已退出。
兴定元年(公元1217年)正月，内外交困的金宣宗决定西征，企图在西边打开突破口，恢复失地，以补充兵源和物资，于是，他命令胥鼎挑选士兵3．5万人，交给陀满胡士门统率向西征伐。胥鼎认为出兵不合适，他分析当时的形势：自从北方兵乱之后，百姓粮食接济不上，兵力也不足，如果再次出兵，不仅运送军粮的劳役不堪重负，而且百姓也将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如果宋朝乘机而动，将无法将其制服，这是关系着国家社稷安危的大事。胥鼎认为目前金国只可以屯兵防备抵御南宋，不可西征。金宣宗权衡利弊，最终同意了他的意见，取消西征。这个月，胥鼎进拜平章政事(即宰相)，封莘国公。
老谋深算、坐镇一方
不久，金大臣珠赫嚼果勒齐又极力鼓动金宣宗进犯宋朝，本来只想保守国土，苟且偷生的金宣宗被他迷惑了，开始着手制定南侵的计划。兴定元年八月，胥鼎奉诏令发兵，以秦、巩、凤翔三路官军向南征伐。胥鼎上书诤谏说：“自从大安年之后，天下骚乱动荡一连数年，百姓徭役繁重，越来越疲惫，还要日日动用军队，远近民心动摇，没有捕获一个敌人，而我方众多的百姓饱受战争之苦。这是不可出兵的第一条理由。北面的蒙古，西边的大夏两国军队如果乘虚同时来到，虽然有潼关、黄河之险，恐怕也不足为凭，三面受敌，只怕是要后悔。这是不可出兵的第二条理由。皇帝迁到汴京，越发临近宋朝边境，他们肯定日益担忧，认真地防备，听说王师从唐、邓二州出兵，一定会在当地坚壁清野，使我军得不到任何东西，白自地耗费资财，这是不该出兵的第三条理由。宋朝与我国世代为仇，这些年以来不是没有雪耻的愿望，只是威惧我方的威力，不敢轻举妄动。现在我国都是乌合之众，急切地让他们作战，怎能保证肯定取胜呢？这是不该出兵的第四条理由。边境的民户，赋役繁重，已经贫困疲惫不堪，加上流离失所移住在河南的乡民，温饱都不能保证，由于贫穷所迫，产生了不少盗贼，如果宋朝暗地里招募，用他们作向导，那么国内有反叛者，国外有强劲的敌人，内忧而外患，这是不可出兵的第五条理由。今年春天将要发动战事，如果出兵不回来，一定会违背农时耕种，耽误了秋天边防用粮，这是关系国家社稷的大事，岂可以因为疆场利益而停止，这是不可出兵的第六条理由。”胥鼎不仅举出六点理由反对出兵，他还提出了中兴国家的战略，认为应当遴选文才武将，分布在近边州郡，敌人来了就追击他，敌人走了就全力耕种，以广备储粮。到了士气旺盛，民心稳定，国用丰饶的时候，自可以成中兴之业。但是，胥鼎的建议没有得到金宣帝的采纳。
金军南侵，起先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也遭到早有防备的宋军的顽强抵抗。金国元帅承裔等取得了宋朝的大散关，但大散关至蓦关诸隘，其地甚远，中间堡垒相望，如果想要分兵把守，非需万人不可。恒州、虢县所属数关，宋兵皆固守如旧，如果有什么意外就得分散大散关的兵力，而余下守大散关的兵力又不能支，凤翔、恒、陇等地也没有应援，金军虽取得了胜利，但陷入了进退维谷之中。胥鼎对此也一筹莫展，最后不得不出此下策：焚毁大散关，只屯兵边隘虚张声势。
兴定二年(公元1218年)四月，为金朝效力达三十年的胥鼎感到年老力衰，于是上书请求致仕。金宣宗面对这位肱股大臣的请求，也左右为难。他年事确实已高，但朝廷此时正值多事之秋，哪能失去这样一位有谋略的大臣。便派近侍劝勉胥鼎再为朝廷尽点余力。胥鼎终于留下来了。他是多么希望金国强盛，但岁月不饶人。他寄希望于金宣宗，向金宣宗提出建议，认为金宣宗细微末节的事抓得太多，天下之大，皇帝哪能有那么多精力去顾及呢？他希望金宣宗将这些细微末节的事交给各衙门去办，皇帝只操其大纲，委任大臣，坐收成算，恢复国土就会为期不远。金宣宗听了。心想自己一心想着宗庙社稷，操劳庶政，日夜不休，而胥鼎却责怪自己事必躬亲，心里甚是不高兴。
