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干政几乎贯穿了中国2000年的封建历史，从完成中国大一统的秦王朝的赵高开始到汉朝的十常侍，唐朝的高力士，宋朝的童贯、明朝的刘谨、魏忠贤，以至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安德海、李莲英。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个甚至几个巨宦手握重权，封王封侯者大有人在，更后甚者被称为立皇帝、九千岁的，然而这一个个权顷朝野的人物几乎没有得到善终，最好的下场高立士被流放，而决大多数的结局是身首异处，如刘谨更被凌迟处死，魏忠贤自杀后被枭首磔尸。但在浩瀚的中华历史长河中，却有这样一位宦官，论名气绝对比不上赵高、童贯、魏忠贤等人，然而论罪恶却决不在赵高、童贯、魏忠贤等人之下，况且历史上的巨宦掌权往往只限于一朝皇帝，一旦皇帝更换则意味着灭顶之灾的到来，而此人却历经六朝皇帝而不倒，而更让人称奇的是此人最后得以告老还乡颐养天年，直到死后第二年才被人揭发，由皇帝下诏免官，查抄家产，此人就是唐代大宦官，据史书记载：杀二王一妃四宰相的贪酷二十余年亦有术自将恩礼不衰。生前任楚国公、兼统左右神策军，知内省事，死后追封扬州大都督的仇士良。
宠横殴击朝臣　乘隙控制军权
　　仇士良，字匡美，循州兴宁(今属广东惠州)人。唐顺宗时进宫，被分拨到太子李纯的东宫当差。唐顺宗李诵因支持王叔文等人谋夺宦官兵权失败，而受制于宦官。永贞元年(805)八月，宦官俱文珍等逼迫顺宗禅位太子。太子李纯即位，是为唐宪宗。宪宗即位后，受顺宗信任的王叔文死于贬所。柳宗元、刘禹锡被贬为边州司马。拥立宪宗即位的宦官都加封进爵。仇士良虽不是拥立宪宗的主谋，但因曾是太子东宫侍奉，也升为内给事，不久又出任平卢、凤翔监军，开始走上政治舞台。
　　仇士良出任监军，又被宪宗宠信，做十分骄横。一次，他路过敷水驿，要在驿站过夜。而那天监察御史元稹也投宿于此，且比他早一步到达。按照当封朝廷的规定，监军和御史等级相当，同在驿站歇息时，谁先到谁就住"上厅"（正房）。元稹先到，就住进了上厅。仇士良后到，可他坚决要住上厅，非要无稹搬出不可。元稹也不相让，出来同其讲理。仇士良竟不由分说，依仗受宠，对元稹大打出手，结果把无稹打伤了，脸被抓破了，鲜血淋漓。这件事轰动了朝廷，御史中丞王播上奏，弹劾仇士良无视法规，抢占驿房，打伤朝臣，要求按章处理。结果宪宗不但没给仇士良处分，反以元稹"年少轻树威，失宠臣体"为由，贬元稹为江陵士曹参军。李绛、白居易等愤愤不平，纷纷上书，替元稹叫屈。过了数月，元稹才升迁通州司马。
　　此后，仇士良便越发得意，行为更肆无忌惮。从唐宪宗元和年间到唐文宗大和年间，仇士良数次出任内外五坊使。五坊指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这些鹰犬专供皇帝狩猎作乐使用。每到秋高气爽之际，仇士良一伙便到京郊去放鹰走狗。所到之处，地方官员都需供饭奉酒，弄得到处鸡犬不宁，地方宫敢怒不敢言。老百姓只能默不作声，悄悄地自行张网，防止踏坏田园庄稼。但是，如果这些飞鹰走狗误投了罗网，那主必须重金赔偿，搞不好会被弄得家破人亡。时人对此起了一个专门名称，叫做"供奉鸟雀"。史书上称仇士良一伙的胡作非为"暴甚寇盗"。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始服长生药，性情变得暴躁多怒，宦官陪侍左右，经常被斥责甚至被杀。第二年，宪宗被宦官杀死，王守澄等宦官拥立唐穆宗李恒继位，任元稹为宰相。仇士良因以前曾殴击元稹，如今不敢狂妄，在宫中老老实实工作。长庆四年(824)，唐穆宗病死，唐敬宗继位，他比穆宗更荒淫无度。宝历三年(827)，宦官刘克明又把敬宗杀死在更衣室里。另一派宦官王守澄等联合宰相裴度杀死刘克明，迎唐穆宗的儿子江王李涵出来当皇帝，是为唐文宗。在这些变乱中，宦官命运生死未卜，起落无常，仇士良的地位却一直都没有受影响，看来他是善于察看风向，及时投向得势的那一派宦官的。在拥立文宗时，仇士良还出过一点力。

　　唐文宗登基后，封王守澄为骠骑大将军、神策军中尉。这神策军原是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破吐蕃后，在临洮(今甘肃岷县)之西设立的一个军镇名称，以成如谬为军使。安史之乱爆发后，成如谬命其部将卫伯玉领兵千余人出屯陕州，支援平叛。神策军原驻地被吐蕃所占。肃宗即诏卫伯玉所领之兵，也命名为神策军，并以卫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监其军。不久，神策军便完全为鱼朝恩所统率，遂由地方镇军转化为中央直隶部队。自此，唐朝宦官有了一支独立而具威慑力的武装力量。唐代宗大历初年，神策军以大量吸收方镇军队的方式进行扩编，并移驻禁苑，成为一支新的禁军。由于神策军与唐皇室生命攸关，因而得到了特别的优待，享受很多特权。如军饷比普通部队高两倍，军官升任快，高级将校很容易升任各地节度使，所得赏赐也高于他军。神策军的最高首长是左、右神策中尉。神策军统权属于唐中央皇帝。安史之乱，唐王朝几乎灭亡，而终能转危为安再维持百数十年之久，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宦官及其所统领的神策军，是军事上的主要支撑者。
