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体仁弹劾周延儒用人不当，致使他举荐的山东巡抚孙元化丢了登州城。在明朝统治摇摇欲坠的情况下．这个罪责可不轻。 不过，周延儒是崇祯帝十分器重的一位大臣，要想倾覆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早在崇祯元年锦州发生骚乱时．袁崇焕请求拨
给军饷以平息士兵哗乱。诸大臣一致要求崇祯帝火速拨发内帑。唯独周延儒持不同意见：“军中一鼓噪就发饷，各边镇就会纷起效尤，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他进一步分析了部队骚乱的原因：“军饷不如粮食，山海关缺钱银但不缺粮，为什么还会发生骚乱？准能肯定这不是某些边将在要挟袁崇焕？”随后，他提出了一套应急措施：“事情紧迫，还是得发饷。但这不是长远之汁，应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以微臣之见，作为军中的大将．提倡‘罗雀掘鼠’．自力更生才是上策。”崇祯帝几乎为周延儒的“雄才大略”所倾倒．从此奠定了周延儒在崇祯帝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对于温体仁等人的劾奏，崇祯帝并不以为然。后来，宣府太监王坤秉承温体仁意旨，诬蔑周延儒编造的“羲皇上人”这句狂言是皇上说的。其实这句话的发明者是王坤本人，并不是周延儒。崇祯帝见问题牵扯到他头上，于是将这句话提出来追问。周延儒有口难辩，加上温体仁一伙又揭发出他收受巨盗神一魁贿赂，他的一些党羽相继失势。处于绝望境地中的周延儒不得不急流勇退。以患病为名，辞官罢归了。
　　这样，温体仁顺理成章地成了内阁首辅。
一朝失势
　　温体仁一味醉心于排斥异己，打击政敌，感觉到自己树敌太多，恐怕会招致别人报复。为了不给别人留下把柄，凡是他呈给皇帝的上疏，以及内阁拟定的有关文件一概未存入档案，企图毁灭罪证。
　　在温体仁辅政期间，上疏弹劾他的人不计其数。这些人不但没有扳倒温体仁，反而引火烧身。有的被罢官，有的被流放，甚至有人被当场杖击而死。
　　但是阴谋家总有失算的时候。
　　温体仁阴狠毒辣，表现之一就是对得罪过他的人一辈子也不放过。钱谦益被他排挤掉以后，一直闲居乡里，与当时一些文人儒士往来酬唱，日子过得倒也逍遥自在。一日，有个叫张汉儒的地棍忽然找上门来，请求钱谦益帮忙办一件私事。钱谦益知道这个人品行不端，所以一口回绝了。张汉儒对这件事怀恨在心，竟然跑到京城告钱谦益的黑状，硬说他在乡里结交了一帮朋党，整日散布怪论，诽谤朝政。
　　温体仁借这个机会逮捕了钱谦益等人。钱谦益觉得冤枉，遂向司礼太监曹化淳求救，说张汉儒之所以敢告这样的刁状，原是就利用温体仁与钱谦益之间的宿怨。他得知此事后，随即给温体仁打了个招呼。温体仁自恃皇帝宠信，又把这件事添盐加醋，密奏给了崇祯帝，要求一并处置曹化淳。
　　曹化淳可不是好惹的。他所掌管的司礼监是皇帝身边的要害部门。明代专权的许多大宦官都出自这个部门。而且司礼监向来和内阁在权力控制上有矛盾。温体仁想乘机对司礼监进行压制和打击，但没想到崇祯帝把温体仁的密奏让曹化淳看了。曹化淳吓出了一身冷汗。温体仁竞想整掉他！一不做，二不休，曹化淳毛遂自荐，要求亲自挂帅审理钱谦益一案。
　　曹化淳派特务四出侦查，弄清了张汉儒的奸状和温体仁密谋的内幕。他把这些情况详细报告给崇祯帝。崇祯帝这才恍然大悟，知道在朝廷内已形成了一个以温体仁为首的朋党。温体仁一看大事不妙，又使出他的惯用伎俩，装病在家，等着皇上去安慰、挽留他呢。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六月的一天，温体仁正同家人吃饭。忽然有太监传皇上圣旨，令削去温体仁官职，废为庶民。温体仁一下傻了眼。“当”的一声，手中汤匙掉在了地上。
　　温体仁回到乌程老家后不到一年，便一命呜呼了。
　　六年之后，李自成克京，清人人关，崇祯上吊，明朝灭亡了。
　　温体仁辅政八年，没有提出过任何经国济世的方略，没有建立过任何利国利民的功业，是一个十足的庸材，但在结党营私、玩弄权术上却是一个高手。《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明亡前夕，御史吴履中上书总结崇祯治国之失时说：“温体仁托严正之义，行媚嫉之私，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酿成祸源，体仁之罪也。”但是崇祯帝就因为温体仁“斤斤自守，不殖货脯”，所以“始终敬信之”，结果在短短几年之内将明朝拖进山穷水尽的绝境，可谓罪不容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