这年十月，陀满胡士门迁元帅左监军、行元帅府事，兼知晋安府、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他雄心勃勃，一上任便修城池，缮甲兵，积贮粮草，以备战守，但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胥鼎听说之后，便写了封信给陀满胡士门，劝勉他勤政爱民。他在信中写道：“元帅始镇河中，惠爱在民，听说你移镇晋安，远近百姓都非常高兴。去年元兵入侵，平阳没有守住，保全河东的只有你一个人。你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之外，一向以威德著称，在军事上不动声色而战无不胜。但近来听说，你在晋安治政过于刚烈，科征也太重。我为你感到担忧啊！古人说，驾御下僚不宽以待人，则人多祸患，用人有疑则士人不尽心出力。况且现在大兵临境，相邻地区都已空虚，小人容易躁动，这实在不能不考虑。希望你能够谦虚对待下属，以忠孝与人结交，严明赏罚，平抑赋税，在上为皇上分忧解难，在下当以为河东长城之托。”胥鼎的一番肺腑忠言，让陀满胡士门如沐春风，他悉心听取建议，勤政爱民，使河东南路一片安宁。
兴定三年(公元1219年)正月，胥鼎上言：“沿边州府官员既有减定资历年月之规定，至于掌握军队以及守御边隘的，征战行军暴露在外，备历艰险，应该一起予以减免，以示激烈鼓励。”对于军中的赏罚，朝廷规定在军前立功或犯罪的人，行省、枢密院、帅府都不得自行诛赏。赏罚都由朝廷出，使思有所归，这当然是合理的。但也存在一些弊端，有些军士犯罪，主将不能够及时实施惩罚，没有能起到警示作用，使得下属无所畏惧，军令也得不到执行。胥鼎奏请皇上，皇上下诏决定四品官以下的都可以裁决。
当时元帅内族承裔、移刺粘何伐南宋，所攻下的城邑多所焚掠。于是胥鼎上言：“承裔等奉诏令宣扬威，正所谓‘吊民伐罪’现在大军已攻克武休，将至兴元。兴元是汉中、西蜀的咽喉之地，希望帅臣们将所得城邑暂且不要焚掠，务必抚慰。真的要能使一郡能服服帖帖，秋毫不犯，则其他的地方，将不攻自下。假如他们拒绝王师，那才可以便宜行事。”
河中、晋安依山傍黄河，是关中陕西的屏障和兵家必争之地，经历战争之后，已经残破不堪，但大部分土地仍在金朝手中。如果这两地被元军占据，凭着盐池的富饶，聚集军队积蓄粮草．那么河津以南，太行以北，都不足以凭靠。朝廷认识到了这个重要性，便下诏命令太原、潞州。如所辖县缺少正式官员的，可让当地百姓推选他们爱戴的人作为长官，行省考察后委任其职务。并令运输解州池盐到陕西，以资助西北物质调配。胥鼎又身肩这一重任。
八月，胥鼎领兵赴河中，到晋安府所属地看到一件怪事。晋安府命令百里之内只留桑枣果木，其余的树木都砍掉。原来是左都监完颜闾山等奉皇上旨意进行清野，此时正是秋收季节，田里庄稼正等着收割，老百姓为了砍树而不得不耽误秋收。这既不能御敌又为害百姓，要是一朝发生什么紧急情况，所砍的木头又不能都搬走，那岂不是帮了敌人。其它的树木都砍了，而桑枣果木留着，这么做不是徒劳吗？面对这徒耗民力的举措，胥鼎上书制止。
宋金两军在南方征战不休时，北方元兵大举入侵陕西，金朝陷于腹背受敌。胥鼎料敌之策很多，朝中官员有的从中加以阻止，金宣宗对枢密院的官员说：“胥鼎的规划一定不会有错，从今以后，不用你们指指点点。”又派人对胥鼎说：“你专管一个方面，凡事可以酌情规划，不必一一都要朝廷批复，以至白白耽误了时间。”
胥鼎以年老为由屡次上表要求退休，金宣宗都不同意。他曾经推荐把胡鲁，说他的才能超过自己，让他来取代自己的位置。金宣宗认为把胡鲁也不错，但驾驭人才，处理机务都不如胥鼎。到兴定四年(公元1220年)，金宣宗不得已同意胥鼎退休。金宣宗最后一次把胥鼎召到朝中，亲自扶他坐下，拉着他的手说：“卿屡次请求退休，朕最初没有答应，我是看卿身体尚健，还能为朕治理国家。现在我听从你的要求，退休以后，仍可来京师居住，我遇到什么大事，以后还得向你咨询呢？”胥鼎听到金宣宗这番话语，不禁老泪纵横。他颤颤悠悠地走出太极殿，回头看了几眼自己经常上朝议政的地方，不胜留恋。
胥鼎虽然离开了丞相之位，但金宣宗遇到大事仍然经常请教于他。自兴定四年冬至次年春，金国雨雪降得很少，土地无法耕种，民心不安，用兵又经常遭到失败。金宣宗想诏谕胥鼎等老臣赴尚书省会议，征求处理这些国事的意见。后担心老臣们身体，不便远赴京师，便命令近侍到胥鼎等府第询问，胥鼎也把他所想如实相告，没有任何隐瞒。