　　王守澄自掌管禁军后，更加专横拔扈、无所顾忌。文宗不甘心做傀儡皇帝，一想到先朝宪宗皇帝(文宗的祖父)、敬宗皇帝(文宗的长兄)都是死在宦官手里，他就不寒而栗。大和四年(830)，文宗看到翰林学士宋申锡清正忠厚，便起用为宰相，并与他密谋欲铲除王守澄等宦官势力。次年，宋申锡又秘密联络了京兆尹王墦和御史中丞宇文鼎，准备由王墦搜捕，宇文鼎审理。不料，王墦私心很重，害怕事情不成反遭杀身之祸，竟然把欲在政事堂捕拿宦官的堂贴密示王守澄。王守澄当即与幕僚郑注秘密商讨对策。郑注建议他先发制人。
　　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宽和温雅，很有人缘。当时一般舆论都认为文宗多病，亲子幼小，若立兄弟，必是漳王。文宗对漳王一直耿耿于怀，很不放心。郑注看中了文宗这个弱点，就唆使他在神策军中供事的表亲豆卢著诬告宋申锡与漳王串通谋反，要拥立漳王为皇帝。神经过敏的文宗信以为真，果然上当，立命王守澄捕拿李凑及与宋申锡亲近的人，严加审讯。这些亲近人屈打成招，诬证宋申锡确有密谋。唐文宗以证据确凿，召集满朝文武；宣布宋申锡罪状。朝臣都知道这是个冤狱，有的就力主将此狱事移到外朝来覆按，宰相牛僧儒也替宋申锡作了一些辩护。郑注恐怕覆按再暴露出真相，就叫王守澄去劝唐文宗从宽处理。宋申锡这才免遭杀戮，被贬为开州(今属四川)司马。李凑也被贬为巢县公，表示放桀于南巢的意思。唐文宗本想用宋申锡除去王守澄一派宦官，结果反替宦官除去宋申锡。文宗并不察觉自己上当失败，还想继续用同样方法从宦官手里夺回权力。
　　大和八年(834)春，唐文宗突然发病，不能言语。太医医治无效，王守澄推荐精于医术的郑注前去试试。文宗即召时已被任命为昭义节度副使的郑注立即返京。郑注路过洛阳，特意邀请好友李训与他同去长安，并把李训引荐给了王守澄。因为是郑注所荐，芏守澄对李训深信不疑，很快就得到了重用。
　　郑注出身微贱，没有受过正规教育，青年时代为生活所迫，以医术游荡江湖。宪宗元和末年，因给襄阳节度使李恕治病而被收用。后来，李恕徙迁为武宁节度使，又把他带到徐州。由于他机智多辩，善揣人意，得到李恕的信任，开始参与一些军政要事。当时，节度使之下设有监军，全由宦官担任，作为皇帝的代表监督节度使。那时武宁的监军正是王守澄。他对李恕重用郑注很不满。企图让李恕把他逐出武宁军。郑注本来就无政治是非观，只知经营个人私利，见此就转而投靠王守澄，大得其欢心，从此又成了王的心腹亲信。不久，王守澄被召入朝廷任枢密使，把郑注带来京师。长庆宝历年间，王守澄专权朝政时，郑注为之献策出谋，干了不少坏事。
　　对于郑注攀附宦官的发迹历史，李训是知道的，同时他也因此得到一个启示：郑注能靠媚事宦官飞黄腾达，自己何不借助郑注，也走王守澄的门径。
　　李训应当说是个悲剧人物。
　　他的先祖陇西姑藏房李氏，是著名的地方豪姓土族。他的远房族祖李揆曾是唐肃宗的宰相。但到了李训一门，早已家境破落，沦为中小地主。李训自幼聪慧智敏，为人倜傥不羁，富有冒险精神。他善于辨论，能写一手好文章，于唐穆宗长庆年间进士及第，不久被征到河阳节度使府为掌书记。李训对官场的黑暗腐败深有体会，十分反感，常指斥当世操纵者为龌龊之辈。他自恃才高，有很强的功名事业心，"常以英雄自任"。然而现实却是无情的。他的父、祖都是布衣，没有政治靠山。他自己也不过是个仰人给使的幕僚，要想出人头地，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是非常困难的。李训的远房从父李逢吉在穆宗为太子时有侍读之恩，又有宦官王守澄为内助，于长庆二年(822)当上了穆宗的宰相。李逢吉为人奸滑，嗜权妒贤。李训是知道这些的，但又急于求取功名，出人头地，于是就主动投靠，成了李逢吉的亲信。后来敬宗宝历年间，李逢吉因与裴度不和，搞了一场政治阴谋，结果败露，作为帮凶的李训被判以流刑，被逐象州(今广西西部)。文宗即位后，大赦天下，他才被赦免放还。
　　按照李训的打算，取得王守澄的信任固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接近文宗皇帝，因为皇权才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唐文宗服用郑注的药方后，颇见效果，再加上郑注善承人意，口齿伶俐，不久就得到文宗的欢心。后来，郑注又劝说王守澄，把李训引荐给文宗。王守澄此时已把李训、郑注看成自己的死党，也乐于把他两人安排在文宗身边，好作为自己的耳目。李训精晓儒经，王守澄就以给文宗讲《易》为由，把李训引荐给了文宗。因李训是王守澄引进的，文宗开始对他存有戒心。但在召见的过程中，他被李训的博学多能、机敏才思和精辟的议论所打动，逐渐产生了好感，认为李训是难得的奇士。
　　李训、郑注虽然都是经由王守澄向文宗引荐的，但李训一直对宦官势力深恶痛绝。他媚事王守澄的目的不过是他作为晋升的阶梯，为其反对宦官势力创造一个起码的政治条件。郑注在李训的影响下，也已改变了过去投靠宦官的心态。同时，他们二人都看出文宗对宦官专权一直耿耿于怀，满腹怨恨。因此，李训在讲述《易》的时候，就有意借题发挥，议论宦官的种种罪恶以及民间对宦官的仇恨情绪，鼓动文宗下决心铲除宦官之祸。文宗这时正苦于对宦官无计可施，看到李训、郑注深受王守澄信任，认为与他们密谋清除宦官势力，可以掩人耳目，不致于像上次宋申锡那样引起宦官的怀疑。由于文宗与李训、郑注在反对宦官势力上立场一致，使文宗对李训、郑注更加信任和倚重了。王守澄把郑注、李训安插到唐文宗身边，原想隔断皇帝与正直朝臣的联系，以作其耳目，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两个人却迈出他的送命人。
　　郑、李二人，以王守澄为后台，有恃无恐，日侍于文宗左右，周旋于朋党之间，窃权干政，排除异己。为此，他们先联络李宗闵驱逐了李德裕。之后，他们又进谗于文宗，贬逐了李宗闵。不及一年，连逐三相。一时间，李训、郑注权倾天下，名震朝野。
　　此时的唐王朝，宦官把持禁军，专擅朝政，大臣中又各自树朋党，相互倾轧，地方上则藩镇割据，混战时起。文宗既虑党争，又恨宦官，他无时不想除掉王守澄等宦官，以雪元和以来的几度弑君之耻。文宗把心事密告李训、郑注，二人认为这有大利可图，都答应以诛杀宦官为己任。不久，唐文宗封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封李训为翰林学士、兵部郎中、知制诰，实际上起了宰相的作用。
　　宦官以王守澄、陈志宠为首自元和以来，盘根错节，已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势力。根除此党，谈何容易。李训、郑注经过计议，考虑当时"仇士良拥立文帝时曾出过力，可被王守澄压抑，没有实权，心中早有不满"，便向文宗提出起用五坊使仇士良，以毒攻毒，铲除王守澄。文宗同意，遂将王守澄的原神策军中尉授予仇士良，同时升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车容使。这样既夺了王守澄的实权，又给他树立了一个对立面。仇士良坐得渔人之利，当上神策军中尉后，同王守澄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接着，文宗又借追究其祖父宪宗被杀一事，逼王守澄自尽，对外只说他暴病身亡，并赠封为扬州大都督。时在大和九年(835)十一月。
　　王守澄死后，仇士良乘隙而出，掌握了禁军，形成了一个新的、以他为首的宦官集团。
甘露事变败北　朝廷公卿半空
　　铲除王守澄后，李训以功升平章政事。郑注做了凤翔节度使。仇士良担任左神策军中尉，兵权在握，又兼左街功德使。
　　那"功德使"又是干什么的呢?功德使是唐中期大量出现的差遣使职之一。起始于唐玄宗晚年。起先由沙门僧侣担任，后由宦官兼任。功德使的职责是管理所辖寺院僧尼及其宗教事务。当时，许多豪富之家为了逃避国家赋役，将田地、资产寄托于寺院，或行贿私买"度牒"，取得僧籍。王公贵戚贪求"超度"来世，也施舍大量钱财以"积功德"。僧侣们还利用各种手段，搜括民膏，用百姓"卖儿贴妇"的钱立寺建塔。当时京城长安，寺庙林立，僧尼数万，佛教寺院积聚了无数财产，"积功德"变成了"积钱财"，"功德使"也就成了"捞钱使"，成为宦官们争夺的美差。宪宗时大宦官吐突承璀因累立军功而得到功德使的任命，实际上是朝廷赏给他一个捞钱发财的大好机会。仇士良在文宗、武宗时连任左街功德使多年。他死后，武宗派人收缴他家的资产，只见珠玉金银都已塞满库房，每天用30辆车搬运，竟然费时一月之久，还没搬尽。武宗见了不禁拍掌称怪："朕库不曾有此等物"。不用说，这个美差为仇士良聚集了大量钱财。
　　李训拜相伊始，就向文宗进呈了治国安邦的太平之策，其首要任务是"先除宦官"。文宗十分赞赏。在唐初，唐太宗接受历史教训，对宦官有明确限制，只用来侍侯皇帝、宫室嫔妃和管理皇宫事务。到开元末年，唐玄宗荒于政务，宠倚宦官高力士。外间进奏的表文要先送到高力士那里，小事由他直接处理，大事才奏请玄宗，权势显赫。由于高力士为人谨慎，一直是玄宗的忠实奴才，在政治上未造成太多的恶果。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在纷乱中恶性膨胀，一发而不可收拾。大宦官李辅国公然对唐代宗说："陛下只管在皇宫内做享福皇帝，军国大事都交给老奴处理"。特别是自设立枢密使和左右神策军中尉的官职以后，宦官专权进一步得到了制度上的保证。这两个官职都是由宦官专任。前者的职责是把下面的奏章转呈皇帝，把皇帝的诏命下达朝臣，宦官因此能够参与国家机务，上下其手；后者统领神策禁军。神策军是皇帝的主要军事力量，负有卫戍皇宫的责任，皇帝实际上处在了宦官的监护之下。
　　宦官势力口衔王命、手握兵权。朝廷大臣的升迁罢留，常在宦官的把持操纵之下，连位极人臣的宰相都要看他们的眼色行事。那时，朝官衙门多在南面皇城，称为"南衙"，宦官办事机构在北面皇城，称为"北司"。南衙北司之间不断发生激烈斗争。宦官还勾结地方藩镇势力。藩镇也把宦官势力作为自己在朝中的政治靠山，这是造成唐后期长期战乱的主要根源。本是皇帝家奴的宦官现在竟成了皇帝的监护人，生死废立，全在宦官手里掌握，皇帝实际上已由宦官的主人变成了宦官的傀儡。
　　王守澄被鸩杀后，剩下的最大宦官势力只有仇士良了。王守澄是拥立文宗的老臣，由于是秘密鸩杀，对外并没有宣布他的罪状。同时为了安抚其他宦官，文宗诏命定于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六日把王守澄安葬在京东沪水上的白鹿原。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本来，在此之前，李训、郑注及宰相舒元舆已商定，由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作为以后诛杀宦官的外应力量。现在，他们决定郑注赶在十月赴任，在当地精选壮士，作为亲兵，待安葬王守澄之日，一方面请文宗下诏，令仇士良以下的大小宦官头目前往浐水为王守澄送葬；一方面由郑注以护葬为名，亲自带领亲兵，身藏利器，一举把宦官全部诛杀在浐水旁。看来，这是一个安全可靠的计谋，中要仇士良他们离开自己的巢穴，前往浐水，自然就会成为瓮中之鳖了。