元光元年(公元1222年)五月，蒙古军队驻扎在隰、吉、翼等州，对中原虎视眈眈。六月，晋阳公郭文振奏请起复前平章政事胥鼎。他说：“河朔地区数年以来处于战争之中，以前敌军都是秋天来春天走，现在已是炎热夏天还不回去，又不一味地杀人掠货，而是让百姓自由耕种，这恐怕是心机深不可测。枢密院常常传递公文让我会合公府兵出征作战，公府员说有分封，其实力量单薄，而且不能统一指挥，保住自己已不容易。如果朝廷不马上调兵援助，恐怕人们心目中会认为要放弃河北，实在不是好办法。前平章政事胥鼎，才能为相。他威望极高，以前在河东行省，人们都愿意为他做事。现在虽然退休，精力并没有衰减，请求让他带领重兵，统一管理各公府，同心协力防御作战，大概人人都会响应，那么就容易收复失地。”
元光二年(公元1223年)，金宣宗崩，金哀宗即位，金朝历史翻到了最后一页。金哀宗完颜守诸在即位诏令中说：“朕继承先帝的遗愿，凡对时局有利，准备扩大而没有来得及做的事，都要认真去施行。”但时局比金宣宗时更为危急，金朝陷于三面临敌的境地，而内部国库空虚，人才缺乏，稍明时局的人都对此深为担忧。有一天，一个男子身穿麻衣，看着承天门又笑又哭，人们责问他，他回答说：“我笑，笑看将相不堪其任；我哭，哭泣金国即将灭亡。”金哀宗听到后，也不由地伤心落泪。他多么希望能挽回金朝的颓势，也担心祖宗创下的基业在他手中断送。看看朝中大臣，都是庸碌之辈，当此国家危亡之时，要是能有一位大臣出来力挽狂澜，那真是江山社稷之福。他想起宣宗朝的肱股大臣胥鼎，在危难时刻，他总是挺身而出，而且足智多谋，才兼将相。金哀宗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于是正大二年（公元1225年），金哀宗重新启用老臣胥鼎，拜他为平章政事，进封英国公，行尚书省于卫州。
胥鼎一上任，河朔等地州郡多来归服他领导，金哀宗将大河以北的地区都归胥鼎节制。胥鼎感怀两朝对他的知遇之恩，仍老骥伏枥，但毕竟廉颇老矣，这位为金朝鞠躬尽瘁的大臣，像一头老黄牛，精力一天天地衰退。对政事，他已力不从心，虽然他的威望仍在，他想停下来歇一歇，也好松了一口气。这时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留给他的时日也不多了。他再次向金哀宗请求退休，并且推荐朝廷中有才能的人来代替自己。金哀宗实在离不开自己所倚重的老臣，他狠心地拒绝了胥鼎的请求，还勉励他说：“卿原来在河东时，国家残破社稷危亡，实在狠难以保住，而卿一去马上就稳定了局势，自从卿移镇河东，敌人就不敢入侵。为什么过于避嫌呢？况且君臣本是一家，我对臣子也并不另眼相待，你说的是外人话，是想得过头了。况且他人的才能谁能比得上你呢？你年事已高且长期辛劳在外，我哪里不知道呢？但是此事关系到国家积累百年的基业，河朔地区亿万生灵的性命，希望你能勉乎其难，一展雄才大略，共同努力把国家大事办好。”胥鼎奉诏以后，心里感到一种莫明的恐惧，不是死，而是生的恐惧，残破孤危之时，皇上将国家社稷之命运系于己身，他再也不敢言退休的事情。
正大三年（公元1226年）七月十七日，胥鼎一个人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他身边还摆着一叠叠的公文，他的脸是那么的安祥。在胥鼎死后的第八年，金朝灭亡了。
胥鼎通达吏事，有度量，掌握政局非常镇静，所到之处，不论贤与不贤的人都很敬重他，金朝迁都河南以来，书生出身而掌握一方军政大权的，只有胥鼎一人，金国朝廷由于连年征伐，导致国库空虚，民生凋蔽，时逢北面蒙古兴起，与宋和西夏的关系也日趋紧张，使金朝内外交困。到金宣宗时，蒙古兵围中都，金朝廷不得不南迁汴梁，虽有胥鼎等一批能臣奋力匡，但大厦之将倾，终究没有挽回亡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