　　李训是一个不惜一切搞政治阴谋的人。过去为跻身最高统治阶层，使尽心机投靠王守澄，现在，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又毫不犹豫地处死了自己的"恩人"王守澄。这次，要除掉仇士良，李训又怕郑注会抢了头功，影响自己的地位，心想，不如先下手，先杀了仇士良，再逐走郑注，这样就可以独得大功，朝廷上也就再无人与之相抗了，下一步就可以凭借获取的权力，实现他再建开元之后的政治报负。于是，李训奏明文宗，决定提前举事。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李训在人事、组织和兵力上，都做了积极的策划。这里，郑注已在凤翔任上，凤翔密迩京师，可以预防不测，作为外应。任命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王墦为河东节度使，要他们借赴镇的名义，在京师广募兵卒，作为基本武力。又任命韩约为金吾将军。金吾卫不过三四百人，力量不能与神策军相比，但它是朝廷的仪仗队，可以派作伏兵。此外，又任命罗立言为京兆尹、李孝本为御史中丞。京兆府和御史台是两个要害部门，而且其下还有不少卒吏、从人，可作应急需要。
　　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晨，唐文宗像往常一样，按照逢单日会见群臣接受朝贺的惯例，驾临紫宸殿，百官鱼贯而人，依班序立。然后应由金吾将军奏报："左右厢内外平安"。但金吾将军韩约今日不报平安，却上奏说："昨夜天降甘露，落在左金吾署后的石榴树上。""甘露"意为甜美的露水。寒冬不降霜而降露水，而且是甘露，这实是一件新鲜事。故此语既出，立刻在朝廷上引起了议论。善于逢迎皇帝的大臣们，纷纷说馐窍槿穑?斡朊苣钡娜烁?浅嘶?炕蟆＠钛瞪献嗨担?quot;甘露近在禁中，陛下应当亲自前去视看，以承接上天赐给的吉祥"。文宗故作惊讶，便乘辇移至含元殿，众官随后，又命李训等前往观视。李训良久而还，煞有介事地说："我与众人仔细辨认一番，不像真甘露"。唐文宗听后说："难道韩约撒谎吗?"于是，又令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再去检视。
　　这正是李训等精心设计的圈套。
　　仇士良等不知是计，前往探视。这时，李训见仇士良等人已去，便急忙传呼："两镇军士速入殿接受诏旨。"原来，李训私党王墦和郭行余并没到任，而是亲率兵士屯兵于丹凤门外，侍机行事。当王墦听到李训的命令，心里却害怕起来，畏畏缩缩不敢前往，只有郭行余率兵来到含元殿。
　　这时前往探视甘露的仇士良来到金吾署外。他抬头一望，只见金吾将军韩约神情紧张地朝门外走来，汗珠从额头上直往下流。仇士良见状奇怪，故意问道："将军为什么这样啊?"韩约似乎没有听见一样，未作回答。仇士良顿起疑心。他刚迈进金吾署的院子，猛然间一阵风吹起幕布，露出手握武器的士兵。老奸巨滑的仇士良立即感到大事不好，还看什么甘露不甘露，马上转身就往后跑。他一口气跑到含元殿文宗皇帝辇车前，气喘吁吁地说："朝臣们造反了!"边说边指挥太监把皇帝的辇车往东上阁门里推。李训见状急上前拉住辇车，大声喊道："陛下不可去!"仇士良怒叱说："李训，你想造反吗!"唐文宗护着说："李训不会造反。"仇士良两眼冒火，用手击搏李训。由于用力过猛被闪倒在地，李训乘机压住仇士良，速从靴中取出匕首欲刺仇士良。正在这时，几个宦官围上，扯倒李训，拉起仇士良就往里跑。
　　李训见事情败露，急忙呼喊："邠宁和河东的兵士们怎么还不出来保护皇帝?谁保护皇帝就赏谁十万钱!"这一声令下，埋伏的士兵以及担任警卫的士兵，还有御史手下的随从武士，都纷纷操起武器，呐喊着，一齐冲向院子，见到宦官就杀。霎时间含元殿前乱成一团，宦官被杀伤甚多。
 
　　唐文宗被太监们推进阁门以后，关闭了宫门。仇士良劫持到皇帝，得意地让太监们高呼万岁。接着，仇士良即命左、右神策军副使刘泰伦等率禁兵五百冲出阁门，疯狂报复，逢人便杀。
　　李训见大势已去，遂化装逃跑。百官惊骇，也都各自奔散逃命。
　　宰相舒元舆本参加了事变策划，此时佯装不知，对另一宰相王涯说："皇上要在延英殿召集我们议事吗?"不知实情的群臣也都跑来问宰相是怎么回事，宰相也说不知，让他们各自为便。这时，仇士良的神策军卫士五百人挺枪挥刀已杀过来了，不管三七二十二，见人就杀，被杀死的诸司吏率有六七百人。仇士良又令神策军分兵把守诸宫门，共抓获李训党徒一千余人，全部斩杀，血流狼籍，横尸遍地，惨不忍睹。
　　仇士良估计李训的行动是得到了文宗的许允，十分怨愤，便出言不逊。文宗此时也十分害怕，连一句话也不敢说，只得听其任意摆布。仇士良软禁好文宗，又命左右神策军将领率禁兵出宫，以搜捕贼党为名，大肆杀戮，连年过70的宰相王涯也未能免祸，被屈打成招，逼其手书，自诬谋反。宰相舒元舆无处逃避，只能束手就擒。仇士良又矫诏派出卫骑千余奔驰咸阳等地追捕逃亡人员，整个京城一片混乱紧张。
　　次日，文宗召会群臣，百官入朝，至建福门，仇士良已派人把守，不许随从进入。群臣只得一个挨一个走进大殿，终不见宰相和御史中丞入殿。由于昨日昼夜混乱，许多官吏被杀，原来的班序已被打乱，群臣只好乱次站立。开始，文宗不知王涯等已被捕，还嫌他们迟迟不上朝。这时，仇士良走到文宗面前，禀告说王涯谋反，已被下狱并把王涯的供词递给文宗让他阅看。文宗急召仆射令狐楚、郑覃等人近前，悲愤地问他们："这果真是王涯的笔迹吗?"令狐楚回答说："这正是王涯所写。王涯确实参与谋反，罪该处死。"文宗被仇士良所逼，只得下诏公布李训、王涯谋反罪行。
　　李训、王涯所谓罪行公开后，御史中丞李孝本易服潜逃，以帽遮面，直奔咸阳郑注处，途中被迫兵抓获。宰相贾链先隐匿在老百姓家中，后见躲不过就骑一头毛驴自归京城，行至半路，被宦官擒获。王墦聚集太原兵自卫，宦官鱼弘志派偏将来哄骗王墦，对他喊话说："宰相王涯犯罪，皇上任你为宰相，请立即入阁。"胆小怕事的王墦一听，大喜过望，立开城门迎见，神策军将士向他道贺，请他上马速行。行至城外，几个骑士将他从马上拉下，就地捆绑。王墦哭泣着说："都是李训连累了我呀!"王墦被带到狱中，见到王涯，气愤地说："你怎么也来了!"王涯讥讽地说："从前你泄露了宋申锡宰相的机密，你今天怎么能逃脱死罪呀?"不久，郭行余、罗立言也都被押进牢狱。
　　这一天，京城内外，兵卒剽掠抢劫扔未禁止，一些乱民也乘机报复私仇，相互击杀，人死甚多。文宗下令禁军在大街小巷巡守，击鼓警告，才最终制止。
　　李训逃出京师后，隐藏终南山。寺主宗密打算收留他，宗密的弟子们却怕受牵连而不同意，李训只好再去投奔凤翔。途中，又被搜查逃犯的士兵逮捕，押送回京。李训自知回京下场是死，他不愿受辱，就对押送他的人说："捕获我有赏。你们不如拿着我的头去领赏。"于是，押差合计后，就将李训砍杀，提着他的头颅入京报功。
　　李训被杀后，仇士良又派人将终南山寺院的宗密逮捕，要对他处以死刑。宗密脸不变色心不跳，并对仇士良说："我与李训交游已久。按佛家法规，见困则救。我因执行佛法而死，死得其所。"仇士良怕引起众怒，不得不释放了宗密。
　　事变的第三天，神策军将王涯等人押赴郊庙，皆腰斩处死。临刑前，宰相舒元舆坦然地对愤怒的贾餗说："汉文帝时的晁错有'智囊'之称，尚被冤杀，何况是我们呢?"说毕，从容赴死。金吾将军韩约最后被捕，仇士良指责他参与谋反，韩约刚强不屈，被活活打死，他们的亲属，不论亲疏，甚至连不懂事的孩子，也都惨遭杀害。他们的妻女，没有死的统统没为官婢。
　　再说郑注到任凤翔后，精心挑选了五百骑士，直奔浐水，准备依原计乘宦官为王守澄送丧时一网将其歼尽。当他听到李训提前发事被处死的消息后，又率兵回到凤翔，窥观动静。部下偏将劝他杀死监军张仲青及大将贾克中等十几位亲近仇士良的人，郑注不应。不久，监军张仲青和亲信李叔和邀请郑注宴饮。郑注自恃兵卫，贸然赴会，在饮酒时被伏兵诛杀。接着，张仲青又秉承仇士良之意，令李叔和率兵屠杀郑注附属一千余人。事后仇士良升张仲青为内常侍，李叔和为检校太子宾客，各赏钱千万。
 
　　至此，李训、郑注谋诛宦官的计划彻底失败，全案人犯被一网打尽。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甘露之变"。甘露之变，一败于李训密谋不周，用人不当：再败于仇士良奸猾残酷，结果是举义者身首异处，连累公卿重臣惨遭杀戮，以致朝廷上出现"公卿半空"的情景。朝廷成了宦官集的天下。
　　在甘露之变中，仇士良成功的劫持了皇帝挟天子以诛群臣，瞒过了天下的耳目。他成了宦官的大头目，加官封爵，当上了右骁卫大将军，另一个宦官头目鱼弘志当上了右卫上将军兼中尉。朝廷大权全部控制在宦官团手中了。
胁君凌相枉法　手毒心狠行恶
　　仇士良手毒心狠。甘露之变后，他一手遮天，气焰更盛。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此时"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
　　仇士良为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以追查甘露事件为由，对不依附自己者一概贬杀。京城内横尸遍地，一派杀机，仆射令狐楚对文宗说："参与李训事件的人都已被杀，族人也都尽灭。如今横尸遍地，腐臭难闻，实是惨不忍睹啊。"文宗听后也很伤心，下令将王涯等人的尸体埋葬。仇士良闻知后，怒不可遏，私自令人发掘其坟墓，将其尸骨统统扔到河里，以泄心中之恨。
　　甘露事变，李训、舒元舆、贾餗、王涯四相同时遇害，文宗又欲起用令狐楚为相辅政。令狐楚，是唐初名臣令狐德棻的后裔，时任左仆射。李训事败时，宰相都被仇士良抓到神策军中关押，文宗曾夜见令狐楚。令狐楚对文宗说："国家有三司御史，是用来治理不法之臣的。如今宰相却在宫内被宦官用刑，这那里还有法律的威严啊！"文宗点头同意。于是，就让令狐楚连夜起草了一份诏书，内说宰相王涯、贾餗的罪证不实，有些冤枉。这不啻虎口夺食，仇士良岂能容忍此举。为此，仇士良对令狐楚也就十分怨限。现在文宗欲让令狐楚为相，仇士良又岂能甘心?在仇士良的坚决反对下，受制于人的唐文宗只好作罢，遣令狐楚离京去山南西道任职。
　　令狐楚被排挤出去后，李石拜相入朝。李石为襄邑恭王五世孙，文宗时任户部侍郎。李训被杀后，以本官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时，仇士良等趾高气扬，凌暴朝臣，每次朝会，仇士良总是以傲慢的态度与群臣争论，李石往往以理抗争，说得仇士良理屈词穷。有一次，文宗在延英殿召集群臣议事。仇士良以斥责李训为名对诸大臣旁敲侧击，指桑骂槐。李石不慌不忙却语势凌厉地说："李训、郑注为乱京师，罪该万死。可是李训、郑注又是谁引进的呢?"原来，郑注、李训都是通过巴结宦官才入朝的，仇士良也是曾与李、郑一起谋算宦官王守澄后才得以发迹的。仇士良怕争说下去与己不利，只好闭嘴不语，无言以对。
　　有一天，文宗在紫宸殿喟然长叹，李石见状问道："陛下何事叹息，我能知道吗?"文宗说："朕叹息治世之难。朕即位已经十年了，却没有为百姓谋福利，有什么办法能使我不尸其位吗?"李石说："陛下治理天下，就应该使各级官吏尽职尽责，开源节流，体抚百姓，人自奋上"。"可现在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心情不舒畅?"文宗疑问。李石回答说："刑杀过甚，是导致人心不畅的主要原因。李训、郑注已被处死多日了，至今还在追查他们的余党，人人思危，诚惶诚恐，哪能静心创业呢?请陛下下诏安慰他们吧"。在旁的郑覃也进言说："欲治天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抚恤人心。"
　　文宗听后点头称是。仇士良惧怕激起众怒，也有所收敛，故未公开表示反对。可因此对李石偏袒李训、郑注而怀恨在心。
　　京兆尹张仲方惧怕宦官势力，不敢用事。李石因他位不胜任，奏请文宗把他调任华州刺史，改派司农卿薛元赏继任。薛元赏刚正不阿，颇有气节。有一天，他到李石府第中去，见李石刚坐厅办公，有一神策军将，与李石大吵大闹。薛元赏便大踏步趋入厅中，正色对李石道："相公辅佐天子，纲纪四海，今近不能制一军将，使他无礼至此，哪里还能制服四夷呢?"说毕，即呼侍从入厅，擒住军将，令带至下马桥候审。侍从拥军将先行，薛元赏随后上马趋出。至下马桥时，那军将已被剥去军衣，跪在道旁。薛元赏即命动刑。此时，忽有一宦官前来，说是奉任中尉命，请大尹过谈。薛元赏道："眼下公事正忙，一了即来"。当下杖杀军将，然后改穿白衣，去见仇士良。仇士良冷笑道："痴书生好大的胆，敢杖杀我手下的禁军大将?"薛元赏冷冷地回答："中尉是国家大臣，宰相也是国家大臣，宰相属吏，若失礼中尉，中尉将若何处置?中尉属将，现在失礼宰相，难道可以轻恕吗?中尉与国同体，当为国惜法，我元赏已穿了囚服，任凭中尉裁决，生死唯命!"仇士良见他理直气壮，视死如归，反而换了一副笑脸，设宴招待，心里却恨得肺腑发抖，盘算着如何除掉李石这个与己作对的强硬宰相，可一时又找不到好法子，于是就使出了最卑鄙的一招，派刺客暗杀这位"棱棱有风岸"的李石。
　　开成三年(838)正月的一天，天尚微明，李石就准备入朝议事。他骑马刚到亲仁里，忽闻前面有箭簇声，连忙闪避，说时迟，那时快，李石臂上已受微伤。幸亏他骑的那匹老马识途，受惊后驰归府第。正当他回返之里，又有一人邀击坊门，亏得李石伏在马背上，那马又受惊吓，疾驰而过，可马尾已被砍断，李石才幸免于难。李石明白这是仇士良使人所为。自从李训、郑注被杀，唐文宗惧怕仇士良几乎不能在位。李石任相后，敢于直言，又有魄力，不近宦官，一心维护文宗的威信。对此，仇士良岂能容忍?那里各部署均有仇士良的亲信，李石见自己无力回天，为保全性命，上表陈请辞职，交出了宰相大权。自此，仇士良便越发不把朝官放在眼里了。
　　宦官和藩镇，本是唐朝肌体上的两个毒瘤。但这二者有时又互相对抗，在他们对抗的夹缝中，皇帝也可苟安一时。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声讨仇士良说："王涯等人都是当代宿儒名臣，他们位高荣崇，都希望能保全名节，永存富贵，怎么会无端造反呢?如今大肆捕杀他们，并说他们是逆贼，真是含愤九泉啊?如此一来，天下志士仁人、贤能节士都畏祸隐居，谁再来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呢?"又将李训写给他的信让部将陈季卿送到朝廷，以证实李训无造反之意。
　　陈季卿来到京城，正赶上李石遭人射伤，京师大乱，不敢将信送上。刘从谏怒杀陈季卿，又将书信再次派人送至朝廷，并上书说："如今天下都知道李训是替陛下铲除宦官。仇士良等为了自己免祸，才先下手肆妄杀戮，反诬宰相谋反。即使宰相真的谋反，也应该由司法部『刁处理，哪有宦官纵兵屠杀的道理?陛下被宦官蒙蔽，对这些事看不到，也听不到。现在宦官在朝廷内外结党营私，为所欲为，我本想亲自去京师向陛下陈述，又恐遭仇士良等人暗算。我现在能做到的只是守卫边疆，训练士兵，如果陛下认为奸臣难以除掉，我可以举兵入朝，誓以死清君侧。"
　　刘从谏的上书送达朝廷，人人争相传阅。仇士良却十分害怕，唯恐刘从谏举兵入朝，急忙奏请文宗升刘从谏为检校司徒，想用高官厚禄来收买刘从谏。
　　仇士良原想用升官来堵住刘从谏的嘴，没想到刘从谏硬是不吃这一套。刘从谏越发来劲，接着上书说："我所陈述的问题都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事。如果认为可以接受，就应该为王涯等人平反洗冤；如果不能接受，赏我官职就名不正言不顺，哪有死冤不申我却封官加禄的道理呢！"一再表示不接受仇士良的授官。以后又多次上书，除揭露仇士良弄权外，还揭露仇士良推荐假国舅的事实，使仇士良很是狼狈。原来，穆宗的皇后肖氏，进宫时，父母已丧，有失散的兄弟一人。文宗想寻找这个舅舅，有个叫肖洪的人，自称是太后的弟弟，通过仇士良的保任，"许之厚赂"，果然被拜金吾将军、检校户部尚书、迁检校左仆射、鄘坊节度使。然而，此人后来"纳赂不满士良之志"，又得罪了神策军调往鄘坊的人员，于是，仇士良使人上书，说肖洪不是太后的亲弟弟，又推荐一名叫肖本的人，说此人才是太后的亲弟。这样，肖本又取代了肖洪。后有福建观察使唐扶上奏，晋江县人肖弘自称是太后亲弟。刘从涞上章论述二人都是假冒。经过御史中丞高元裕、刑部侍郎孙简、大理寺卿崔郇三司按覆，证明确实都足假冒。在事实面前，仇士良无计可施，对付办法就是制造刘从涞"窥伺"朝纲的舆论。昭义是个强藩，刘从谏也不甘示弱，便打出"清君侧"的旗号，依旧与宦官对抗。在强藩的声援下，文宗虽不能除掉仇土良等，但尚可苟且一阵。

立君废王杀妃　削官没籍应得
　　唐文宗生有二子，长子李永，为后宫王德妃所生；次子李宗俭，10岁即殇。朝中大臣曾多次上表，请立文宗长子鲁王永为太子，可是文宗喜欢的却是敬宗之子李普，故储君之事悬而未决。不料，大和二年(828)李普夭逝。四年后，文宗不得已才立长子李永为太子。太子生母王德妃姿貌不过中人，素来失宠，而后宫杨贤妃，生得花容玉貌，姿质丰艳，俐齿伶牙，文宗爱若掌珠，几乎言听计从。不久，她谗死了王德妃，又屡屡进言文宗，说太子短处。久而久之，文宗即有了废太子的念头。开成三年(838)九月，文宗欲废太子李永，召见群臣说："太子行多过失，不堪承统，应废立为是。"群臣俱认不可，顿首谏道："太子年少，近虽有过，将来自能知改。且储君关系国本，不可轻动，还望陛下矜全!"给事中韦温向文宗奏道："陛下只有一子，不善教导，乃至陷入狎邪，这岂尽太子的过失?"御史中丞狄兼漠也痛哭流涕，伏阙固争强谏。由于群臣的力争，文宗才不便决议，怏怏退朝。接着，群臣又连章论救。于是，文宗敕侍读窦宗直、周敬复二人到少阳院为太子讲经授义，申明是非。太子终未能尽改前非，仍颇好游宴，狎近小人。杨贤妃又密嘱坊工刘楚才及禁中女优等，诋毁太子。文宗虽每有所闻面责太子，但废立之事却终未成行。一个月后，太子在少阳院中突然暴死，五官流血，四肢发青，好似被人毒死。文宗前来验视，见状甚惨，不觉泪涌如泉，默思毙因，然无处觅证，只好殓葬了事。
　　太子李永神秘地暴死后，储君之事再次提到日事议程。杨贤妃乘机进言请立穆宗子安王溶为皇太子。宰相李珏认为立弟不如立侄，于是文宗乃于开成四年(839)立了敬宗少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
　　懦弱的文宗对太子李永之死常记心中。一次宫中表演杂技，有一小儿缘杆而上，众人兴高采烈地拍手称绝，只有一中年男子在竿下走观。其状惊恐。文宗见状便问左右，侍者告说那个在竿下心神异常紧张的男子是那个爬竿小孩的父亲。文宗听后，骤然想起太子之死，悲凉之感，油然而生，长叹一声说："朕贵为天子，却不能保全儿子，难道不是可叹可悲吗?"随即命驾返宫，召坊工刘楚才等人面加叱责，并以构害太子之罪将其杖毙。从此，文宗病重日甚一日。
　　开成五年(840)正月，文宗自知不能维持多久，便命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宰相杨嗣复、李珏人宫，商议奉太子监国。文宗病剧，朝廷内外惶惶不安，仇士良等唯恐太子之立，功不在己，因而时刻注意朝臣的动向。当宰相大臣们一人禁中，仇士良、鱼弘志便接踵而至，而对临死的文宗及辅政的重臣，仇士良口吐狂言："太子年幼，且有疾，请更议所立"。宰相李珏当即批驳："皇上已立陈王为太子，岂可更变!"坚决反对仇士良更立太子。仇士良、鱼弘志气得脸色发紫，鼻孔一哼，拂袖离去。是夜，仇士良等竟伪造诏书，私立穆宗第五子文宗第颖王李炎为皇太弟，并派兵迎颖王进宫，主持国政。同时，把文宗刚立的皇太子李成美复贬为陈王。仙韶院副使尉迟璋对立皇太弟之事不满，企图起兵作乱。仇士良遂将其捕拿斩首。两天后，文宗病死。仇士良等拥立皇太弟李炎在唐文宗灵柩前继位称帝，是为唐武宗。
　　武宗即位后，拥有援立之功的仇士良被封为楚国公，鱼弘志封为韩国公。仇士良为控制武宗，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对武宗说："杨贤妃曾谋立皇子安王溶，虽然由于我等发现才未能成功，但安王仍有很大影响。请陛下除掉安王以绝人立之望。"武宗点头应允，立下诏令，贬杨贤妃、安王、陈王自尽。可怜安、陈二王，平白无辜地死于非命，那个倾国倾城的杨贤妃求生无术，也只有饮毒自尽了。
　　八月二十七日，安葬文宗。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率禁军护送文宗灵柩赴章陵。刘、薛二人素与仇士良不和，在立储之争的分歧使矛盾更加激化，他们担心武宗受制于仇士良，会加祸他们，便密谋率军倒戈，诛杀仇士良。不料事情被仇士良党羽山陵使崔棱发觉，率军先发制人，刘弘逸、薛季棱被降诏赐死。
　　仇士良依仗武宗害死刘、薛，更加肆无忌惮，任意指使。很快，宰相李珏、杨嗣复也被罢免。李珏贬往桂州为观察使，杨嗣复贬往潭州为观察使。仇士良又劝武宗将其二人处斩，谗言说："杨、季二人，不愿陛下登基。今既外调，恐有异图，应早除为是。"武宗性急，听过仇士良一番邪谋，即欲遣中官前往诛杨、李二使。朝中大臣力谏，二人才免于一死。然后二人又被分别贬为潮州、昭州刺史。
　　唐武宗继位后，对仇士良表面假宠信，赐仇士良"纪功碑"，且封爵升官，可内心对他的专横十分不满，并且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有成为仇士良傀儡的可能。血气方刚的武宗暗中发誓要清除宦官。但这并非举手可成之事，要尽早摆脱自己受制于仇士良的困境，关键的一步是需要有一位能取代宦官控制全局的宰相。经过慎重选择，武宗在登基的当年九月，把富有政治才能、声望颇高的淮南节度使李德裕擢为宰相。
　　李德裕初为宰相，正值回纥入侵。李德裕雄谋勇断，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李德裕乘机上书武宗说："以往朝廷出征作战之所以失败，原因有三：一是宦官军权太大，宰相不能参与决策；二是宦官监军，束缚了将帅的手脚；三是每军都有宦官作监使，而监使又挑选军中青壮之士为卫队，只留下老弱病残者到前线作战。"在分析了原因之后，李德裕建议武宗应当立即削弱宦官的军权。武宗对李德裕格外倚重信任，因而对宦官也就疏远了。
　　宦官既和士族对立，而又同为唐政权的构成部分。宰相依附宦官，势必不得十人心；触犯宦官，又势必不得居相位。李德裕在任淮南节度使时，与监军宦官杨钦义打过交道，对他不卑不亢，摸出了对付宦官的办法。仇士良对李德裕当宰相，颇感恐惧，又听说李德裕对皇帝进言要"辨邪正，专委任"，更觉此人不好对付。仇士良为讨好武宗，便诱其"数出畋游，暮夜乃归"。李德裕便针锋相对，劝武宗"人君动法于日，故出而视朝，入而燕息"，要"节田游，承天意"。仇士良见武宗益信宰相，权归南衙，无隙可乘，真是既怕又恨，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仇士良也觉察到了武宗对他有厌恶之情，很觉懊悔。他没有想到，自己拥立的皇帝却在疏远自己。为发泄不满，扭转危机，便无事生非，造谣惑众，煽动禁军起来攻击宰相李德裕。会昌二年(842)，仇士良趁给皇帝上尊号的机会，大造谣言说："宰相主张削减禁军的钱粮，降低待遇。"同时，还公开对左右神策军的将士说："削减钱粮的事是真的，不过可以到中书门前找宰相争辩论理。"受仇士良的煽动，神策军大有骚动之势。李德裕闻讯后，赶忙进宫，详细地向武宗进行了报告。武宗听后，也觉事态严重，立即派出使者到神策军中宣布："下赦令，削减开支，是皇上的旨意，与宰相毫不相干，你们胆敢不服从皇上吗?"众军士听后，这才安定下来。仇士良见自己这一招不灵，不免有点心虚了。
　　仇士良横暴二十多年，不断被加官进爵，开成五年(840)，他已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右卫将军兼内谒者监，可谓官高位显。但仇士良并不因此满足，竟请求以开府官品荫其子为千牛备身(官名)。千牛备身是中央禁军左右千牛卫的属官，官位并不高，但却有实际权力。为此，给事中李中敏嘲讽仇士良说："开府官阶从一品，按制可以荫子。可宦官又从哪里来的儿子呢?"仇士良被这一质问，自觉羞愧，荫子一事只好作罢，嚣张气焰受到了一次沉重打击。
　　此后，仇士良感觉大事不好，整日惶惶不安，暗想：自己曾权倾一时，作恶多端，满朝树敌，四面楚歌，现在不如暂且退避，以避锋芒，也好免去杀身之祸，以保荣禄。会昌三年(843)，仇士良感到形势对自己很不利，一时又无扭转败局的章程，遂提出以老、病求散秩的要求，武宗给了他个"内侍监"，让其知内侍省事。仇士良只好借着梯子下来。不久，仇士良又提出要告老还乡，武宗也无意挽留，顺水推舟，允其所请。
 
　　仇士良临行的那一天，宫中宦官为其送行。在欢送会上，当酒酣耳热之际，仇士良回顾了自己四十余年的宫中生涯，把他行之有效、使自己"恩礼不衰"的一套充当宦官的权术，明白无误地传授给了他的徒子徒孙。
　　仇士良城府极深地对众太监说："你们对待皇帝，决不能让他闲着。他一有空闲，势必就去看书，或去接待儒臣，结果就采纳朝臣的建议、劝告，增添智慧，也就不去追求吃喝玩乐了。这样一来，对我们这些人就不会宠信了，我们也就不能专权了。为了替诸位今后的前程打算，我告诉你们一个好办法，也是我的经验之谈：要想尽办法弄钱财以供皇帝挥霍，要设法成天让皇帝追求声色犬马游猎，叫他每天都只想吃喝玩乐，极尽奢侈之能事，不留出一点空闲时间，让他流连忘返。这样，皇帝就无暇去听什么经术学问了，对于享乐刺激之外的一切政事也就不闻不问了，凡事全听凭我们摆布，这样一来，宠信、权力还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呢?"这番活，使得在场的太监们个个茅塞顿开，众太监听后如获至宝，纷纷向仇士良行礼致敬。当然，仇士良只谈出了秘诀的一半，没有说明的另一半，就是牢牢控制神策军，用禁军威胁朝廷。
　　仇士良临行的这一番自白，淋漓尽致地构画出一个窃国弄权宦官的罪恶嘴脸，同时，也反映了宦官这个封建皇权专制的伴生物在有唐一代的严重危害。
　　仇土良老了，退休不久就寿终正寝了。但他留下的那套挟制皇帝获取"恩礼不衰"的秘诀，"其党遵用其术不变"。自公元820年唐宪宗被宦官杀死，到公元903年，唐朝历经八个皇帝，除了敬宗一人是以太子身份继位外，其余七人全是各派宦官根据各自的需要而拥立的。敬宗虽不是宦官所立，却是被宦官所杀。
　　会昌四年(844)，宦官中有人告发仇土良图谋不轨，并在他家中搜出兵仗数千。武宗即下诏削其官爵，没收其家赀。
　　仇士良在宫中侍奉六主，拥立二帝，专权二十余年，先后杀二王、一妃、四宰相，尤其在甘露事变中，他对公卿大臣大肆杀戮，朝士吏民死在他手下的不计其数，可谓恶贯满盈，血债累累。
　　仇士良贪暴的二十余年，正是唐中央皇权削弱之时。他乘皇帝无能，大臣争权之机，渐渐地控制了皇帝，掌握了大权。二十余年中，他参与朝政，干扰国事，上挟天子，下凌宰相，生杀予夺，一任他好恶。他的阴谋奸佞所以能得逞，一方面在于他掌握禁军，不断地在左右神策军中树立党羽，排除异己，使得禁军唯他是听；另一方面，还在于他弄权有术，老谋深算。宦官本是皇帝的内侍、家奴，常年周旋于皇室、内廷之间，侍奉于皇帝左右，具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接近最高统治者的条件。在专制主义的封建皇权时代，在皇帝昏庸无能的时代，宦官的是非好恶，往往能左右至高无上的皇帝，误国害民，更不用说像仇士良这样蓄意弄权干政的阴谋家了。仇士良用事的目的就是让皇帝腐化堕落，不问政事，以利于攫取"恩泽权力"，达到"万机在我"的最终目的。
　　仇士良不光彩的一生，虽然也曾被以后一些窃国弄权的阴谋家所仿效，但他却是地道的千古罪人，始终受着历史的痛斥、鞭鞑，不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都会被正直的人们所唾弃。